众所周知，互联网的传播势头犹如燎原之火，可是，它横扫美国的速度真的快过广播或电视吗？

答案恐怕很有争议。但这并不能阻止这样一个观念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

在牛津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份百页报告中，两位经济学家引述了一组夺人眼球的数据：电话用了75年才吸引5000万美国用户，而《愤怒的小鸟》实现同样的规模只用了35天。而广播和电视达到这一里程碑分别用时38年和13年。如此精确的数据似乎足以说明研究人员经过了详细的调查。

但实情并非如此。

事实上，这组数据颇具误导作用。首先，它完全没有遵守同类比较的原则。电话、广播和电视的统计口径似乎是使用这些技术的美国家庭数量，都是由美国人口统计局测算的。而互联网、Facebook和《愤怒的小鸟》则包含了各类用户，但并不清楚究竟计入了哪些人。

“互联网”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互联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彼时，军方和科研人员开始将电脑系统连接在一起。但直到后来的万维网诞生，才真正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用户。

至于所谓的“5000万”：在1950年代中期之间，美国的家庭总数甚至都没有超过这一数据。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的所有发明肯定都要花费较长时间达到这一里程碑。事实上，更有意义的比较方式是看某项技术能以多快的速度被大量美国个人用户接受，而且不仅是在家里，还包括涵盖其他地方。事实上，多数美国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在工作中，此后才逐渐在家里上网。

当然，各种发明诞生时的社会和科技基础不尽相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斯科特·斯登(ScottStern)表示，类似《愤怒的小鸟》这样的应用的确可以在网络空间迅速接触到数以百万的用户——因为这套系统为它们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础。但电话系统建设之初却需要部署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速度自然慢了很多。

但讽刺的是，这张图背后的基本思想或许并没有错。

“新技术比老技术的传播速度更快——但从这方面来看，互联网并没有特别之处。”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迭戈·科明(DiegoComin)说，他专门追踪各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方式。例如，他的研究显示，心脏和肾脏移植等医学突破的传播速度与互联网几乎相同。

由此看来，这些有关科技渗透的数据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基础并不牢靠。事实上，这组数据的各种变种已经流传了20年之久，只不过你无法从牛津经济学家的那份报告所提供的图表中看到而已。

牛津的经济学家表示，这张图表源自花旗数字战略团队。而花旗数字战略团队成员桑迪普·戴夫(SandeepDave)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这组数据其实来自科菲·安南(KofiAnnan)，“因此我们以为自己使用的是联合国的报告。可惜，我并不确定是哪份报告。”他补充说，这张图表的作者并不是他的团队。

他所说的科菲·安南指的是曾经担任近10年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吗？

而实际上，戴夫提供的链接并非来自联合国的报告。而该图表的制作者G·科菲·安南也并不是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而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技术员兼作家。

“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安南说。他在本周参加SXSW互动大会时表示，那张图表是他从网上的各种“混搭”材料中搜集来的，而实际上，很多报告针对同一问题的提供的数据并不相同。安南还表示，《愤怒的小鸟》数据其实来自TheVerge和Engadget的博客文章。

但实际上，《愤怒的小鸟》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该应用上线1年后才达到5000万次下载。真正在35天内实现5000万次下载的是后来推出的《愤怒的小鸟太空版》。

事实上，把“5000万”作为一个里程碑也有着一段有趣的历史。挪威计算机科学家基斯勒·汉尼梅尔(GisleHannemyr)表示，他一直在追踪这个问题。他第一次发现有人使用5000万用户来对比各种技术的传播速度是在2001年。所以，他从那时开始搜集相关资料。2003年，他还专门就此发表了一篇的论文。

他认为，第一次用5000万来对比科技传播速度是1997年的一份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当时的报告首席作者是玛丽·米克(MaryMeeker)，也就是那位被尊称为“互联网女皇”的明星分析师。该报告对比了“新媒体吸引5000万美国家庭用户花费的年数”，结果显示，广播用时38年，电视用时13年，有线电视用时10年，互联网预计用时5年。

该报告使用的数据与花旗的报告相同，但把“用户”换成了更加严谨的“家庭”。不过，汉尼梅尔仍然感到担忧。

“与我之前认为的不同，这组数据或许并非完全杜撰，但其来源可能并没有严格使用各种术语，而且存在异类相比的情况。”他说。身为奥斯陆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当年曾经就此联系过摩根士丹利，但这家投行并没有解释究竟是如何得出的这个结论。

除了摩根士丹利自己的数据外，那份报告还引述了另外两个数据来源，包括密切关注有线电视行业的保罗·卡甘(PaulKagan)和两年发布一次广告开支数据的麦凯恩·埃里克森(McCannErickson)。卡甘承认他提供了有线电视数据，但埃里克森的发言人表示，她并不确定摩根士丹利使用了哪些数据。

于是，这些数据很快传播开来。汉尼梅尔发现，美国商务部1998年发布的一份名为《崛起的数字经济》(The Emerging DigitalEconomy)的报告中就使用了这组数据，还号称引用了安永的《互联网购物》报告，以及Interactive AgeDigital提供的有关在线电脑商店的文章。

美国商务部当时在报告中说：“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之前的所有技术。广播用了38年才吸引了5000万人；电视用了13年达到这一标准……而在向公众开放后，互联网只用了短短4年就达到这一里程碑。”

不仅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使用了这组“5000万”数据。不久后，新加坡的一家银行也在报告中使用了该数据，但却用它们来描述亚洲。没过多久，联合国也在2000年的报告中使用了这组数据——而引述的来源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当时负责编写该报告的办公室代表说：“该报告并没有引述具体的出处——所以15年后的今天也很难确定。”

这组似是而非的数据就这么传播了几十年。在英特尔2012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2014年进行了更新）也包含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数据。

在汉尼梅尔的调查过程中，他也列出了自己的一组对比数据——多数都源自美国人口统计局以家庭为单位统计的科技传播速度。他希望将这些数据的单位转换成个人用户，以便更加公平地完成对比。他还在论文中详细阐述了各种调整方案。

事实上，要判断一种科技的传播速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确定这种科技的诞生时间。从这一点来看，互联网似乎有些棘手。汉尼梅尔认为，至少有7个时点可以被视作互联网的诞生：最早的一个是RAND公司的研究员保罗·巴兰(PaulBaran)发明报交换技术开始，那一年是1964年。

他最终将1989年作为互联网的始点，那一年，第一家商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开始在美国运营。照此计算，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并不比之前的技术快多少：他的数据显示：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吸引5000万个人用户用时都不到10年。

但如果按照用户占人口的百分比来计算，还会得到更加出人意料的结果：互联网的普及速度甚至略慢于广播和电视。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教授谢恩·格林斯坦(ShaneGreenstein)曾经专门写过一本有关互联网经济史的书。他表示，米克1997年发布的报告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与1990年末极度亢奋的情绪相比，她其实已经很脚踏实地了。”他指出，米克当时经常发表警告性的言论，称互联网的高速增长终将放缓。

当时的报告还预计，互联网到1999年将实现5000万用户。

格林斯坦认为，这类数据的广泛传播再次说明了“互联网例外论”——在很多人眼中，互联网企业不会遵循其他行业的经济规律。

与此同时，在被问及能否提供1997年那份报告的数据来源时，摩根士丹利发言人说：“那是18年前的事情了。”但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答复。而米克本人也没有作出回应。

但无论如何，这组数据迎合了大多数人的渴望。它太符合人们的观念了，所以似乎已经没有了查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