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摘自作者新著《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版。

　　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是很难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是习近平主席日前的访问，就让乌获得了大量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基础设施先行，逐步培育市场经济所需的外需环境。这就是“一带一路”见证的中国模式威力！“政府十市场”双轮驱动，使乌兹别克斯坦既获中国国开行，又获亚投行贷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就是中国模式活生生的体现：经济走廊与经济发展带。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由此，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首次被提出。

　　“一带一路”所展示的中国模式，具有怎样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呢？

　　一

　　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即从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国海岸的一整块大陆，当时的主要商道就是丝绸之路。而欧洲特别是英国显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拦腰切断，为了寻找新的通往东方财富之路，于是就有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权时代，因为一个简单的地理事实是，相互连接的海洋形成一体，正是它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现代世界里海权的价值。同时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不再是远离大陆的边缘，而是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进入21世纪显然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趋于瓦解和崩塌，而中国不仅是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并且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世界体系的陀螺仪正在转向中国。”

　　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即将来临。麦肯锡公司的世界经济长周期预测，“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

　　图：世界经济长周期

　　该模型指出，宋朝以后，世界经济中心从中国移至欧洲，后来又移到美国，2025年回归中国，可谓世界归位。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最快的时期就是刚刚过去的2000-2010年。人类在2000-2025年迈出了过去近一个世纪(1820-1913)的步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国际政治格局也在东移，西方中心的世界逐渐淡出，正在还原世界的多样性。

　　顺应人类文明演绎律及世界经济长周期，推动全球再平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将欧亚大陆桥的内涵升级为互联互通，并延伸到非洲等地，实现时空超越。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着眼于东南沿海地带、首要向美国开放的逻辑，向西迈进，围绕欧亚大陆同时走向腹地和海洋。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旨在扭转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趋势，助推世界走出“治-乱”周期律。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人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话来说就是，“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35年改革开放奇迹后，红星照耀中国，也照耀世界。“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路撒播。”作为丝绸之路的复兴，“一带一路”也就可称为新的长征，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将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拓展与深化，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营造、中国规划的能力与信誉，提升中国威望。就其地缘经济与战略效应而言，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史与全球化话语权，体现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

　　二

　　在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之际，作为全球化中坚力量的中国，汲取历史的智慧，把脉全球化未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已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不再在追赶西方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之后，鼓励更多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还原世界多样性。如仍然紧盯西方，竞争与风险不断加大。规避风险，引导合作，方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里缺技术、资金、基础设施，甚至还缺熟练工人。而中国有资金，有技术，缺乏市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嗷嗷待哺”。首先，资金上，“一带一路”国家缺贷款，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多达4万亿美元，按经济学家估计，实际上6000亿美元就足够了，剩余34000亿美元都应转化为投资基金。改变购买美国国债、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模式，就是加大对外投资，寻求海外市场。其次，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是世界上最强的。中国人口众多，地形复杂，如果中国能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它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中国不仅能够建，而且还能够运行、管理。发达国家可以与中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再次，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力，“一带一路”着眼于产品、产业标准，尤其是新基础设施标准，大宗商品定价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提升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是全球治理的软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解决世界问题，在解决世界问题时解决中国问题。

　　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发挥社会积极性，尊重所在地区社会习俗和法律标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完全靠政府，否则让人家觉得这是战略，也不可持续，风险极大。通过政府服务，让企业，通过公私合营模式(PPP)，成为“一带一路”的主体，通过市场化运作，符合国际规则，才能打消国际疑虑，更好与其他合作架构、发展规划对接。国有企业开始起主要作用，但在市场化较高的国家，就要注意反倾销、反补贴的问题，要符合劳工、环保标准，对于非WTO成员国则要尊重当地历史文化与宗教传统。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重视与对方政府打交道，不够重视社会层面沟通，与当地NGO打交道缺乏经验。如今“一带一路”要接地气，要让“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等飞入“一带一路”寻常百姓家，从全球化到本土化转变，就必须发挥好行业协会、华人华侨的天然纽带作用。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资金先行、经贸主打，演奏出合作共赢的响亮乐章。

　　《“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五十一章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加强同国际组织和金融组织机构合作，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引导作用”。金融是联系的纽带，是合作的载体，是融合的渠道。“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需进一步加强产融结合，为企业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主体作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产融合作是在产业链之间、产业与金融之间有机结合、深入融合的过程。从产业链内部看，特别需要加强大企业和小企业、国企和民企的协作。”

　　严格意义上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形式松散的经济联合体，尚缺乏政治协同纲领和经济协同安排，就像一个庞大的躯体，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血脉让其真正充满生命力。

　　现在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金融机构可以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丝路基金，是完全国有的；第二层次是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两家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性组织；第三层次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纯粹的商业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中，有些是补贴性的，有些是商业性的，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协调好这些机构共同支持“一带一路”。

　　如成立专门的“一带一路”银行，定位于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促进全维度金融合作、并统筹全区域金融稳定，则极有利于资金融通。

　　从机制上看，“一带一路”银行将是“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体的运营模式：一是具有投行功能，利用投行统筹配置资源的能力，发挥投行优化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专业作用，为”一带一路”国家调整发展路径、挖掘自身潜力、开拓共同市场、发掘共同机会提供直接融资助力和全面咨询帮助，将“一带一路”整体的金融合作共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专业水平；二是具有IMF功能，以促进“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宏观审慎金融监管为目标，建设专门的金融稳定评价体系和预警体系，设计金融系统性风险共同应对机制，创造“一带一路”独有的风险缓冲垫，缓解“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问题；三是具有世行功能，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和复兴为己任，通过帮扶工程、资源转移和技术输出等方式，缓解两极分化，关注共同命运，用金融专业手段实现“一带一路”情感上的互信互爱；四是具有商行功能，对接并串联现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较为充分的商业银行体系，通过间接融资渠道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开发、国家建设和经济起飞提供长期、稳定、成本较低的信贷资金支持。“一带一路”银行是综合性经营机构，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定位、针对性与作用均超越而亚投行、金砖银行和丝路基金，业务也更广。

　　当然，打造“投行+IMF+世行+商行”四位一体的“一带一路”银行，是一个长期工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力量形成共识，将机构先行建立，再循序渐进地丰富其功能。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既要集合集体智慧和力量，也要发挥政府支持、中国主导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建设基于“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区域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人民币“‘一带一路’统一货币区”，都是资金融通的呼唤。金融合作，也在推广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合作理念，为世界贡献金融公共产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责任编辑：王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