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号，爸爸终于在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这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与病魔抗争的时间里，他终于还是输了，带着满心的不甘和遗憾，带着对家人的留恋，和对爷爷奶奶的愧疚---没想到还要九十岁的父母送自己离开人世。而我，在爸爸与病魔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见证的不仅仅是他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的大型医院，所谓的三甲医院，无一例外的就是两个字：傲慢。极其的傲慢，无视病人的痛苦。因为他们不缺病人，不缺给他们送钱的病人，少一个两个病人无所谓。

2015年12月底，爸爸在湘雅二医院查出患有一种极其恶性的肿瘤---多发性骨髓瘤。这种疾病死亡率极高，一经发病，生存期往往只有短短几年而已。就算是经过有效的治疗，七八年以后，也难保不会复发，到时又要重复治疗，花费巨量的金钱，最后还是受尽病痛的折磨而死。

因为湘雅二医院不是爸爸所在单位的定点医疗医院，两天后我陪同爸爸转院到了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是爸爸治疗时间最长的医院。在这里复查了一次，再次确定了病症是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方案就是用当下最好的最对症的治疗骨髓瘤的药物---硼替佐米，俗称“万珂”。价格也是高的离谱，一只3.5毫克的硼替佐米在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要价是12700元，一个疗程需要四支，起码要四个疗程才能见效。这种药物直到现在还没有进入江西省的医保药物目录，也就是说买这种药完全自费。其他的辅助治疗费用大概每个疗程是两万，通过大病医保统筹报销，自掏腰包大约5000左右。四个疗程下来，一起的费用是二十五万左右。

四个疗程很快过去了，疗效有那么一点点，但是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骨髓里的浆细胞含量依旧高达30%，而一般在经过四个疗程的治疗，浆细胞含量会降至2%-5%。而且爸爸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手脚发麻胀痛，到了无法入睡的地步。然后我们的三甲医院南大附二医院的诸多医生，居然无计可施，束手无策。整整两个月，两个月，我爸爸痛的无法入睡，而我们的三甲医院南大附二医院的专家，表现得既无能还冷漠。也不积极的寻找治疗方案，每天查房也不询问病情，每天就用一些普通的护肝护肾的药草草了事。最后我见爸爸消瘦得皮包骨头，到了马上就会撒手人寰的地步，然后强烈的要求医生给我爸爸打止疼药，用药的当天，爸爸就睡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第二天也是如此，一个星期以后，胀痛的症状有所减轻，手麻脚麻仍然有，但是已经可以入睡。病情虽然没有好转，但是精神开始恢复，然后南大附二医院开始催促我们出院。事实上，骨髓瘤患者使用万珂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并不是完全不能继续用药，可以通过减少万珂的使用剂量，拉长用药的时间间隔，一步步试探着继续治疗，这相当考验主治医生的经验和耐心。这种方法几个月以后在上海的瑞金医院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大夫那里得到了印证，我甚至都试探着建议南大附二医院的医生减少用药剂量，拉开时间间隔来治疗。我们的专家在翻了一通厚厚的教科书，然后再一张纸上细细地计算了一通，告诉我，必须严格按照书上说的剂量和时间用药，而这样的治疗量我爸爸是承受不住的，要减少剂量拉长时间，没见过这种方法。就这样，我们不得已放弃了接下来可以免费的四个疗程的万珂治疗，开了一些普通的抗癌药回家了，等于是放弃了第一次可以控制病情恶化的机会。

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四处求医问药，中药喝过几副，也没什么疗效，然后肌酐又涨上来了。爸爸非常抗拒透析治疗，因为爷爷已经尿毒症透析8年了。爸爸不想成为家里第二个插上管子做透析的包袱---这其实又是放弃了第二次可以控制病情恶化的机会，如果爸爸接收透析的现实，继续喝中药治疗，就算短期对病情没有效果，但至少不会恶化得这么快。于是我们又联系南大附二医院的医生，希望能继续入院治疗。但是被告知没有床位，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床位。这很明显就是不想接收，爸爸也很硬气，不去就不去，又不是只有你一家医院，先去湘雅看看，医保报销不了也认了。但是可惜，在湘雅二医院急诊呆了一星期，用了些药，输了血，还是没有床位，于是又转到了株洲人民医院。

这所医院虽然不是三甲医院，是由原来的铁路医院划为地方医院的，但是医生很热情，来这里的病人也是铁路职工居多，但是我爸爸患的这种恶性疾病不是他们能治得了的，这里的主治医生尝试着用普通的化疗药物治疗了两个疗程以后，爸爸的血小板急剧下降，癌细胞也呈现出扩散的趋势。主治大夫私下里找我谈过，告诉我病情已经很严重，他们肯定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保守治疗。于是我想带爸爸去北京看病，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听说这是中国排名第一的血液病治疗中心，能在里面任职的医生都是专家，我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奇迹，就算再花二十万三十万也认了。只因为我知道爸爸的求生欲望有多强---爷爷奶奶还健在，他自己还没当上爷爷，甚至还没见过自己的儿媳妇。

虽然爸爸已是步履艰难，还是硬撑着和我还有妈妈一起坐高铁到了北京。找到那家医院，挂了三天才挂到一个名叫“路谨”的专家号，这位路谨教授也是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个病很严重，治起来很麻烦，花费也很大之类的。我跟这位叫“路谨”的专家说，只要你愿意治，钱我会想办法，后果我们自己承担，不管你治到什么地步，我们都认了。然后她写了两个医院的地址给我，说是要下星期三才有床位，愿意等就等吧，再开了四天急诊的点滴，让爸爸现在急诊室观察打点滴。当时是礼拜五，打了四天的点滴之后，礼拜一，因为想再确认医院床位的事，于是再次敲开了路谨教授诊室的大门。没想到这次这位教授的态度极为恶劣，冲着我爸爸直嚷嚷：你这病能不能治心里没数么？就算能在这儿治花费你也承受不起，又没有医保，我们这也不缺你一位病人，你还是打道回府吧。听得我爸爸目瞪口呆，凄惶无语，只能步履蹒跚地走出诊室，打完点滴后，在旅馆睡了一天。好在第二天首都医科大附属复兴医院来了通知，有床位，愿意接收。爸爸不管不顾了，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住了进去，住了两天才知道，这是一家社区医院，病房四百块一天，北京本地的病人住的病房七十块一天，已经没有了。在那里每天的花费在四千左右，总共住了六天，最后一天的花费是六千多。在北京血库也吃紧，买了两袋血小板，中介费就1200多。

这家医院的大夫治疗方法很有独到之处，一个劲的忽悠让爸爸住ICU病房，花费每天10000起步，但是不保证疗效，进去容易，能不能活着出来就不能保证了。如果死在里面，就必须在北京火化。我提出想先做普通的透析治疗，他们的回答是，普通的透析也存在感染的问题，一旦感染就是败血症，基本也只能在北京火化，而且普通的透析也不会比ICU费用低多少，听得我和妈妈凄凉无比，感觉进了屠宰场了。

9月20日，爸爸已经陷入了昏迷，神智不清。骨髓瘤的病人去世前会受尽痛入骨髓的折磨，爸爸陷入昏睡，但是又无法入睡，每过几分钟，他就会被剧痛惊醒，坐起身来，挥舞着双手，像是快要淹死的人想抓住一块木头，嘴里叫着：“妈妈，我要妈妈，，”。医生不在，我们无计可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心跳从每分钟150下，降到140，再降到130，然后100，90，80.我们意识到不对劲，赶紧叫来值班医生，可笑这个饭桶医生，居然告诉我们病人心跳80是正常的。等到爸爸的心跳降到70，然后是64，就直接停止了呼吸。这时候这个饭桶医生才火急火燎的做抢救，打强心剂，做人工呼吸，可惜早已经是无济于事，这时已是22点57分。爸爸在一家三甲医院生生被剧痛熬干了所有的精力，油尽灯枯。凌晨三点以后，我们把爸爸的遗体运回家中，场景太过凄惨，实不忍言。

爸爸去世一个星期了，我终于定下心来写下上面的话，并不是想抹黑医生，我们都碰到了很多医生都很不错，很热心。我只是觉得，中国的大型医院都太骄傲，太不把病人当回事。医生的技术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超，有欠火候，但那并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没有一颗为病人着想的心。自己治不了，就想着把病人赶走；不想着减轻病人的痛苦，只想着怎么从病人身上多刮点油。看看现在的医患纠纷，国家虽然出台政策严惩医患纠纷，以中国老百姓的老实，伤医案件基本不会再有，但是医生的医技医德能有多高就不是一两条政令，派几个警察站岗就能改变的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