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震惊世界。原本在几乎所有民调中都不被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后来居上，在选举人团选票方面以较大优势胜出，而成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事后复盘，善用社交媒体被认为是特朗普胜选的秘密武器之一。一些西方媒体进一步具体披露了大数据运用对特朗普致胜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以下译文即是这方面的一项深度调查。

本文第一作者汉斯·格拉西格尔（Hannes Grassegger）生于1980年，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苏黎世德语周刊《杂志》（Das Magazin）记者。第二作者迈克尔·克劳格罗斯（Mikael Krogerus）出生于芬兰，《杂志》编辑、作家。《杂志》是瑞士全国性德语日报《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每周六出版的增刊，是瑞士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之一。

本文最初以德语刊发于2016年12月3日出版的《杂志》，后以英文于2017年1月28日刊发于美国网络媒体VICE，题为“The Data That 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译文由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博士生张洁依据英文版本译出，略有简化。

文中所述细节和观点仅供参考。

2016年12月3日出版的瑞士德语周刊《杂志》。

2016年，11月9日上午8时30分左右，迈克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在苏黎世Sunnehus酒店醒来。科辛斯基今年34岁，是心理测验学（一个由数据驱动的心理学分支）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定期到世界各地就大数据和数字革命的危害性发表演讲。这次，他应邀来到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发表这类演讲。打开电视时，他看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与所有主流统计学家的预测相反，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得了胜利。

科辛斯基耐心看完了特朗普的胜利庆祝活动以及各个州的选票统计结果。他突然感到，选举的结果可能与他的研究有关。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关掉电视。

同一天，英国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下称CA——编注）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James Ashburner Nix）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我们很高兴，我们革命性的数据驱动沟通方式在特朗普非凡的胜利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斯是位41岁的英国人，总是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眼镜，一头金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他的公司在特朗普的在线竞选和英国脱欧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沉思的科辛斯基、穿着考究的尼克斯和咧嘴大笑的特朗普，这三位玩家中，一位开启了数字革命，一位执行了数字革命，而特朗普则收获了革命的成果。

大数据有多危险？

只要过去五年你没呆在外星球，你一定对大数据这个词耳熟能详。从本质上来说，大数据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留下数字痕迹。每次刷卡购物，每次谷歌搜索，手机上的每一个操作，每一个“点赞”都会被记录下来。尤其是每一个“点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清楚这些数据的用途，除非我们在搜索过高血压这类关键词后，收到了高血压药物的广告。

11月9日发生的事情昭示着，这些数据的用途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负责特朗普线上活动的公司与负责英国脱欧线上早期活动的公司是同一家，即CA。为充分了解选举结果，以及未来政治传播的可能运作，我们需要从2014年科辛斯基所在的剑桥大学心理测验中心发生的奇怪事件谈起。

心理测验学，又称心理图案学，侧重于测量性格等心理特征。20世纪80年代，两个心理学家团队开发了一个模型，试图基于五个人格特质来评估个人性格。这五个特质被称为“大五”（Big Five），包括开放性（Openness，对新经验的开放程度）、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完美主义程度）、外向性（extraversion，社交活跃程度）、随和性（agreeableness，体贴和合作程度）和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焦躁不安程度）。

基于这些维度或OCEAN（上述五个单词的首字母），心理学家就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相对准确的评估，包括他的需求和恐惧，以及他可能采取的行为。现在“大五”已成为心理测验学的常规工具。但长期以来，这种方法的麻烦在于数据收集，因为它需要受试者填写一份复杂、高度个人化的问卷。然后有了互联网、“脸谱”网站（Facebook）和科辛斯基。

迈克尔·科辛斯基目前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

2008年，科辛斯基还是华沙的一名学生。这一年，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到剑桥大学的心理测验中心（Psychometrics Centre）攻读博士学位，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心测验机构之一。当时，脸谱刚刚发布一年，还处于起步阶段。科辛斯基与同学大卫·斯蒂尔维尔（David Stillwell，现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讲师）合作，研究基于脸谱数据分析用户个性。他们开发的MyPersonality应用程序让用户填写不同的心理测验问卷，包括大五人格问卷中的一些心理问题（如“我容易恐惧”、“我与其他人矛盾”等）。然后，用户收到包括个人大五特质在内的自己的“个性简介”，并且可选择与研究人员共享个人脸谱资料数据。

最开始，科辛斯基寄希望于几十个大学朋友帮忙填写调查问卷。但在不久之后，数百，数千，然后数百万人通过脸谱为他提供了数据。两个博士生就意外拥有了全球最大、结合心理测验数据和脸谱个人简介的数据集。

科辛斯基等人在未来几年里开发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首先，他们以在线测验的形式向测试对象提供问卷。根据他们的回答，心理学家计算了受试者的个人“大五”分数。然后科辛斯基的团队将结果与受试者的其他在线数据进行比较：例如，他们在脸谱上“点赞”、分享或发帖的数据，以及性别、年龄、居住地点等数据。这使研究人员能够建立特定网络行为与个性特质之间的关联。

他们发现，基于简单的在线行为可以推断出可靠的个性特质。例如，为化妆品品牌MAC点赞的男性更有可能是同性恋；异性恋的最好指标之一是为“武当派”乐队（Wu-Tang Clan）点赞。雷迪嘎嘎（Lady Gaga）的粉丝通常是外向者，而那些为哲学话题点赞的人一般比较内向。单独来看，这样的信息太单薄，不能产生可靠的预测，但是当几十、几百或几千个条这样的信息整合到一起时，就可以得到真正准确可靠的预测。（武当派是成军于纽约长岛的一只说唱乐队；雷迪嘎嘎是美国流行女歌手，以造型怪异著称。——编注）

科辛斯基和他的团队不懈地改进他们的模型。2012年，科辛斯基证明，平均基于脸谱上的68个“点赞”，就可以预测用户的肤色（准确度95%）、性取向（准确度88%）以及政治倾向（民主党或共和党，准确度85%）。可预测的内容远不止于此，还包括智力、宗教信仰，以及酒精、香烟和毒品使用。基于数据，科辛斯基甚至可以推断某人的父母是否离婚。

科辛斯基建模的实力体现在，该模型可以准确预测受试者对某些问题的答案。在不断研究和改进后，他的模型变得日益完善：仅仅基于10个点赞，他就能比受试者的同事更准确地评价受试者；70个“点赞”足以让他比受试者的朋友更了解受试者；150个点赞可以让他比受试者的父母更了解受试者；300个点赞可以让他比受试者的合作伙伴更了解受试者。基于更多的点赞，科辛斯基对受试者的了解，甚至超过受试者自己。科辛斯基发表这些调查结果的那一天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诉讼电话，另一是提供工作机会的电话，都来自脸谱。

几周后，脸谱的“点赞”功能默认设置为“非公开”。在此之前，点赞功能的默认设置是对任何人可见。但这对数据收集者来说不是问题：虽然科辛斯基使用数据会征求脸谱用户的同意，但许多应用软件和在线测验以用户数据共享作为进行个性测试的前提。（任何想根据脸谱的“点赞”评价自己的人都可以在科辛斯基的网站上进行评估，然后将他们的结果与经典的OCEAN问卷结果进行比较。）

网络上可用于个性测绘的数据非常之多，并不局限于点赞，甚至不局限于脸谱：科辛斯基的团队可基于用户脸谱账号的图片数目、联系人数目（外向的好指标），就可得到用户的“大五”分数。即使我们不上线，也会暴露很多个人信息。例如，我们手机上的运动传感器会显示移动的速度和旅行的距离（这与情绪不稳定性相关）。科辛斯基总结说，我们的智能手机是一张巨大的心理问卷，我们不断有意识、无意识地往上面填写答案。

最重要的是，不仅可以正向由个人数据得到个人心理档案，也可以反向由个人数据去定位特定人群：例如，所有焦虑的父亲、愤怒的内向者，甚至所有未下决定的民主党人。基本上，科辛斯基发明的是一种人的搜索引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潜力，以及内在的危害。

对他来说，互联网就像上天的礼物。他希望能回馈、分享一些东西。数据可以复制，所以，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从中受益？这是这一代人的精神，更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新时代的开端。但是，科辛斯基担心的是，如果有人滥用这个强大的心理测绘引擎来操控他人怎么办？他开始给自己大部分的科研工作添加警告。他警告说，他的做法可能对个人的幸福、自由，甚至生活构成威胁。但似乎没有人理解他的意思。

2014年初，科辛斯基认识了年轻的心理学系助理教授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科根说，他在代表一家对科辛斯基的方法感兴趣的公司向科辛斯基咨询，并希望访问MyPersonality数据库。科根不能透露该公司的目的，因为他签署了保密协议。

起初，科辛斯基的团队考虑同意这个提议，因为这意味着，研究所能拿到大量的钱。但后来他犹豫了。最后，科根透露了公司的名称：SCL，或“战略传播实验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科辛斯基谷歌了一下SCL，该公司网站上写着：“[SCL是]最领先的选举管理机构。”SCL基于心理建模提供营销，核心业务是影响选举。影响选举？科辛斯基十分困惑。这是什么样的公司？这些人打算做什么？

科辛斯基当时并不知道的是，SCL是一群公司的母公司。SCL的真正拥有者及其多元的分支机构尚不清楚，因为公司结构非常复杂。一些SCL子公司参与了乌克兰、尼日利亚等国的选举，帮助尼泊尔国王镇压叛乱分子，而其他子公司则帮助影响东欧和阿富汗公民对北约的态度。在2013年，SCL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即CA，来影响美国大选。

科辛斯基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他有一种不详的感觉。“整个事情开始朝坏的方向发展”，他回忆说。经进一步调查，他发现亚历山大·科根秘密注册了一家公司，与SCL开展业务。据2015年12月《卫报》（The Guardian）的一则消息，以及《杂志》周刊（Das Magazin）的内部文件，SCL从科根那里学习了科辛斯基的心理测绘方法。

科辛斯基怀疑，科根的公司模仿了基于脸谱的大五心理测验工具，以便将其卖给SCL这个影响选举的公司。他立即停止了与科根的联系，并通知研究所的主任，这引发了剑桥大学内部的复杂冲突。研究所非常担心这件事会影响机构声誉。之后，亚历山大·科根搬到新加坡结婚，并改名为斯派柯特（Spectre）博士。迈克尔·科辛斯基取得了博士学位，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工作机会，并搬到了美国。（迈克尔·科辛斯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依网络检索结果，亚历山大·科根目前以亚历山大·斯派柯特之名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系讲师。——编注）

脱欧先生

之后的一年风平浪静。2015年11月，脱欧阵营中由奈吉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支持、更激进的“Leave.EU”宣布，它已委托大数据公司CA支持其在线活动。该公司的核心优势是创新的政治营销——微定向，基于OCEAN模型从数字足迹测绘个体个性。（奈吉尔·法拉奇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极右翼政党“英国独立党”前领袖。——编注）

现在，科辛斯基收到了很多人的电子邮件，问他是不是与CA有关系。剑桥、个性和分析这些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辛斯基。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听说CA。科辛斯基浏览了该公司网站，发现其自称，之所以叫剑桥，是因为首批员工、研究者来自剑桥大学。科辛斯基吓坏了：他的方法被大规模用于政治目的了吗？

英国脱欧之后，亲朋好友都写信问他，“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无论他去哪里，他都不得不向人解释，他与CA没有任何关联。（目前仍然不清楚CA到底如何影响脱欧公投。该公司不愿讨论这样的问题。）

之后的几个月，一切归于平静。在2016年9月19日，即美国大选前一个多月，康科迪亚峰会(Concordia Summit）在纽约凯悦酒店的深蓝大厅里举行。该峰会就像是微型的世界经济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其中包括瑞士总统约翰·施奈德-阿曼（Johann Schneider-Ammann）。“掌声有请CA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伴随女主持人优雅的声音，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士走上台。现场一片静寂。许多与会者都知道，尼克斯是特朗普的数字战略负责人。

英国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

几星期前，特朗普发了一条有些神秘的推文：“很快你们会叫我脱欧先生。”政治观察家确实注意到特朗普日程和英国右翼脱欧运动的进程之间有一些明显的重叠之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条推特与特朗普最近聘用一家名为CA的营销公司之间的关联。

在此之前，特朗普的数字营销团队基本只有一个人，即布拉德·帕斯卡尔（Brad Parscale）。帕斯卡尔是营销企业家，同时也是失败的创业者，他用1500美金为特朗普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宣传网站。70岁的特朗普并不热衷数字科技，他的办公桌上甚至没有电脑。他的个人助理曾经透露，特朗普不会发电子邮件。在助理的努力说服下，他才买了智能手机。特朗普现在经常用那部手机发推特。

另一方面，希拉里重度依赖第一位“社交媒体总统”奥巴马的遗产。她拥有民主党的地址列表，与来自蓝色实验室（BlueLabs）的前沿大数据分析师合作，并获得了谷歌和梦工厂（DreamWorks）的支持。当特朗普于2016年6月宣布聘请CA时，希拉里阵营嗤之以鼻。穿着定制西装的外国人会比美国人更了解美国和美国人吗？（蓝色实验室是2013年在华盛顿创办的一家数据分析和技术公司，创办人包括奥巴马数据团队的高级成员。梦工厂是美国电影制作和发行商。——编注）

“今天我有幸与大家谈谈大数据和心理图案学在选举中的力量”，尼克斯站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身后出现CA的标志，一个由网络节点组成的、颇像地图的大脑图形。“仅在18个月前，克鲁兹参议员的支持率还很低”，金发碧眼的尼克斯操着一口英国口音解释，颇让台下的美国听众不安。“不到40%的人听说过他。”两年前CA就参与了美国的竞选活动，最初担任共和党人本·卡尔森（Ben Carson）和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顾问。克鲁兹和后来特朗普的竞选资金主要由美国软件大亨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和他女儿瑞贝卡（Rebekah）秘密提供，而据报道默瑟是CA的最大投资者。

“那么克鲁兹是如何争取到那么多的支持率的？”尼克斯解释说，竞选活动是基于人口统计方面的概念组织的。“所有女性都应当依据她们的性别，或所有非洲裔美国人都应当依据他们的种族，而收到相同的信息，这种无差别对待是非常可笑的。”尼克斯的意思是，尽管迄今为止其他活动人士依赖于人口统计学，但CA使用的是心理测验学。

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CA在克鲁兹竞选运动中的作用并非毫无争议。2015年12月，克鲁兹团队将其成功成功归功于数据和分析的心理学应用。一位政治客户说，在广告时代，CA的加入“像一只备用轮胎”，但CA的核心产品即选民数据建模是非常“优秀”的。2016年5月克鲁兹退出竞选前，CA帮助他识别了爱荷华州的选民，后来克鲁兹赢了该州的选举，为此克鲁兹团队至少支付给CA公司580万美元。

尼克斯点击下一张幻灯片：五个不同的面孔，每个面孔对应一个“大五”个性文件。他说：“我们CA能够形成一个模型，来预测美国每一个成年人的个性。”听到这里，大家都很感兴趣。据尼克斯所说，CA的营销成功是基于三个要素：使用OCEAN模型的行为科学、大数据分析和广告定位。CA的广告定位是个性化广告，尽可能准确地与个人消费者的个性一致。

尼克斯坦率地解释了他的公司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首先，CA从不同来源购买个人数据，例如土地登记和汽车数据、购物数据、奖金卡、俱乐部会员资格、订阅的杂志、人们所去的教堂等。尼克斯展示了全球活跃数据公司的标志，如Acxiom和Experian——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个人数据都可出售。例如，如果你想知道，犹太妇女住在哪里，你可以简单地购买这些信息，包括电话号码。现在，CA将这些数据与共和党的选民名册和在线数据进行汇总，并计算出这些选民的“大五”个性特质。通过这种方法，虚拟世界的数字足迹突然就可以勾勒成真实世界有恐惧、需求、兴趣和住宅地址的人。

该方法学与迈克尔·科辛斯基曾经开发的方法非常相似。尼克斯告诉我们，CA也使用“社交媒体调查”和脸谱数据。正如科辛斯基所警告的，尼克斯吹嘘：“我们已经描述了美国所有成年人（2.2亿个）的个性。”

他打开屏幕截图。“这是我们为克鲁兹竞选活动准备的数据仪表板。”一个数字控制中心出现了。左边是图表；右边是爱荷华州（克鲁兹初选时在这里拿到了非常多的选票）的地图。地图上，有成千上万的小红色和蓝色点。尼克斯收窄标准，选中“共和党人”，蓝点消失；选中“还未说服”，更多的点消失了；还有“男”等多个可选选项。最后，你可以只筛选出一个人，看到他/她的年龄、地址、兴趣、个性和政治倾向等个性化信息。那么CA如何向这个特定个体传达适当的政治信息呢？

亚历山大·尼克斯在2016年纽约康科迪亚峰会上做演讲。

尼克斯展示了如何用心理图案法分析选民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枪支权利条款的态度：“情绪稳定度和尽责度较高的选民，更担心携枪盗窃等高威胁性犯罪活动，更支持枪支管制。”左侧图片显示的是，暴力入户者砸窗户的情形。右侧图片显示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在夕阳西下时，举着枪支射击鸭子的情形：“相反，更保守和随和的选民，则更关心传统、习惯和家庭，并支持持枪自由。”

如何使支持希拉里的选民远离投票箱

特朗普言论、行为的前后不一致，即那种备受批评的疯狂，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的信息，突然变成了他最大的财富：针对每个选民，他提供不一样的信息。2016年8月，数学家凯茜·奥尼尔（Cathy O'Neil）观察到，特朗普在收到观众反馈后，针对性地做出响应，简直像一个完美的机会主义算法。

“特朗普发的每条推特基本上都是数据驱动的”，亚历山大·尼克斯说。在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第三次总统辩论的那一天，特朗普的团队测试了175,000个不同的广告，以便通过脸谱找到最好的广告版本。这些信息仅在微观细节上有所不同，如带有照片或视频的不同的标题、颜色、说明文字，以求从心理上最佳瞄准受众。尼克斯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针对每个小群体，特朗普团队都有不同的微调版本。他说：“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村庄或公寓楼的选民甚至个人提供定制广告。”

例如，在迈阿密的小海地（Little Haiti）区，特朗普团队向居民提供了关于克林顿基金会在海地发生地震之后扣留善款的消息，以阻止他们给希拉里投票。一位高级竞选官员在选举前几周告诉彭博新闻，这是特普朗团队的目标之一：使希拉里的潜在选民（包括摇摆不定的左翼、非洲裔美国人和年轻妇女）远离投票箱，“压制”他们的投票。“这些‘黑暗的帖子’，即发布在脸谱上的帖子，只对特定类型的用户可见。例如，针对非裔美国人，他们可以看到希拉里把黑人称为捕食者的视频。”（小海地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个海地人聚居的社区。——编注）

在他演讲的最后，尼克斯说，传统的地毯式广告已经死亡，“下一代人肯定无法理解大众传播这个概念”。他宣布，既然克鲁兹已经退出了竞选，那么CA将全力帮助剩下的一位总统候选人。

当时，人们对特朗普的数字团队定位美国民众的精准程度并没有什么概念，因为特朗普团队在传统主流的电视广告上投入较少，在数字电视和社交媒体上投放的个性化信息较多。虽然希拉里团队认为自己一直是领先的，但基于人口统计的预测，彭博新闻记者萨莎·伊森博格（Sasha Issenberg）在参观了特朗普数字团队在圣安东尼奥城（San Antonio，位于德克萨斯州，美国人口第七大城市——编注）的大本营后惊讶地注意到，“第二指挥部”正在形成。为特朗普竞选服务的CA团队只有十几个人，7月份拿到了10万美金的报酬，8月份拿到了25万美元，9月份则拿到了500万美元。尼克斯称，CA从特朗普那里获得的报酬总计超过1500万美金。（CA在美国注册，美国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比欧盟国家更为宽松，欧洲网站默认设置为个人数据不公开，而美国网站默认设置为个人数据公开。）

Groundgame是一个用于选举拉票的应用程序，将选举人数据与“地理空间可视化技术”集成在一起。特朗普竞选和英国脱欧阵营都有使用这一应用程序。

特朗普团队的数字措施非常激进：从2016年7月起，特朗普的拉票者使用一个应用程序来辨别每家每户的个性和政治倾向。这和英国脱欧阵营使用的拉票软件是同一个。特朗普团队使用该应用程序可辨别哪些选民可能会支持川普，从而提高拉票活动的效率。同时，拉票人可以根据居民的个性类型，个性化定制宣传信息。并且，拉票者将居民的反应录入到应用程序中，新数据回流到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数据库。

再次声明，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民主党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使用了心理测验学。然而，CA将美国人口分为32种人格类型，并且仅关注17个州。正如科辛斯基发现，喜欢MAC化妆品的男性更有可能是同性恋者一样，CA发现，喜欢美国制造的汽车的民众更可能支持特朗普。除此之外，这类信息很好地提示了，哪种宣传信息最有效，在哪里最有效。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基于数据分析，特朗普团队的拉票活动主要集中在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总统候选人成了实现大数据模型的工具。

接下来？

但是，心理测验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呢？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CA拒绝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活动的有效性。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回答。

但这个答案有迹可循：泰德·克鲁兹在初选期间的惊人崛起，农村地区选民人数的增加，早期投票中非洲裔美国人投票数量的减少，都多多少少从侧面证实了CA服务的有效性。此外，特朗普竞选活动花费较小，也可用基于个性的广告策略的有效性来解释。事实上，与希拉里相反，特朗普在数字宣传上投入的钱远远超过在电视广告上投入的钱。尼克斯和几个特朗普阵营的主力都认为，脸谱是特朗普竞选的终极武器和最佳助力。

CA列举了它们的几个客户，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据报道，他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曾沟通过。图为特蕾莎·梅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左）2016年7月19日会面。

CA列举了它们的几个客户，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据报道，他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曾沟通过。图为特蕾莎·梅与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左）2016年7月19日会面。

很多人声称，统计学家在选举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的预测错得离谱。但如果事实是，只有用对了方法的统计学家才能帮助赢得选举呢？讽刺的是，对科学研究不屑一顾的特朗普居然使用了一种高度科学的方法来竞选。

另一位大赢家是CA。其董事会成员、右翼在线媒体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前执行董事长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被任命为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战略师。虽然CA拒绝就所谓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进行会谈发表评论，但尼克斯声称他正在建立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户群。他正与来自瑞士、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客户接洽。他的公司目前正在欧洲巡回宣讲，宣传他们在美国大选中的成功。今年欧盟的三个核心国家法国，荷兰和德国正面临选举。这场选举成功来得正是时候，因为CA计划推出商业广告，全面拓展业务。

科辛斯基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了解到了这一切。美国大选后，斯坦福大学处于一片动荡之中。科辛斯基正以研究者能用到的最犀利武器即科学分析来回应那些进展。他与同事桑德拉·迈兹（Sandra Matz）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结果将很快发布。最初的结果令人震惊：该研究证实了基于个性定位用户的有效性，表明将产品和营销信息与消费者的个性匹配时，广告页面的点击次数增加63%，客户咨询的会话也会增加1400多次。他们进一步展示了基于个性定位用户的可扩展性，大多数脸谱页面宣传产品或品牌受个性影响，大量的消费者可以基于一个脸谱页面予以准确定位。

《杂志》的德语报道刊发之后，一位CA发言人称：“CA没有使用脸谱的数据，也没有与迈克尔·科辛斯基博士进行交易，更没有分包研究，且使用的是不一样的方法论，几乎没有使用心理学。CA没有干涉任何美国人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权利。我们所做的，只是为了增加选举中的投票人数。”

世界已经被颠覆了。英国正在离开欧盟，而唐纳德·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相反，一直反对在政治环境中使用心理定位的科辛斯基却再次收到控告邮件。科辛斯基平静地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并没有建造炸弹，我只是证明了炸弹的存在。”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博士生张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