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他们带着时代的荣耀迈进了大学的校门；2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法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评论称“他们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在今天看来，78级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本科毕业生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

　　新浪网于2007年5月29日10：30，特别邀请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学生、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玫做客“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追忆西南政法大学1978级“

　　神话”。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新浪嘉宾聊天室。今天做客的嘉宾是西南政法78级的两位同学，当然是当年的同学，现在他们已经卓有成就。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西南政法78级的同学们当时在校的生活以及他们这些年来所见证的中国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先来介绍这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先生，霍先生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霍宪丹：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玫老师。

　　李玫：大家好！

　　主持人：有一段文字是这么描述西南政法78级同学的，“29年前，他们带着时代的荣耀迈进大学的校门，29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成为法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有评论称，他们撑起了中国法律的半壁江山。”这是对于78级西南政法同学的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他们当年是怎样迈入校园的呢？先请二位回忆一下，当年你们入学第一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看到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李玫：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入校的时候因为是刚刚恢复高考，全国高考的第一届，恢复高考第二届，在司法部的几个院校当中西南政法是78级首批招生。校园的情况当然条件是比较艰苦了，反正我印象最深得是爬了好几个大坡，然后上了“东山炮楼”，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宿舍了，最大的印象就是一进宿舍，几个架子床上一人一个草垫子，我问这是干什么的，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不知道重庆的生活，然后听别人说你的褥子要放在草垫子上，因为可以隔潮的。

　　主持人：四川美术学院的77级同学回忆时，也说过床上的草褥子，是不是在西南的学校当时都有？

　　李玫：是的，我印象最深得就是草垫子，最后觉得这个草垫子作用还是很好的，陪伴了我们四年。

　　霍宪丹：刚才李玫讲那个草垫子很新鲜，但对我们很正常，因为我是从成都来的，而且重庆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对草垫子的认识在四川很经常，我们在家里也铺的，我在学校四年冬天铺草席，夏天铺凉席，底下就是草垫子，当然到了夏天蚊子也被热死了，苍蝇也被热死了，就拿草垫子直接到田里睡觉。

　　上大学那天，我一下火车，看到的就是西南政法学院迎新的旗子，横幅，红旗飘扬，迎新的老师就像亲人一样，感到非常亲切。坐的是敞篷大卡车，拉到学校里面去了。

　　主持人：当年78级一起入校的有多少同学？

　　霍宪丹：因为我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司法部教育司工作，从事法学教育管理工作20多年，据我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中国1977年全国招生人数，也就是说我们30年前全国招生人数是223人，加上74、75、76的工农兵学生，那时候在校431人。到了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将近一半，有364人，这都是法律专业的，此外还有62个识字班的学员。364个人基本上占了半壁江山。

　　主持人：看来西南政法在中国政法领域的中坚力量占到半壁江山和当年招生人数就占半壁江山是有关系的。现在在司法界、政界、教育等不同的领域，有哪些人是我们西南政法78届的同学？

　　李玫：我一下也说不很全。大家评价说成为了法学界的半壁江山，这句话就意味着有很多的成名的同学。司法界的话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都是学法律的，在司法界主要就是公检法，法院系统可能是最多的，最高法院的黄松有副院长，还有江必新大法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咱们国家高级干部任命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公告要上人民日报，任命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时候那一个任命的公告上就有西南政法78级的两个同学，就是黄松有和江必新，这种情况很少见。

　　还有各个省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太多了，回头我给你找个名单给你报来吧（笑）！那个太多了。最典型的原来四川省高级法院，好像院长、副院长都是西南政法学院的，这种情况是很集中的，也是很少见的。还有就是省院的厅长这个方面的同学。

　　像政界就比较多一点了，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周强，他从团中央第一书记到湖南省做省长，夏勇同学非常厉害，现在是国家保密局局长，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学校的时候就非常优秀。

　　霍宪丹：对，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门门第一……

　　主持人：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呢？

　　李玫：学习好，认真！我感觉就是要向他学习那种感觉（笑）！然后还有国务院法制办的副主任张穹同学，像胡泽君做了司法部的副部长，很多！一下把哪个领导同学忘了我就不好意思了，很多！（笑）

　　学术领域法学界的名人就比较多了，大家也熟悉，像贺卫方、梁治平、赵旭东等等都非常有名。

　　霍宪丹：我插一句，梁治平和赵旭东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两个好像还是上下铺，梁治平在学校就表现出他的思辨能力非常强，每次研讨问题经常发言的是他，讲的比较多的也是他。还有一个就是王敏远（编者注：王敏远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诉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很活跃，我跟王敏远现在接触比较多，但是惟一不同的就是他现在体重比以前增加一倍以上（笑）。

　　主持人：结合这些同学在大学时的表现，再看他们现在的发展现状，能够看到他们成功的必然因素吗？

　　李玫：这个我倒觉得还没有什么必然因素。我谈谈自己的想法，78级年龄构成是非常非常悬殊的，我记得十班的班长入学的时候，他爱人做了两个书包，他儿子上小学，他上大学，同时入学做两个书包。我和贺卫方都是应届学生，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玩伴，同学。

　　霍宪丹：这种现象恰恰符合法学教育规律，文革十年把这些十年中间的人才堆集在一块儿了，我们叫汇聚在一块儿了，到一块儿以后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阅历，不同知识背景，不同的爱好，在一块儿大家共同学习一个法律，在思想上，性格上，人生经验上发生交汇和碰撞，反而有利于大家对法律的理解。但是说实话那时候法律没有更多的内容，很简单，更多的是思维方法，学习方法。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年龄小的同学不出声，年龄大的人神吹，慢慢他们开始发言了，慢慢他们开始研究了，所以大学期间，像贺卫方，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走入了研究的领域，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人生积累思考一些当时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如何发展，怎么发展。

　　李玫：因为我们年龄构成都不一样，由于文革期间积淀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恢复高考以后这些人涌现出来。在我们每个班上，我们78级11个班，一般都35个同学左右，在不同的年龄当中大家互相影响，生活阅历特别重要，你被有阅历，有经验的选手带快了，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刚才你说当时看见什么？没有的，大家就是经过交融，学习，思考，然后逐渐积累起来的。

　　而且大家当时对自己所学的专业非常投入，认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第一次开展讨论的案件就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她是新疆农场的一个女工人，因为受了很多气拿起枪杀人，当时我们就辩论，如果你是律师，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考虑，然后就在这种氛围当中提高自己对法学的认识，对法学的理解。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大家在交流和沟通，像77、78级他们在中国大学教育历史上与其他届别不同的就是，这几届的年龄差距非常大，在这些讨论当中……

　　霍宪丹：包括79级，我们一般叫新三级学员。

　　主持人：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就会有互相的影响，李老师您当时算是小同学了，霍老师当时算是大同学，这种大同学，中等同学，小同学之间互相交流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吗？

　　霍宪丹：它是全方位的，一般年龄大的人都经过了文革的岁月，那时候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对国家发展，如何发展都在思考，所以有很多疑问和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到了学校以后大家都在说，那时候文革之后，正好是无禁区的时候，应该说思想非常解放，什么问题都涉及，什么问题都能探讨。

　　主持人：有一段很优美的描述来展现78级同学，说：“正是从78级的学生开始，西政人就表现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他们一边走在泥泞的小道上，一边谈着对世事惊世骇俗的看法。”是不是忧国忧民，或者说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我们西南人当时的一种精神气质？

　　霍宪丹：那个不光是西南人，对整个国家发展抱有希望，抱有崇敬，抱有信心的情况是当时整个国家的状态，西南这帮人有机会进大学非常珍惜，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口号，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那时候是玩命的学，大家都是比着来。

　　李玫：这是一点不开玩笑，真的这样的。

　　主持人：刚刚霍老师也谈到了，学的非常勤奋，当时学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李玫：我们经常在打炮声中上课，上着课那边就敲锣了，用四川话喊：“打炮了，同学们注意了。”在这种情况当中，可能对那种学习的机会就更珍惜，一个是恢复高考终于能上大学，大家心态上的珍惜；还有学校这种环境，环境的不容易，等不放炮了，更安静了，那会儿抓紧学习。

　　霍宪丹：那时候好的是空气没有污染，因为描写生活这方面我们西南78级出了一本书，叫《遥想当年》。有一点，西南同学见了面亲和力和认同感非常高，这是非常突出的一点。也显示西南的法律本科教育质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李玫：对，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觉得这种亲和力，一个就是我们共同的四年的经历，还有就是学校的氛围，这种氛围包括很多，比如地域，西南的麻辣的东西，还有当时那种比较艰苦的环境，还有同学们之间的那种和谐，还有老师对我们无私的给予。

　　霍宪丹：她的问题引申到了这，我也说两句。我们讲两个名词，一个叫西南情结，你看《遥想西南》就可以看到，第二个叫西南现象，刚才李玫也分析了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西南现象？

　　主持人：为什么呢？有哪些原因？

　　霍宪丹：我先说一下，李玫她们班的张建田写了很多这个资料，我原来有篇文章里面讲了几个方面，当然可能讲的比较严肃。为什么出现西南现象？第一是占了天时，文革中法学教育几乎空白，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是66年到72年的7年中一个都没招，74到76年北大等招了180人，这10年中间几乎是空白，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而这个跟邓小平先生有关系，西南重新恢复招生报告正好是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管教育的时候亲自批的。恢复的时候，他的师资力量在，所以占了天时。天时还在于聚集了十年的社会优秀青年同一时间涌现过来。加上这些人又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阅历和年龄层次，这正好符合法学规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

　　第二，占有规模效益，光340多人就占据了半壁江山，整体规模在这儿摆着，倍增效益很突出，所以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人才的优势了。

　　另外一个，西南的地理条件，西南政法学院远离市中心，很难得到外面去，不受外面的影响，大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学习，即便我们有时候出去一趟，就是买书去了，又来了什么新书到新华书店去买，那时候我们几乎步行到市中心，然后再步行回来。

　　第四点，西南政法学院的校风与四川的人文地理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所以我们总结我们是做事的人，非常执着，不怕得罪任何权威和领导，认为该做的事一定做到底。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太适合现在的一些规则和潜规则，所以这几个方面说起来就构成了西南现象的一个特殊的环境。

　　当然开玩笑说，还有第五个原因，一进校以后因为校线之争，我们跟四川外语学院打过架，他们那边大部分是女孩子，我们这边全是小伙子。本来如果不打架正常交往，可能很多人都谈恋爱去了，结果一打架双方的正常交流没有了。所以78级据了解只有一对恋人成功了，西南政法的小伙子跟川外的女生谈恋爱。那时候学校里边男女生同学之间谈恋爱是秘密的，不敢公开，所以我记得79级第一对公开亮相谈恋爱的我们给他取了外号，叫麻辣鸡丝，怪味胡豆（笑）！

　　所以我就讲特殊的原因造就了这个现象，拼的比的都是学习，当时大量思考的、学习的新知识，尤其结识了新的系统的东西之后，就开始发表文章，甚至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到处张贴。

　　主持人：有一个回忆文章也说，当时78级学生是拿着饭盒在食堂门口吃饭，同时还眼睛瞄着墙上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是不是……

　　霍宪丹：对，各种交锋、各种观点。

　　主持人：当时大字报都是什么样的内容，还有印象深刻的吗？

　　霍宪丹：我记得解放碑贴了一个，三个人一块儿写的，记不清楚内容了，因为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李玫：我也是，大字报内容记不清楚了，但是很热衷于看大字报。

　　霍宪丹：那时都是坐在一块儿围成一堆，聊这个问题，天天开卧谈会，天天争论问题。

　　主持人：哪些东西成为我们卧谈的主要问题？

　　霍宪丹：生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包括法律上，学习中的问题都有。

　　主持人：卧谈会最后大家能够得到什么体会？

　　霍宪丹：各自都有体会，比如讲“法是什么”，我们班就争论了很久，“什么是法，法是一个制度还是一个理念，还是一种思想，真正法是什么？”就争论了很久，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可能都很初级的问题，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定论，还没有成批的介绍。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很关注书本，我记得有一套丛书叫做汉译世界名著，那个书出来以后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我记得我们很多人都是节衣缩食，就为了买这个书。他一会儿出了新书，一会儿出了新书，大家就结队出去买，这个是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和知识界影响非常大，包括论法律精神等等，都在里面的。

　　主持人：刚刚您讲到西南政法出来的同学都是一群做事的人，李玫老师和我在沟通的时候她也说过，当时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就比较务实。那这务实的课是怎么上的？

　　李玫：我的感觉，大学法律系，我们称的叫学院派，他们比较注重于理论的培养，理论非常重要，哪个学科都是一样的，我们在学校也是理论基础打得非常好。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西南政法的学生，特别78级，刑法理论学得最扎实，特别成系统。

　　主持人：是什么原因让他特别扎实？

　　李玫：可能因为老师讲得很好，这是一个，热点问题人们觉得有切身感受，还有一个刑法理论可能相对于成熟，再加上它的总论，分论，犯罪构成，学法律是一种逻辑概念东西，特别强烈，所以大家对这种东西掌握的很深刻。

　　但我想说的是务实这一块，理论我们很扎实，务实这一块，我接着刚才的话讲，大学法律系有点儿偏重于学生的理论方面的传授和培养，政法院校是有点儿偏重于实践方面。

　　霍宪丹：我插一句，应该说这是因为建国以来国家主管部门的分工。

　　李玫：对。

　　霍宪丹：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定的是综合大学法律系以培养人才为宗旨，政法院校是以培养政法部门在职干部为己任，所以历来养成了一个非常务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李玫：对，学了以后叫你解决问题，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我现在也当老师，就是别人跟你谈法律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不管当律师也好，当法官也好，还是当检察官也好，你不管当什么最后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我们讲的务实，培养这种能力。

　　我自己觉得西南这方面对学生的培养非常多的，可以说很有经验，因为我们的老师，刚才霍宪丹也说了这个师资队伍在文革的时候没有打散，所以一恢复马上老师就到位了，老师自己的专业积累也很深刻，我记得给我们上刑侦的是一个女老师，表面上很严肃，说话很利索，她讲的实在太好了，特别生动。她讲怎么去侦查，怎么去破案，根据什么什么线索，我觉得印象可深刻了，你就觉得你置身于那种环境当中，一旦让你出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立刻找这种痕迹，比如这个脚印能决定这个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多高的个子，他留下的各种痕迹，比如说把别人勒死了，那个扣是怎么打的。

　　主持人：刚才李玫老师讲到老师讲课非常的务实。

　　李玫：务实，他就告诉你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霍宪丹：全身心投入，那时候我们从知识角度来讲不系统，而且说实话也很简单，老师的讲解把它完全丰富起来，加上个人的情感因素，个人的经历糅进去。原来有个辩论的廖老师他讲的也很生动，我们听他一场现场辩论会下来以后终生难忘，他就讲那个归谬法，我印象很深，对方的观点他不去驳，他就顺着对方的观点说下去，最后把对方都给驳笑了。

　　主持人：刚刚讲到廖老师，好像李老师也有很深的印象？

　　李玫：对，廖老师来上课，我们都知道他的名气太大了，叫他廖铁嘴，在西南司法界很有名，所以我们都静静地等着他，他来了半天不讲话，然后在黑板上写一行大字，写“得理不让人，无理狡三分”。他说今天上课，这就是精髓，你们好好理解。以后我琢磨这句话觉得太深刻了，觉得让你抓住了辩护的一个魂，印象深极了。就这一句话把我们全部给，起码我自己被征服掉了，以后他的课特别爱听，只要他在外面一做模拟，因为我们那时候教学很务实，开庭审判我们就去听，那时候审判都是实际案例，就是带着学生来感受这种现场教学，他一场辩论下来我觉得我特激动，觉得自己都升华了。就像刚才霍宪丹讲的，他那种我们叫诡辩，他带带带，就把对方带进去了，满堂喝采。

　　霍宪丹：不叫诡辩，叫归谬（笑）

　　李玫：其实诡辩也是一种逻辑方式。

　　霍宪丹：我插一句，西南有个什么特点呢？刚才我们没有多说，西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度的凝聚力，老师跟学生的亲密关系。

　　李玫：特别亲密。

　　霍宪丹：老师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好像是亲人子弟兵回来的感觉，所以经常有人回忆，我们随时可以到老师家里打牙祭。第一次考试印象很深，重庆很热，大家汗流浃背，老师们送冰棍，送绿豆汤，甚至拿个大蒲扇给你们后边扇着，非常感人，那种亲密感情使西南产生一种凝聚力，到了现在我们78级同学回去，无论你是功成名就，干什么东西，回去见老师都非常尊敬，都像见了亲人一样，老师有事一招呼大家都齐声响应。

　　李玫：当时，他们自己也积淀那么多经验，他恨不得马上告诉你。

　　霍宪丹：那时候课上课外，生活上都有交流，所以老师的爱人孩子都熟得很，一说这个老师，他的先生是干吗的，这个老师有什么特点，老师的口音，当年贺卫方就模仿杜老师的发音，他有一个绝招，经常给我们模仿老师说话（笑）

　　李玫：我觉得贺卫方为什么演讲这么厉害，一个就是他的经验积累，再一个就是他的模仿能力特别强，他模仿什么非常逼真，而且说出来以后有感染力，那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他的口才特别好（笑）

　　主持人：从两位老师刚刚描述的场景，我能感觉到西南政法当时的同学是在一个跟实际结合非常强的一个环境里面学习。这也是现在司法教育里面，大家所期望的，能不能让学生再更多一点实践或者更多实战的经验。

　　霍老师大学毕业后30年里面一直作为中国司法教育的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您对于这30年的司法教育有没有一些看法？

　　霍宪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到司法部来，2002年我离开宏观管理岗位到高校当了三年校长，05年又回到司法部来从事

　　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所以有一种教育情节，也一直在研究思考法学教育的发展。

　　应该说30年法学教育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和转型，从77年恢复开始算，我看了一下是三个阶段，一个是恢复统建，一个是初具规模，一个是初步发展，这三个阶段也经过几次调整和转型，比如说我们培养目标和我们的服务面向，一开始就是小政法，小政法就是为公检法司培养人才，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政法部门受到很大的迫害，83年我在司法部参加了全国人才预测，人才很缺乏，然后说这些人出来第一满足中央各部门需要，现在司法部还有几个人，第二个，首先充实到各个法律院系，刚刚恢复的法律院系，我刚刚讲了77年招了7个系，78年是一院五系，到今天是600多个法律院系专业招生，每年招生10万人以上，你看这个规模多大。

　　通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我也是在思考，我是反思有两个比较基础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个，法学教育不能等于法律人才培养，换句话说，法学教育只是法律人才培养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它不能等同于或者代替于法律人才的培养。第二个，法学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有教育属性，又有法律属性，教育属性中间既有普通高等教育的属性还有职业教育属性，但是我们这几十年恰恰忽视了这种法律教育性的统一，过多强调了教育性，因此很多事情一刀切，到最后应该说远离了法律职业，很多学生不具备合格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法学教育今后要注意的问题。

　　回到法律人才的培养，究竟什么叫合格的法律人才，我想再往前推就推到时代背景，所以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一个国家对人才的要求是由这个时代背景决定的，所以我曾经提出三个时代的理论，第一个叫做创建国家的时代，就是一个国家开国，立国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是需要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政治家的一种，军事是从随政治的，这时代出现了很多比如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是大政治家，领袖级人物；第二个时代就应该是建设国家的时代，在中国目前来讲就是工业化时代，或者叫第一次现代化时代，建设国家时代需要一大批理论科人才，所以我们讲理论科人才成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主要来源，是符合这个时代要求的。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时代它应该是进入一种管理型社会，管理型社会需要一大批具有管理素质的一些人才，这些人才我给归纳为三类，一个是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工商管理人才，社会公共管理人才，所以我们当时叫做创立了法律硕士，MBA，MPA，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这三种人才成为管理型人才的主干人才，教育必须先行，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三个的统一，我们叫做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它应该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高度的民主政治和完备的法制的结合，它不是三个方面，是一个问题三个问题的反映，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学教育应该成为建设法制国家第一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学教育今后的发展还有很多需要改革和探索的地方，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多展开讲了。

　　主持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法学生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现在在向往78级

　　神话的时候，也在考虑我们将来的出路，考虑就业以及将来个人的发展。可现在的法学教育所面临的现状，比如扩招，法学生特别多，再加上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跟老师那么接近，很难在一线学一些知识。现在面临就业种种困境。”从您的经历来看，您觉得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霍宪丹：时代背景不一样了，不可能再重现当时那个背景，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应该有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模式。我想以后的出路就是法学教育和法律资源结合，从法学教育出发构建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因为从事一个法律职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是由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这个职业特殊性我原来做过专门分析，换句话说，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的要求，有三个，一个是必须系统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第二，应该具有法律职业素养，第三，还应该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技能。所以说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应该是知识的共同体，素质和技能的共同体，要做到这个光是一个法学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该利用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这个平台，一方面形成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的引导，另一方面，形成法学教育对法律资源的补充和涵养，如果在司法考试这个关键环节抓得好的话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在这个平台上再反过来，对法学教育进行引导和规范、淘汰、检验。

　　现在我们的发展基本上没有限制，所以我记得87年的时候才180多个法律院系，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也只有300多个，一下到了06年底已经630多个了，这个发展我认为是无序的发展。

　　主持人：总结您刚刚的观点，应该是利用司法考试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进行规范引导和淘汰。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嘉宾聊天室。

　　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如果您还有一些关于高考的问题，关于高考的回忆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留言，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谢谢，再见！

　　注：本次访谈于2007年05月31日

责任编辑：刘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