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打虎”持续上演，反腐已成为政治常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涉嫌严重违纪，于两会期间接受调查。而山西团开放日省委书记王儒林口中“贪腐金额达到6.44亿元”的副市长，更是触目惊心。

　　据人大发言人傅莹透露，到去年底，本届人大已经有43人辞职，罢免27人，不少是因为违纪违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制度建设杜绝腐败，一直是两会期间呼声最高的话题。

　　2005年，官员财产公开首次出现在人大代表的议案中。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阳光法案”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

　　20年，从财产申报到公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振臂急奔，仿佛在进行一场接力赛，一步步推动着改革的进程。

　　“从申报到公开，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先从申报开始，然后再去探讨公开。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已经明确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径，等以后在恰当的时机，去落实我们想象中的公开。”曾连续7年呼吁的表韩德云对搜狐新闻表示。

广东省率先试点公开官员财产，不过财产公开的范围只限党内而非公众。

　　一、首个“趟浑水”的代表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是国内首位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人大代表。

　　从2003年担任人大代表开始，王全杰开始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经过调研，发现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重要切入口。

　　尽管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将《财产申报法》单独列入立法规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启动，此后在九届、十届到十一届至今，未见重被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

　　1995年，中央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文件，形成了对现有官员进行内部监督的机制。

　　在王全杰看来，这些文件在强化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内部监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申报未涉及近亲属，没有要求全面财产申报，申报的种类少，且更为重要的是，受理后不向社会公开，这些政策性文件始终未能从内部监督机制走向外部监督机制，致使其在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2005年，王全杰联名50多位人大代表，提交题为《制定政府领导干部财产公布制度》的议案。

　　参与这个议案的的人大代表几乎都是非官员。一些市级以上级别的官员人大代表劝王全杰不要淌这趟浑水，在他们看来，事情并不容易。“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身负给老百姓代言的重任，不能忽略这一重要问题。”王全杰对搜狐新闻表示。

　　在议案中，王全杰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官员资产公开制度，“还好干部以清白，还人民群众以明白，还政府以透明，还社会以公正。”

　　两会之后，王全杰被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对议案进行详细介绍。在他的记忆里，会场很安静，他发言后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也没人进行呼应。

　　在此之后，王全杰还于2007年与2008年的两会前提交了官员财产公开建议。

　　在三次提交的议案与建议中，王全杰都写了这么一句话：“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有什么私产可向人民隐瞒的？个人资产对于公民是隐私，对于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官员来说，就不应当是隐私了。”

　　王全杰是国内研究皮革技术的顶尖科学家，在这位老党员的心中，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见证过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1995年后10年里遭遇的重重阻碍，也预见到，在接下来的10年中，官员财产公开之路依然坎坷。

近年来有媒体报道，官员财产公开之路仍任重道远

　　二、律师接力7年“死磕”

　　王全杰只担任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他之后，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接下他的接力棒，连续7年“死磕”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因而更加出名。

　　作为律师的韩德云将官员财产公开作为申报的其中一个环节，以立法为诉求，推动了中纪委决策的进程。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公务员法》。在韩德云看来，作为预防腐败的重点法律，该法对公务员的行为监督做了许多规定，却没有将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写入该法。

　　2006年，他邀请超过30名人大代表一齐提交了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其中财产公开作为申报制度的重要一环。在议案中，韩德云提出了两种公开的途径，一是通过官方报纸刊载，甚至上网，二是提供给公民供其索取、查询，从而接受广泛有效的社会监督。

　　此时，“官员财产公开”还属于概念超前的新词，附议的30多个代表还没有意识到今后将遭遇的阻力。

　　这一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回复韩德云：“目前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论证和研究。”

　　2007年，韩德云继续提出同样的建议，中央纪委监察部回应：“制定符合国情的公务员申报制度需要认真研究。”

　　2008年，中央纪委监察部负责人亲自给韩德云打电话，说正在积极开展工作。而这一年的回执中，中纪委首次就官员财产公开作出具体回复：财产收入申报后是否公开以及在什么范围公开是个敏感问题，国际上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对此有不同规定，也是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难点。我国制定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采取什么样的公开原则，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而这也是韩德云这7年里，得到的中纪委就官员财产公开问题唯一一次的具体的回复。

　　2012年7月，中纪委答复韩德云时表示，今年有关部门已抓紧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国家立法进行研究论证工作：结合中国实际，对申报制度进行研究论证，着手起草建议稿，并加快了起草进程。

　　这个消息令韩德云振奋不已。“中纪委的回复非常清晰，一直在支持和推进这个制度。”韩德云告诉搜狐新闻，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反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正一步步完善。

　　财产申报逐渐步入正轨，但以立法形式向社会公开官员财产还需假以时日。

官员财产公开这一"阳光法案"，正在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推动县，逐步前行

　　三、各地试点破冰

　　7年间，韩德云一直在呼吁人大启动《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立法程序，并提出“中央统一立法、授权地方实施、按年增加范围、分步落实到位”的设想，为减小推行阻力，甚至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

　　他提出的“三年豁免期”概念最具争议——在期满之前，如申报对象主动纠正并上缴全部违法违纪收入，申报审查机关可豁免申报对象的纪律处分，并视情况由上级行政监察部门建议司法机关减轻、免除其相关刑事责任。

　　这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时的方法。可当韩德云提出来之后，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为官员找退路。

　　韩德云意识到，距离官员财产完全公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让他欣慰的是，随着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2009年，政府开始了试点尝试。

　　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在全国开官员申报财产公示先河。“官员财产公开”一度成为热词。

　　当时的制度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示了极大的改革决心，并表示将逐步实现“有限公开最终过渡到无限公开，从区域试点到全国推行”。2009年8月，吴伟平因病去世。

　　一个月后，时任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杨振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再按照原来制度做了。现在，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来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人走政息，第一个试点夭折了。

　　从这一年开始，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都曾掀起舆论波澜，一度被媒体称之为制度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但接踵而来的，是接连的失败。

　　据媒体统计，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区已近40个，但超过半数“昙花一现”，且试点多为县市区，主要针对科级干部。人走政息、公众压力及个别官员的阻力、难以核实的申报内容、上级叫停等都是导致试点失败的原因。

　　对于这些“失败”，韩德云认为，立法依据缺失、程序混乱、规定简陋，执行缺乏透明度等缺陷，导致推动者往往难以实现本意。

　　更重要的是，各地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据的道德伦理准则及法律依据等理解差异颇大，认识不一，其中也不乏个别政治“作秀”。

　　这让韩德云意识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基层突破的成功几率很小，仅通过人大代表和地方政府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当前来看，不具备现实性。

　　“官员财产是否公开，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这个制度最后能建成什么样，这完全取决于政治的决断，而非法律的设计。”

　　四官员的“公开”尝试

　　当官员们日渐噤声，不愿谈论财产公开时，也有两名官员主动将自己家庭的财产情况曝光于公众眼前，他们压力也随之而来。

　　2013年，时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在广州市两会上率先公开家庭财产情况而搅动全城。

　　“要说没有压力，总有或多或少，有形无形压力。过去，同事之间很亲密、友好的关系，慢慢敬而远之。他们怕受到我的影响，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退休之后，范松青对媒体说。

　　公开财务状况后，范松青的妻子没少和他拌嘴。女儿结婚，要和亲家商量着不操办酒宴。去年底家里遭了贼，几千元现金、女儿结婚的金银首饰被盗，“太太说全是我惹的祸，小偷是来看我们家有多少财产的。”

　　对此，范松青报了警，自认倒霉。种种非议，让范松青很无奈，发出“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感慨。

　　2014年，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文凯在微博上公开家庭财产。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举动在微博掀起了巨浪，他被网友称赞的同时，遭遇了人肉搜索。

　　“有网友细心计算我们夫妻的收入和财产积累是否合理，更有甚者，有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欲跟我立赌誓，问我敢不敢让他查。在众多亲朋好友同事支持和声援的背后，我也感受到一股对我敬而远之的味道，压力滚滚而来，孤独感深重无边。”何文凯感慨。

　　韩德云对搜狐新闻表示，社会难以达成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共识，这是推进该制度的阻力之一。

　　“社会各界有各界的想法，任何一个法案，如果社会共识不够，可能就会被曲解或误解，甚至带来的负面的效果会高于正面的效果。”

　　“一个官员应该有多少财产？一个普通县城的县长应该有多少财产？一个北京的区长应该有多少财产？数字公开之后，大家会怎么想？”韩德云举例说，“一个厅级干部拥有一套12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么大的房子在北京的价格和在重庆的价格，有巨大的差别。”

　　基于现实的考虑，在“公开”具备条件之前，韩德云更加关注申报的落实情况。

　　“十八大之后，中央明确规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党内做起，从党员干部的财产申报开始。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党内推行得快，执行得比较严格。“今年，听说有谁少报了一个平方，或者存款上没说清楚，甚至房产证对不上，都会被要求去做补充说明。”

　　谈及官员财产公开的时间表，韩德云说：“从申报到公开，这将是一条漫长的路。先从申报开始，然后再去探讨公开。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已经明确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径，等以后在恰当的时机，去落实我们想象中的公开。”

　　2008年之后王全杰卸任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他没有停止呐喊，依旧连年提官员财产公开的建议。

　　他坚信，官员财产会有照进“阳光”下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