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开庭之后没有等来判决，却等来了又一轮一审开庭，理由是原审判长病了。

　　11月9日至17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周文斌案。这次为期8天的开庭最后3天均“挑灯夜战”，甚至一度庭审至晚上10时。

　　控辩“死磕”对决

　　对决是从当庭申请公诉人回避开始的。周文斌的辩护律师、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明勇提出，有公诉人系南昌大学毕业生，还曾在该校工作，与周文斌系师生、上下级关系，应该回避。另一名公诉人来自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而非南昌市检察院，也应该回避。

　　回避没有得到允许。公诉人表示，这些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应当回避的人员。

　　两轮庭审的公诉人都是相同的4人，年龄均在30岁左右。其中，资历最深的公诉人从业10年，曾在“全国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获“全国优秀公诉人”称号，2013年媒体曾报道其为南昌市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另有一名公诉人2010年进入检察院，初为财务岗位，一年半后调任公诉科，如今已4年。

　　控辩交锋不止于对案情本身的判断。法庭调查阶段，朱明勇请周文斌确认江信国际公司是否为投资公司、是否委托建筑公司施工，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表示“这里面不存在转包关系”，公诉人此前问“项目转包给谁”属于“不懂常识的问法”。

　　“审判长，辩护人刚刚在发言中说公诉人不懂常识，这是对公诉人的人身攻击。”公诉人马上叫停发言。

　　“我说的是常识，并不是人身攻击。”朱明勇表示。

　　接下来的讯问中，公诉人问周文斌如何决定招商引资中的投资方，周文斌答：“谁说了招商引资需要招投标？”公诉人反问：“谁说了招商引资就不需要了呢？”

　　朱明勇打断了这个反问：“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是在诱导问题的基础上是犯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导致被告人就没有办法回答。”他称，招商引资本来就不需要招投标，问这个问题就类似问“这个小孩是不是一条狗”，“你要懂一点基本逻辑”。

　　不待法官开口，就这一发问是否合适，公诉人、辩护人之间进行了10次左右的对话。法官喊了两次“双方安静”，“你们有什么事情先听审判长说完。法庭是一个讲述道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按照顺序来”。

　　庭审中，发言被打断的现象屡屡出现。“双方真的是在‘你来我往’。”一位旁听过两轮庭审的当地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4年年底开始的那次庭审，有的公诉人好像在读文件，而这一次，控辩对决激烈许多。

　　证据证明标准之争

　　曾有法学学者认为，此次“二度一审”或是因为要补充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他们的判断失误了。

　　朱明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由于周文斌称受到刑讯逼供而作出有罪供述，律师在庭前会议时已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法院没有同意。刑诉法第54条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公诉人表示，周文斌所称的刑讯逼供是其被纪检部门调查后遭遇的，而非检察院造成，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要求。

　　周文斌的另一辩护律师、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认为，任何机关采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都要排除，纪委的非法证据也不可以不排除，何况周文斌在检察院的供述是建立在纪委取得的证据基础之上的。

　　证据证明标准之争还出现在对口供的认定上。

　　在一笔行贿款的来源上，公诉人表示，商人供称该款项系以工人工资名义套取。朱明勇认为不能轻信口供，应该调取工资发放记录进行核实。但公诉人称这样穷尽证明的方式是不合理的。

　　朱明勇质疑称，商人所供述的行贿地点，比如老树咖啡馆，在2007年才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但商人所供述的在该咖啡馆的行贿时间却早于2007年。这类口供显然存在问题，不能采信。

　　易延友还表示，如果法庭既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又不让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口供的质量难以保证。

　　证人“反水”再“反水”

　　记者发现，与上一轮庭审相比，此轮庭审最大的变化就是出庭证人出现“再反水”。对该证人的质证时间是举证质证阶段中耗时最长的，花了5个小时左右。

　　出庭证人是本地商人胡彪斌，他也曾是江西省政协委员。他被指控向周文斌行贿100万元。他在供述中承认其令出纳取出100万元现金送给周文斌。

　　朱明勇告诉记者，在上一轮庭审中，律师申请了不少证人出庭，法庭同意了6个，最终只有胡彪斌一个人出庭作证。

　　“胡彪斌当庭说他没有行贿。”周文斌的家属感到意外，胡彪斌称，他发现所谓100万元不是提取现金，而是与其他公司的转账，所以他才有勇气出庭作证，表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

　　这一次，胡彪斌再次“反水”。他称自己向周文斌行贿100万元，现金是从自己的铁皮柜里拿的备用款，但记不清款项来源。

　　这已是他关于此次行贿过程的第三个版本。胡彪斌称，应以此次说法为准，之前在检察机关的供述、上一轮庭审的说法，均是“记忆故障”。

　　朱明勇质疑，就算胡彪斌给检察机关的供述是“记忆故障”，但他的出纳却也持同样说法。不可能两人同时出现相同的错误，又同时改回来。

　　在朱明勇的追问之下，胡彪斌承认，2013年在检察机关调查期间，他至少在讯问室待了20几天。讯问室没有床。

　　追问之下，他还承认，与上一轮出庭作证时自己是自由的状态不同，目前自己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几处房产也被查封。他的弟弟也曾被采取强制措施。朱明勇认为，由此可见，胡彪斌此次出庭翻供是被迫的。

　　追问期间，公诉人多次打断辩护律师的提问，认为存在诱导、重复提问、扰乱证人思维，并表示“如果问题与案件无关，证人可以不回答”。

　　相比之下，公诉人对胡彪斌的问话简单许多。胡彪斌接受公诉人询问时表示，自己重新出庭作证是因为家人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回国把事情“说清楚”。

　　庭审被要求更开放

　　此轮庭审的法庭可容纳60余人，比上一轮庭审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审判庭小了许多。法官的解释是，这次使用的法庭能与江西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等上级部门的视频系统连接，上级可以远程观看庭审。

　　周文斌的家属告诉记者，上一轮庭审中，家属有10个旁听名额，此次，家属分配到3个名额。

　　南昌大学一名学生表示，2014年12月，他来法院排队就获得了旁听证，学校法学院一二十名学生都旁听了上次庭审。这一次，不少学生一大早到法院排队时就被告知旁听证发完了。南昌市中院一名内部人员透露，该院少年庭、民事庭等部分业务庭发了旁听证，有的庭有两张，部分在该院实习的高校学生持证旁听了庭审。

　　前来旁听的还有南昌市检察机关等工作人员。庭审时，有人在法庭内阅读其他案件的法律文书，有人阅读《乌合之众》等无关书籍，被法警制止。

　　11月9日“二度一审”首日，辩护律师当庭提出，法院开庭前没有公开领取旁听证的流程，法庭不宜限制旁听。法官对此表示，这个问题属于法院行政部门管辖，不是法庭要审理的。

　　上一轮庭审有江西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但此轮庭审中，当地几乎没有媒体跟踪此事。

　　本报南昌11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