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图片和视频调侃腾讯即时通讯应用部年会现场的一个不雅游戏环节。图片显示，参与游戏的男员工双腿夹住矿泉水瓶，女员工双膝跪地、试图用嘴巴打开瓶盖……照片和视频传出后，不少网友表示愤慨，斥责这一游戏环节低俗粗陋。

1月12日下午，腾讯官方就日前发生在腾讯即时通讯应用部年会现场的不雅一幕致歉，称公司内部已达成处理结果，对腾讯即时通讯应用部的负责人和事件相关负责人进行记过处分。

我们要如何看待类似的“不雅”事件？这是不是一种性骚扰？针对此事，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性别问题学者、专栏作家安卓珍尼，她对此事以及类似的“性骚扰”话语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

澎湃新闻：新闻刚一出来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安卓珍尼：其实我没什么第一反应，就是这类事这几年看多了，发展逻辑都能预见得出来：在人民手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早已形成全民监控的网络，“大鱼”总是容易被逮住，比如今天是腾讯，早一点是大学教授、整容医生，再早一点是公务员、国企部门经理、网络大V…..然后铺天盖地的一致批驳——“低俗”“道德败坏”！早些年这些大鱼可能还会反抗一下，说“这是个人隐私”或者说“没有强迫”，不过这一般也拗不过舆论的刑讯，不多久也就是道歉甚至受处罚了。这类事情看多了，就是一个戏剧版本，中间的曲折不过是多几分跌宕起伏，形成一波波高潮而已。所以如今腾讯是很聪明的，早点道歉，早点完事儿。

澎湃新闻：似乎目前的主流舆论是谴责这个游戏，说它低俗。“低俗”目前已经成为一套很强势的话语，你怎么看？

安卓珍尼：一般会认为，“低俗”出自广电总局一类的机构，是强势话语，它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公权力。似乎出现在网络舆论或者呈现某种民间抗争姿态的时候，就好像有着“抗争”和革命的、启蒙的意味。所以今天如果“低俗”是发自民间的指责，那就不会被认为是强势的。

不过，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谁发出的指责，而是这样的话语，如何在民间形成一套和官方不谋而合的治理逻辑。在社会治理理论中，治理术是一种多方博弈，说白了就是把自上而下的官治民，变成公民社会的自我管控，那么，要形成这样的自我管控，就需要一些基础，也就是要有多方力量的参与，这些力量还必须是觉悟的，有自我管理、有自洁机制的。

回望人类社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和政府推动的文明进步，还是外来力量推动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形成，抑或是在各种力量角逐下的民间进步力量的推动，都有着某种强势傲慢，无可避免地践踏着路边的花花草草。特别是，当文明的标准出现单一化的趋势，或者说世界文明进步的目标和路径都既定了之后，那么，在这条路上被牺牲的、被忽略的、被践踏的，也就不会再有控诉的空间。

澎湃新闻：有评论说这样的游戏已经构成性骚扰了，你怎么看？

安卓珍尼：我觉得今天在中国，“性骚扰”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一方面，民间女权推动的性骚扰入法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另一方面，“性骚扰”却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的强有力的话语。

在女权主义社会运动中，性骚扰都是一条迈不过去的争议的坎。它所要面对的，当然有很强的各自文化体系中的性别歧视的力量，突出的是女性在以职场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中面临的权力压迫，和很多歧视文化一样，性骚扰是对女性进行驱逐的一种文化形态。但是，性骚扰所构成的立法呼吁，在世界各国的实践结果来看，是一种将女性纳入国家保护的治理术，而这种治理术要成为无可置疑的法律，就必须将“受害者”的面目全面简化，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没有主体欲望的，与私人权利博弈无关的，甚至整个过程中无可反抗的特别低微、特别单纯的“人畜无害小白兔”。

这个过程，不但简化了私人性博弈中的复杂，更重要的是，将“受害者”本身因处于不同的阶级、性别、性取向、职业位置、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所可能具有的多种多样的、丰富的抗争经验，所一并抹杀。比如，在反性骚扰话语中，一般没办法讨论欲望，没办法讨论一方如何利用性污名，没办法讨论压迫和欲望在女性主体自我体验中的流动性，更没办法深入细致提炼不同的女性如何把握、操纵、利用其中的幽微空间。

斯科特有一本著名的书《弱者的武器》，记述了马来西亚小农，如何在强大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中用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方式开展的日常抗争。和别的历史叙事不同，这本书并没有把农民放置于一个被拯救的位置，更没有期待他们所谓的觉悟，而这些日常所构成的主体抗争史，却是被历史所严重忽略的。

今天，在我们的反抗宏大父权机制的民间运动中，同样有这样的有意无意的错过和忽略，说不客气点，是压制。为了达到某种抗争路线所期待的效果，或者说，为了达到寄予国家法律介入的期待，女性的日常抗争，特别是以性为武器的抗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言说，或者说，言说越来越单一，比如，她是家暴受害者，就必须是特别爱孩子的，特别孝顺的，性格上特别温和贤惠的，特别向往纯真爱情的妇女；如果她是性骚扰受害者，就必须放置于一个完全无法反抗的境地（说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员工，所以就必须做这个游戏，否则会被炒掉，我也是醉了，员工在工作中真的就是一个程序输入然后不得不反应出结果来的机器吗？）等。

这样的“受害者”面貌的简化，当然有利于群情激奋，有利于诉诸立法和制度——你看，都这么惨了，你们还不拯救她？——但是，受害者会因为这样的拯救就强大了吗？本身弱势主体之间可以凝结出的抗争经验，还可以成为“经验”吗？经验是要复制、模仿、推广的，如果不能说，那经验就永远是个体的，成为不了政治的。

今天“性骚扰”在舆论中的泛化，实际上就是道德治理的一部分，所以它会以“不雅”“低俗”的道德批判的面貌出现，因为要分析骚扰是复杂的，要进行道德批判则容易的多。腾讯要道歉是简单的，从幼儿穿开裆裤分析到幼儿不能当街拉屎的历史和文化的形成，是复杂的。

澎湃新闻：有人说私下聚会无所谓，公司年会这样玩就不合适了。也有人说，LGBT社群的破冰游戏也经常有很多性意味，通过隐私和羞耻建立同志情谊，在LGBT语境下是进步，是脱敏，但在这个案例里，是低俗，是性骚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安卓珍尼：性骚扰话语的形成确实有一个语境的问题。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年会是不是私下？够不够成对公众的性骚扰？恐怕今天还没来得及辩论，一纸道歉就可以构成事情的终结。这不是腾讯的错，而是舆论形成的逼迫，让不同的声音没办法发出。

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陌生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亲密举动，确实可以形成破冰效应。你人到一个新公司入职，如果进来介绍的时候，每个同事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对你浅浅一笑，预示的是不同的公司企业文化。LGBT社区的文化看起来比较开放一些，性脱敏也似乎更加“正常”一些，但是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性骚扰话语逐步延伸到同性之间，女对男之间，只要有一方不舒服就可以达成，今天，更是只要有观众不舒服就可以达成，这些“进步”实际上会给LGBT群体带来怎样的效应？

澎湃新闻：也有一种观点说，没有必要禁止，但是游戏的设计应该多元化，比如女人夹瓶子男人来开啊，男人夹瓶子男人开等，只有一种剧本等话，就是欺负女性，你怎么看？

安卓珍尼：从性别歧视的角度上看，确实可以这么解读。在很多时候，性别平等可以解释为一种对等关系：你有我也有——你可以出轨我也可以。但今天网络舆论对腾讯这一节目的指责，一开始就是奔着“性骚扰”去的，涂上了这一色彩，怎么可能还有更加多元游戏出现？难道要让纯洁的只能受害的女人去骚扰男人吗？

所谓的单一剧本就是欺负，有一个前提是，让女人给男人开瓶子，是“欺负”，中间有一种性想象，我们都懂得。可见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把异性之间的一些性举动带入于简单的性别压迫分析中。今天看到男上女下就是男人压迫女人，所以要平等就是要女上男下。哈哈。但是有的女人就喜欢在下面怎么办？——所以对等的目标并不能解构所谓的不平等，而单一的性别想象形成文化意义上的不平等。

当然，如果有那样的“性别翻转”的游戏我很乐见啊，但是恐怕腾讯这次的被扒皮，再也生产不出更加多元的游戏，而只能让这里低俗，归于无。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澎湃新闻：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很多类似的事件，比如办公室里讲黄笑话，似乎女员工都被默认为不喜欢听黄笑话，不喜欢带有性意味的趣味，只能被动接受，这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安卓珍尼：这要看是谁的思维定势。如果是某些人自己的思维定势那没关系，你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看到别的办公室讲黄色笑话，说人家是性骚扰，那就至少是有点傲慢了。

这种“定势”的形成，看起来是保护女性，解救女性，但实际效果是，要么让女性远离办公室，要么把这类“糙文化”改造干净了。也就是说，女性本身并没有提高应对的能力。更有甚者，还把一些男性给顺势改造了，变成不再讲黄色笑话的干净男人。

其实办公室有很多人际关系是在现代企业文化建立的过程中越来越单一化的。原先的熟人关系不再有，企业文化要求员工更多呈现单一的身份面向。面对上级就是下属，面对同事就是同事，具有一整套官僚体制的现代企业，如今事实上更需要反思的是，官僚机制对人性的压迫。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讲黄色笑话就是不把女员工当人。但是为什么喜欢听黄色笑话就不是人了呢？

澎湃新闻：腾讯这个事情出来后，对于低俗的批判似乎是主导性的话语，在去年的柳岩事件中也是，你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或性别意识的进步吗？

安卓珍尼：一般的进步论述会认为，社会消灭了这类事件，才是“进步”。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达到文明的路径。所以，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是进步，因为离政治正确的标准还远着呢。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丧失了质疑这个标准和路径的能力及兴趣。事情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无趣，讨论变得越来越贫乏，我们已经开始不顾那些路边被碾压的花花草草了，急速向文明的、进步的、平等的天堂奔去！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如今的“抗争者”，将来会以怎样的治理者的身份和面貌出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