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用100天收集雾霾制砖:有人问我一万卖么|空气污染|pm2.5|雾霾_新闻资讯
坚果兄弟在首都吸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北京市丰台区一所小区，2015年12月1日（左），2015年12月2日（右），中间隔了一夜风。摄影：刘诗蕾 
100天内收集到的空气污染物制成的成品砖。图片来源：坚果兄弟 
建筑师傅把砖嵌进墙。摄影：刘诗蕾 “来，拍这个。”深圳小伙“坚果兄弟”把手上的红砖递过去。正砌墙的建筑师傅头也没抬，左手拿起抹泥刀，在泥桶里搅了团湿水泥上来，往砌好的砖面上一摔，另一手顺过坚果兄弟递来的砖，“啪”一声，砖嵌了进去。
12月5日下午，北京西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正修着四合院的这位师傅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刚才那块砖，是眼下北京、乃至全中国最著名的一块砖。
区别于其他砖的特殊之处在于，这块砖的主要原材料是曾飘散在北京城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物——由坚果兄弟在100天中用工业吸尘器在北京收集的。那些直径以微米计量，肉眼原本无法看到的尘埃，最后集合成一盒亮得发灰、触感细腻的黑尘。
11月30日，这一盒尘土被送到河北唐山一家制砖工厂。在这家工厂里，这些黑色细腻的尘土被混入陶土，然后炼泥、制坯、进炉烧制。由此，全国第一块由PM2.5、PM10等空气污染物烧制的砖头诞生了。
关于这块砖的隐喻和这场耗时已久的行为艺术对环保与污染的观照还没来得及探讨，第二天，160多公里外的北京就开始遭遇今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
这一天，曾让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众多古迹名胜、现代摩天大楼以及民居四合院，无一例外地沉陷进浓重的灰黄色雾霾里。
当天，空气可见度极差，飞往北京的航班迫降至天津、石家庄等机场。民间有检测仪测出北京当天PM2.5值达2242，PM10值达8468，而官方检测站点监测到的局地PM2.5数据也一度接近1000。这一次雾霾的严重程度，让人们联想到1952年伦敦那场夺走12000人生命的雾霾事件。
就在不久前，北京还处在“一场雪重回北平”的盛誉中。簌簌白雪中的故宫朱墙，素雪掩盖的金色琉璃瓦，照片辅以“碎碎坠琼芳”文字描摹，一片惊叹声中，故宫博物院的雪景微博转发量逾18万。这座明清古都的历史文化气息在素雪中尽情释展，一度惹引全国其他城市的钦羡。然而似乎也就在一瞬，一场雾霾让北京似乎成了一座弃城。
这一场浓度前所未有的雾霾，成为这块砖火速蹿红的绝对推手。几乎是一夜之间，坚果兄弟和这块砖悄无声息地占据了各大媒体和互联网上的重头报道。
“更多是无奈吧，砖刚好成了人们的一个爆发点。一开始媒体没有说清楚，很多人都以为整块砖都是雾霾做的。”坚果兄弟解释说，这块四五斤重的砖头主要构成部分是陶土，空气污染物只占很小的比重，“但这件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人们没有去深究它的真实性，而是愿意去相信这样荒谬的事，其实也是他们对很多事情不信任、不满。”
坚果兄弟使用的工业吸尘器能吸附直径为0.2微米及以上的颗粒物，我们熟悉的PM2.5、PM10等空气污染物都被囊括其中。吸尘器风量234立方米/小时，按一些媒体的算法，坚果兄弟100天内每天使用吸尘器四个小时，大概相当于6200人一天的呼吸量的总和，也可以换算成一个在北京生活17年的成人的呼吸量。
“当然这些都是不准确的。”坚果兄弟说，“首先这不是科学，更像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不需要一定研究出里面的具体成分。”
进行“尘埃计划”之前，坚果兄弟给自己进行了相关科学知识的扫盲，但究竟收集了多少污染物，坚果并没有精确称量，估算在100克以上。招架不住多番询问，坚果给了出统一答案“100克”。
“艺术不是科学，但既然他们坚持要一个具体数值，那就给一个值吧。”他说。
100天内收集到的空气污染物制成的成品砖。图片来源：坚果兄弟
实施“尘埃计划”之前，这个1981年出生的年轻人还做过不少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曾把1000个北京黑中介的电话涂在墙上，供人们随意拨打“复仇”。长居深圳坚果曾在多家4A广告公司工作，几年前辞去工作，以“坚果兄弟”之名，尽情折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做砖的念头，早就2013年春天就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2013年年初，北京及周边地区接连遭遇严重雾霾污染，1月14日的北京PM2.5值最高达993。如果要写一部中国空气污染编年史，那一年算得上历史性的时刻，有关雾霾的医疗事件频繁发生。中国卫生计生委发布报告称，2013年年初的雾霾危机，辐射范围达140万平方公里，影响了6亿多人。
“雾霾”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人们无法逃避的“恶魔”，一时间媒体形成了雾霾轰炸效应，远在深圳的坚果兄弟也注意到了首都所遭受的天气灾难。当他看到报纸上北京那些标志性建筑被一片灰黄色的雾霾笼罩的照片时，他很吃惊，这和2008年他去北京看到的首都如两个世界。
“我愣了一下，北京怎么这样了。”他说，“北京应该是景德镇陶瓷一样的蓝、干净。”
坚果兄弟回忆起2008年在北京的时候，声音也轻柔起来。在北京奥运会过后的初秋，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并在这里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那大半年的记忆像画一样留在他的脑海里：深红的高阁宫墙，屋檐嵌出一道金边，长安街两边的小胡里古树上时常看到细树枝累成的鸟窝，再往上，枝桠把天空切割成一块块的蓝色。随着深秋的到来，树叶慢慢从苍绿变黄，又慢慢掉光。
他说：“北京那个时候有着清晰的色彩变化。”
2013年那个春天，北京的变化让他几乎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决定开始一项“尘埃计划”——100天内在北京收集空气中的污染物；用这些污染物做成一块砖；最后，把这块砖建房子用，像尘埃一样消失在成千上万块砖里。一切对应着中国那句老话：尘归尘，土归土。
“一开始就是想是做砖，也没考虑做成其他工艺品。”坚果兄弟皮肤白净、高颧骨，清瘦，长发扎在脑后，这与他“行为艺术者”的身份高度契合。他继续说：“不想破坏尘埃的本质属性，砖很直观就能感受到尘。如果做成工艺品，比如一个精致的陶器，就远离了本质。”
为了做出这块砖，坚果兄弟在2013年夏初来到北京。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北方的雾霾。“空气很脏，灰灰的。因为在夏天，也没有太夸张，但还是觉得自己就像个人肉吸尘机。”
他同样能清晰感受到的，是这座大城市的快速发展。这个拥有2019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在过去30多年中，像一个超级机器，一直处于快速扩张之中。这种快速的城市化以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知不觉造就了雾霾这个“恶魔”。《人物》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以北京市中心为圆点，划一个半径为100公里的圆形，圈内的各种工厂2010年总共烧掉了5700万吨煤。除此之外，油品质量低劣的机动车，厨房、露天烧烤的油烟也难辞其咎。
“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坚果兄弟说，但囿于经济等原因，“尘埃计划”被一度搁浅。
但面对雾霾锁城，官方也耐不住了。2014年1月的北京两会期间，北京市长王安顺代表北京与中央签订责任状。其中规定，北京市到2017年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王安顺说，“领导和我开玩笑说，完不成规定的治理大气污染任务，提头来见。”
但一年过后，北京PM 2.5年均浓度只下降了4%，王安顺在今年年初某次会议上表示，“治不好霾提头来见”是一句玩笑话，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想如果我的脑袋能换来PM2.5达到60的话，那随时都可以来取。”
哪怕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官方的治霾宣言也让常年困于重霾的人们很难相信首都的空气能很快好起来。
今年7月，坚果兄弟决定正式实施他已经搁浅两年的“尘埃计划”了，因为他积攒够了计划所需的费用。
他清楚得记得，吸尘器是7月24日到北京的，那天也是“尘埃计划”重新启动的第一天。在798艺术园区附近一家物流公司里，坚果兄弟当场拆开了紧紧包裹的几层厚纸板，一台桶式电瓶吸尘器就露了出来。他按下开关，这台重达120公斤的家伙发出呼呼入风声。
他迫不及待推着这台240斤重的电瓶式吸尘器，从798那家物流公司一路步行到十公里外的雍和宫，吸尘器开关一直开启着，一路吸着空气中的尘埃。
“也不觉得累，晚上也没失眠，就是有点激动。”坚果兄弟说。
这一天成了坚果兄弟在首都吸尘100天的缩影。除开雨雪天气、阅兵或重要会议期间，他整个夏天都会在下午推着他的吸尘器出门，冬天出门会早一些。由于吸尘器的体积重量限制，他在吸尘时不能搭乘公交、地铁等一切交通工具，只能推着这台接近他体重两倍的机器步行，大多时候走自行车道。
吸尘时间控制在每天4个小时左右，如果去近一点的地方，比如三联书店，来回路程两个小时，原地吸尘两个小时；去鸟巢这类路程较远的话，四个小时就要一直在路上了。晚上，他在租住的雍和宫旁一家青年旅舍离给吸尘器充好电，以备第二天工作。
每天推着吸尘器走在北京街头吸尘成了坚果兄弟日常的工作，100天里，他几乎把东城区跑了个遍，“去的地方很随意，不一定要是标志性建筑，有时看到很喜欢的地名，我就过去了。金台夕照，我就觉得很美。”
期间也有人劝他，让他多去建筑工地吸尘，多些尘土，效果会更好。坚果已经记不清自己拒绝过多少次了，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能破坏整个过程的真实性，真实很重要。”
去的所有地方中，坚果最喜欢的是雍和宫到三联书店的小巷子。有时他在附近吸尘结束了，就去三联看书看到凌晨四五点。天色还朦胧时，他推着吸尘器原路返回。这时的小巷里往往多出很多地摊，胡萝卜、白菜、南瓜拥簇在地上铺展的编织袋上。路边电线杆的线路很杂乱，树也很低，胡同里的小狗撒着欢跑。“很生活，很有生命力。”坚果兄弟说，“当然了，那是没什么霾的时候。”
有霾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100天中，坚果兄弟觉得“特别糟糕的天气”大约20来天。雾霾最重的时候，密实的悬浮颗粒似乎把空气光线都凝滞住了，整座城像被熬成了一大锅黏稠黄灰色浓汤。被戏称“猪鼻子”的工业用口罩在街上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人们隔着小小的过滤器，小心翼翼地呼吸着。
在卫星信号有时也失效的重度雾霾下，不戴口罩的英勇之士也不在少数，坚果兄弟是其中一员，他说，“麻木了，觉得没什么用。”
“常有人问我你遇到了什么阻力，其实最大阻力就是污染本身。”坚果说，“平时在街上吸尘，也没太多人觉得奇怪，而且我就是一个清洁工，只是没有工资。”
严格来说，坚果只有两次算得上不太顺利的经历。一次是在外国大使馆密布的三里屯吸尘，刚好巡逻的警车经过。警车接近他时，车明显地放慢了速度，车上的武警摇下车窗，眼神很异样地看着他。坚果兄弟说自己当时非常紧张，不过警察最终没有盘查他。
另一次是去天安门，吸尘器被拦在了自行车车道入口。阻拦他的保安说，“你这不是自行车啊。”坚果兄弟有点无奈，“我就只能推着吸尘器过人行道了。”
人行道上也有保安询问他情况，他就老老实实回答说，这是吸尘器，我是清洁工。
有时也会遇到好玩的事情。一次他在三联书店附近吸尘时，一辆黑车小轿车突然停下来，车主下车，一拉后备箱盖，冲他咧嘴一笑：“来，哥们儿，帮忙吸个尘呗！”车主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坚果一愣：“这个不能吸。”车主很疑惑，说你这不是吸尘器吗？
然而吸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枯燥的，一个人推着240多斤的大机器走上四个多小时，夏日暴晒，秋冬风寒，比情绪更难对抗的是体力不支。
“不想说有多累，把自己说得很悲情很辛苦。”关于吸尘更多的辛苦细节，坚果兄弟并不想过多讲述。他说，“我很喜欢《蒙面骑士》这本书，作者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他文笔始终很幽默。很多做公益都说得很悲苦很悲壮，我不希望我是那个样子，不要去埋怨。”
11月29日，坚果兄弟的100天吸尘计划结束。这100天内，风始终是北京抗霾的“英雄”，今年“大阅兵”期间，北京上空也会出现难得的蓝天。首都空气与国家大事所呈现出的高度正相关性令坚果兄弟印象深刻。
在这段时间里，不只是内地的众多媒体，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台湾两家媒体也采访了坚果兄弟。外媒也在积极联系他，从法国路透社、德国明镜周刊，再到英国、日本媒体，美国之声、CNN，直到现在，他邮箱里还有多封未读的英文采访函。
媒体蜂拥聚焦在这个背影孤单的年轻人和他那台笨重的吸尘器上。
“有点太夸张了。”坚果还有些没回过神。关注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人们对砖爆发的猎奇性关注，会不会掩盖对环保关注的意义。坚果兄弟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新闻媒体上的热点，转瞬即逝。有些时候，媒体希望他能表现出激动情绪等作秀的请求令他更加感到不适。
按他最初的想法，这一场行为艺术不仅仅针对环保，还希望唤起人们对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视。按照他的话，就是把没有用的变成有用的。
他说：”通过时间把它变成空间，变成有长高宽的具体存在。“
在尘埃还没有变成砖之前，这块即将诞生的砖已经成了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人想高价购买它。
早在7年前就做过雾霾主题音乐节的迷笛音乐节向他发来邮件，言辞诚恳地说，“因为有迷笛颁奖礼的奖杯是板砖，想和你协商是否可以使用你的板砖作为最大的奖励，细节可协商，意义重大。”
“这砖我想要，一万能卖吗？”有人在微博上也问他，坚果在键盘上飞速敲下一串字回应：“100万。”这个数值在随后几天其他人的不断问价声中，被坚果兄弟抬升到了“一亿”。
这当然是玩笑。“100万、一个亿也不卖。”坚果兄弟说，“我觉得没必要，卖了的话就破坏了整个作品，会变成了一场生意。既然空气污染很大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那就用反商业的方式来结束它吧。”
12月5日下午，这块一度万众瞩目的砖被坚果兄弟带到了西城区一个正在修建的四合院。随后就发生了报道开头所描述的场面。
现在，这块砖已经成为这座四合院墙体的一部分，虽然建筑工人们并不清楚这块已经垒砌进墙体的砖头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是个大新闻媒体的主角，但客观上说，它已经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坚果兄弟不想让媒体透露这个四合院的具体位置，他希望这块砖像尘土一样最终消失于无形。
工地上弥漫着肉眼可见的灰尘，随行的朋友捂嘴咳嗽起来，坚果兄弟站在一旁，看师傅接着砌墙，直到那块标着字符的砖被水泥和其他砖完全掩盖。
“就这样放进去了？”朋友问。
“就这样。”坚果兄弟摆了摆手大步朝外走去，忽然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几秒钟后嘟囔着：“走吧。”
“也没太大激动，总算是结束了。这些天接受采访比吸尘还累，我已经透支了，是时候离开了。”几个小时后，坚果兄弟将踏上回深圳的火车。
这一天傍晚的北京，深橘色晚霞腮红一样抹在西边的天空中，老胡同里树的枝桠上三三两两落着麻雀，头顶有驯鸽在盘旋，鸽哨响亮。
坚果兄弟看着周围这一切，才显得有些轻松而愉快。他拿出手机准备看时间，但看到的是屏幕上朋友发来的新闻——华北又一轮雾霾天气将要来袭。
文章关键词： 空气污染 pm2.5 雾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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