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成钢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9月12日由《比较》、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与创新论坛”上的发言

创新从来不单纯是技术的创新，创新非常重要的成分是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前30年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所谓制度创新，核心是废弃过去约束的制度，从国际角度讲，没有什么新，从中国自身看，非常新、非常大胆、非常冒险。这些东西不做，所有其他事情做不出来。

如果看全世界的情况，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作用，对于哪些国家？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从投入角度，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等，资源配置达到相当程度，经济学上叫均衡状态，换句话说是优化组合。在此条件下，再向前走靠的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需要非常高的成本、风险，一定需要制度的基本条件。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这实际是跨分支的经济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在二三十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就已经讨论过，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发达的经济？原因很简单，不发达都是因为制度，除非那些地方永远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永远有严重的疾病。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一定先是制度上的创新，所谓创新与国际做比较，其实没有什么新，就是想办法把束缚自身的那些东西抛掉，这就很困难。

如果忽视这些基本条件，大规模以强制方式推行技术创新，会面对巨大风险，制造出巨大风险。比如，我个人经历过的，1958年亩产万斤，其中也有所谓科学，钱学森先生发表过很多篇东西，率领团队以科学方法论证为什么每亩生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的。由类似性质的科学才推动了当时的创新。

后来有严重的后果。道理非常清楚，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条件，忽略创新中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创新一定要面对激励机制问题。

创新时，如果讲经济现象，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喜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新者为什么创新，动力是什么？有的人是为了好奇，有的人是为了名利，有的人是为了科学，有的人是为了商业。有的偏好与投资者利益一致，但是，多数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这些人是需要别人投资的，投资者为什么向这些人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要作决定的。

第二，谁能创新。可能有一万人，十万人，甚至一百万人都说自己创新，在他们中间谁能创新？谁真的想创新？怎么选择？比如，任何官僚体制都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看学历，看学位，看过去的成就。历史上并没有简单规则可循，爱迪生没有学历，乔布斯学历很差，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也没有成就，等等。如果选人方式是按照通常官僚体制的方式，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可能被淘汰了。

第三，谁愿意出钱，出谁的钱，赔了怎么办？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委托的钱，还是用政府的钱，三个不同来源，涉及了不同的激励机制。

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会有大量骗钱的假项目，夸张的、掩饰的等等，有主动干坏事的，有被动干坏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等等，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让人担忧。

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词，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选什么人、选什么项目，朝什么方向发展，出多少钱，怎么出，等等，都是制度决定的。有法治秩序下的市场，市场能够解决其中绝大多数问题，直接就解决了，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换句话说，即便是有法治，如果不用市场手段解决，法治政府想要解决这些，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这就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举几个例子，讨论不同活动下技术创新的不同结果。科尔内教授2003年出版一本著作，把近百年全世界87个有革命性的发明全部列出来，然后统计哪个国家什么公司发明的。其中，只有一项是在苏联产生，而这一百年正好是苏联从生到死的过程，超级大国苏联只产生一项，与军事有关，就是人造橡胶。剩下全部都是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产生，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产生的，超过85%都产生在美国。在美国，如果看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性创新，绝大多数产生于风险资本资助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那些巨无霸的大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演变而来，是在他们产生革命性结果之后变成的大企业。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欧盟国家。几十年了，欧盟国家看到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推动创新上，推动经济增长上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于是，欧盟国家就设立政府主导的风险资本，试图用此方式模仿美国的风险资本，但是，非常不成功。

第三类例子苏联东欧集团。苏联东欧集团从来就极其重视创新，根据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生产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是在一起的。苏联和东欧集团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花费在研发上的费用占GDP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过市场经济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缩小在核心领域里和世界前沿的差距。这是很大程度上逼迫他们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改革一直无效，直到整个体系崩溃。

我有一个自己的感想，把它总结为“技术创新制度的排序”。基本排序是，第一是最好，第二是其次，第三是差，第四是最差。相对应，第一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第二是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第三是计划经济，第四是群众运动。

英法体系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市场资本的基础，英法体系靠的是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四个市场交互竞争整体解决激励机制。最后，重要的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要强调的是法治，法治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司法独立。

第二个是欧陆法系支持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等。在这一体系下，技术创新是以大企业研发部门为主力，由大企业内部解决投资研发项目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情况下，不是没有金融市场，但金融市场很弱，比如在德国，金融市场对大型企业没有压力。该体系是由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之间的竞争解决整体激励机制问题，形成优胜劣汰。

政府在协调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的时候，取决于讨论的是什么技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追赶阶段，比如德国，很早就提到后发优势，即追赶，追赶过程中政府作用是有帮助的。而且，在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一类科技研发方面，政府协调也是有优势的。但是，当他们走在最前沿的时候，面对新兴产业革命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情况就是这个体制有重大的缺陷。

举一个例子，日本的通产省从1982年开始协调全国所有巨大企业，当时日本生产半导体存储器方面已经世界领先，美国人担心日本是不是有一天会在整个计算机方面超过美国，甚至整体超过美国，当时有一本知名著作叫《日本第一》，在中国也很流行。日本政府以为搞第五代计算机就一定能全面超过美国，以通产省为主，纠集大企业、大学用通产省的规划来指导，最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日本从1990年代以来一蹶不振，讲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原因，我现在谈的是基本面。当经济基本面有重大问题的时候，举国之力，虽然是市场经济，虽然是法治社会，有能力举全国之力朝着某个方向，也很难超越。他输给谁？输给的不是美国，而是市场。

第三，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创新。计划方式的创新，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追赶阶段，或者是对于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一类科技研发，这一体制可以做，有些时候甚至有优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中国、苏联，在宇航、核领域等可以走得很快。因为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举国体制，即便美国也是一样，因为需要巨大的资源，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说，是相当可以预料的。

但是，当涉及技术创新整体时，官僚体制没有办法有效解决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苏欧集团的问题，甚至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失败。规划式、政策式创新，政府主导推动的创新，以及所谓创新基金一类扶持，都可以归到计划半计划模式。这些制度无法解决创新中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搞运动。中国改革以来，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的、起了正面作用的机制，地区竞争，地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运动。地区竞争过去发挥了很好作用，那时竞争的是GDP增长速度，GDP与科研不一样，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所以，当竞争的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时，会有很多缺陷。比如，忽略环境问题，忽略不平等问题，忽略维稳问题，等等。但是不会太过偏颇，至少GDP涨了。

当把大众创业、万众创作为目标的时候，要警惕，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会有非常强的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作用，激励机制一旦落到单向指标，就会严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为，使社会上产生大量的欺骗作假，有意的、无意的。最后总结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全面创新包含技术创新，不顾制度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行政方式、政府主导方式，强推技术创新，不但有巨大风险，而且会制造风险，可能把风险制造得很大。制度创造的核心是改革和建造市场制度、法治制度、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