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处长乱改年龄罢了，部长竟也造假）

　　湖北干部洪永旺近期连续两次上头条，前一次是因为“生于1984年”的他有望成为最年轻的县级市长，后一次则是被举报“不是生于1984年”。

　　经湖北组织部门调查，洪永旺生于1982年，他曾借用别人学籍复读初三考高中，出生年龄随之改为1984年。正是由于这次改小年龄又没有向组织报告，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中止市长提名。

　　正处级的洪永旺改年龄是为了上学，副部级的陈雪枫篡改年龄又是为何呢？6月2日傍晚，中纪委发布消息，河南省委原常委、洛阳市委原书记陈雪枫被双开，其中提到他为谋求职务升迁在民主推荐中拉票，篡改年龄。

　　年龄出问题的部级高官，陈雪枫并不是第一个。2015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也被通报 “档案造假，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

　　在年龄上做手脚管用么？长安街知事(ID:Capitalnews)此前曾作过介绍，在体制内工作，年龄大小往往意味着资历深浅，是一个特殊的升迁符号。尤其在片面强调以某一标准一刀切的时候，年龄往往还会成为突出重围的决定性因素。

　　比如说考虑到班子的年龄结构，需要配备一到两名相对年轻的干部时，常会用出生年月来划一道坎；比如说打破原岗位职级限制，集中选派一批某某年龄以下的干部到基层任职；比如有些特殊岗位，只有某个年龄段之间的干部才能干，超龄了就要转岗。在这些情形中，能不能“上车”的一个关键，就是年龄在不在设定范围内，有的干部出生日期哪怕就差了一天，也入不了围，结果被“同龄人”一下甩开好几步。

　　正是摸清了这些“门道”，有些年轻干部便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把自己的年龄往组织的要求上靠。

　　江西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的女婿徐楷是个典型，据澎湃新闻报道，2008年，徐楷参加合肥团市委副书记公选，并最后成功就任。这一岗位任职资格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徐楷在南昌大学就读硕士期间刊发的一篇论文显示，他出生于1978年11月。

　　一位熟悉组织工作的干部向新华网透露，徐楷通过篡改年龄才得以入围，手段则是通过入团志愿书造假。作为档案中较早的材料，入团志愿书是认定干部年龄、工龄、党龄的重要依据。“提供一份虚假入团志愿书再经过组织认定，就等于把虚假的年龄合法化了。”

　　年轻干部改年龄为了“快上”，而一些老资格的干部改年龄则是为了“不下”。已落马的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就是如此，他在学院作风蛮横，以致学院被教职员工戏称为“柴家大院”。新华网曾报道称，柴曾多次篡改自己的年龄，以延迟退休时间，他的出生日期有多个版本，有1956年，1954年还有1952年。

　　中纪委刊发的《干部档案造假当绝》一文指出：一直以来，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现象并不少见，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已然成为一些地方的“潜规则”，“三龄、二历、一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工作经历，干部身份）是干部人事档案造假的多发环节。在关于中央巡视的整改通报中，众多省份均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

　　从现实效果上说：档案造假有机会 “挣面子、占位子、图帽子、捞票子”，而往深了说，违规操作的成本并不高，有时即使造假行为被曝光，相关人员受到的也只是批评、记过等“无关痛痒”的处分，以至于有的干部因故修改年龄也长期不向组织报告，直到真出了问题才“认倒霉”，其中的侥幸心理莫不是因为这么做收益高，风险小。如此一来，造假之风便甚嚣尘上。

　　来源：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