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取消了一项在当地长达十年的禁令，即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而现在，这方面的尺度是由学校自由把握的。有两位学者研究了2001年以来在英格兰地区91所学校的13万名学生在携带手机方面的政策变动，结论显示在学生被禁止携带电话进学校之后，他们的考试成绩提高了6.4%，而成绩不好的学生影响更加显著，平均考试成绩提高了14%。

研究人员指出，这也显示出成绩差的学生更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成绩好的学生不管是否接触手机，都能够集中精力学习。因此他们认为，贸然的让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可能会拉大不同天赋学生之间的差距，让教育出现更多的不平衡。

今天观察我们的身边也会发现，电子设备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发达国家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手机进入中学甚至小学校园的过程，而现在我们身边几岁的孩子，也都拿起iPad玩的津津有味；而且针对平板和手机出现的早教软件，也早就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尽管一部分手机具有严格的分级制度，家长似乎很少使用这一功能。孩子们接触的手机一般都是具有完全功能的，大人们可以上什么网站，孩子们就能看到什么。而且，分级也不能阻止孩子们在安装了微博或微信之后去关注一些账号。苹果自带的Safari浏览器可以限制仅访问一些特定网址，但是通过微信调用的浏览器不在此限。更不用提很多孩子带的是安卓手机，通过各种root方法，任何防线都显得不堪一击。

拥有一台全功能的手机，可以让孩子们随时进行语音、短信和即时消息的沟通，这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找到了三篇不同时期的同题报道，似乎可以看出端倪。2003年的报道显示，当时日本多数高中不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但初中则是严禁的。一日本地方中学还致信家长，指出中学生原则上不应拥有手机，呼吁家长立即与电话公司解约。当年一位14岁的东京女孩对记者表示，不能想象在一个没有手机的世界里生活。“假如生活中没手机，那怎么行呢？”

到了2014年2月，东京都青少年问题协议会指出，日本中学生的网络依赖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造成了成绩下降、淡漠朋友关系、青少年闭门不出等问题。而到了2014年7月，日本内阁府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已经有42.8%的中小学生（你没看错，有小学生）觉得，对于无法直接说出口的话，更倾向于手机短信或邮件的方式表达。

长期以来，对于低年级的学生管理，都是以禁止携带手机作为一个硬性规定的。最近手机已经完全侵入了人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又不仅仅是休闲娱乐，所以就有了禁令的放宽，但是又不能完全放开。上个月，韩国引入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18岁以下孩子所购买的手机强制安装监控软件，允许家长获知开机时长、启动应用和浏览网站的历史，以及位置信息。另外，当孩子们搜索“自杀”“怀孕”“欺凌”等关键词，或是收到含有这些词的留言时，家长的手机便会立即接到警报提示。当然，这种举措招致了韩国中学生的强烈反弹。一位17岁的高中生打算等到19岁时再买新手机，“我宁愿（暂时）不买手机……这是侵犯学生的隐私”。

至于完全禁止携带手机（并严格执行），会导致一副什么样的青少年成长前景呢？也许应该从中国的孩子们身上找答案。中国孩子比较晚熟，进入大学才成为真正向社会靠近的过渡期，而好多国家这种过渡是在高中进行。在进入大学之前，尽管年龄一直增长，但是孩子们的所有做法却只是局限于学习本身，学习之外的社交能力以及性格的培养少之又少。可以说，一部分中国孩子在进入大学校园时，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的感觉，其他地方的孩子也许在十一二岁甚至更早就已经体会。这样，孩子就只是从岁数来讲已经成年了，但是自控能力以及心智成长的水平，却不一定就无师自通。其结果就是到了大一甚至更晚，只要学校还能够掌握住学生，依然要严格限制对电脑的使用。

其实，对于电脑和手机的应用，就像是性教育一样，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必须要面对。有一种说法是早接触早好，但是早接触也有可能会导致混乱。所以在这中间把握一个恰当的尺度，跟随必要的教育，同时还得保证必要的隐私，确实不容易。即便如此，我认为监控依然是所有措施中的下策——家长不能翻看孩子的日记本，可是写进了中学的《思想品德》课本的。

现有技术条件下，对于学生上网控制的最好方法，可能还是采取分级和家长控制技术。对于学生们来说，社交范围暂定于同学之间的话，使用短信和语音通话基本上能够满足平时的沟通需求，因此可以晚一点开放即时消息软件，并且对孩子们能够访问到其他网站和内容采取分级制度。而孩子一般都比家长懂电脑，因此运营商也可以考虑开设有针对性的学生套餐——从网络层面限制对某些流量的访问，并在家长定制套餐时充分知情勾选。这可以一定程度避免孩子破解家长控制。

最后，回想我个人的成长历史（我在高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现在已成为自己工作的IT资讯领域），我觉得所有的措施都只能浓缩为4个字：堵不如疏。最好的期待，就是家长能和孩子一同成长，不管是在电脑知识，还是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