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绍兴三江村，正在成为一座巨大的废墟。不管是崭新的洋房，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屋，一座座都被夷为平地。

　　伴随着推土机轰鸣的，是5000多名村民的大迁徙。

　　“我们在外面租了房子，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租房子住。”在工程车不停驶过的村口，几名80多岁的阿婆正在等公交车。她们手里拿着生活用品，要转乘两趟公交车，才能到达出租房。

　　她们，还在搬家的途中，就已经开始怀念故乡。

　　几乎每个村民都满怀感伤。二十几代人的乡愁和回忆，让他们一度落泪。但是，没办法，这片被污染的土地已不再适宜居住。

　　戚继光为抗倭而建的古村

　　如今是一个巨大的拆迁工地

　　绍兴袍江开发区斗门镇三江村，因钱塘江、钱清江和曹娥江三江汇流而得名。

　　一段残存的古城墙，是这个典型江南古村落身份的象征。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是戚继光为抗倭而建，曾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

　　“要是你晚几个月来啊，可能就看不到三江村了。” 站在城墙外，一个中年男人叹息着说。

　　放眼望去，整个村子已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和文物贩子一起赶来的还有拆迁队，他们经过招投标后陆续进驻村庄，一住就是几个月。“我这队有十几个人，吃住都在村里。”一名姓李的拆迁队负责人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在他住的民房门口，堆着数十个石墩，以及堆成山丘似的钢筋、几十只老式的金属浴缸。这些都是拆迁队的“战利品”。

　　“多少能卖点钱吧。”老李说。

　　被工厂包围的村庄：

　　污染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

　　几乎在三江村搬迁的同时，村子所在的袍江经济开发区也迎来了十五周年庆典。

　　2000年8月，绍兴袍江工业园成立，位于斗门镇的三江村被纳入规划。很快，各类工业企业蜂拥而入，到2010年时，入驻工业园区的各类企业已多达3800余家。

　　十五年过去，袍江工业园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与之相应的是，一个个村庄不断被一座座工厂包围并污染。

　　去年，绍兴市环保局对袍江的“环保评估”是：袍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占绍兴全市70%左右，单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列全市第一，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倍以上。

　　站在三江村的古城墙旁，就能看到一个个的大烟囱。“有印染厂、化工厂、制药厂、垃圾焚烧厂……”村民老金扳着指头数，村子周边的工厂有20多家，还有些纺织厂就在村里。

　　在地图上，他随手一指就能划出三江村所处的工厂“包围圈”：北面是滨海工业园区，集中着大量印染厂，南面是一些纺织厂，东面和西面有多家上规模的医药化工企业。

　　老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三江村，近年来随着周边工厂增多，他明显感觉到，天不蓝了，空气质量在变差，经常能闻到臭气。

　　被污染的，还有水。一名蔬菜种植户带着钱江晚报记者，来到村口的一条不时泛着油污的河，他在附近种了一片蔬菜，卖到绍兴市区的农贸市场。土生土长的他见证了河水由清变浊的全过程。“小时候我们都在河里游泳、捉鱼。现在呢，摸上来的螺蛳都不敢吃。”

　　笼罩在村民头上更大的阴影是，这些年，村里已有数十人因癌症而死亡。

　　被迫的搬离

　　村庄600年来最大的一次迁徙

　　最近这几年，经过治理，当地政府关停了一批污染企业。但是，臭气污水并不能完全回复往日的样子。

　　这么大的一个村庄，它的未来如何？怎么样摆脱污染？为了健康，村民们要求拆迁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4年，三江村终于被列入拆迁计划，根据计划，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村子划分成6个区域，按区域签约，按区域拆迁，拆迁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涉及全村5000多人。

　　斗门镇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村民可自主选择3种方案：按确权面积安置房安置、货币化安置、自选商品房安置。安置房位于袍江一号地块，离得不算太远。“从已签约的情况来看，约有一半村民选择安置房安置。”

　　动迁5个月过去了，这个古老的村庄已经拆掉了一半。

　　被推倒的楼房废墟旁，偶尔有几条流浪狗走过。在散落的砖头堆里，一篮打碎的碗盘还透着曾经的生活气息。

　　一座三层楼房，屋顶已经拆掉，大门上还贴着大红“喜”字和“百头偕老”。可见，主人是赶在搬迁前办了喜事。另一幢房子，一名长者也赶着办了自己的70岁寿宴。

　　村子剩下来的那一半，在很多房屋的门上，贴满了搬家广告和房产中介的广告。

　　趁着阳光好，正在搬迁的村民们纷纷把被子、毯子和衣服全挂上了阳台。走之前晒一晒。然后，打包，搬上电动三轮车。“嘟嘟，嘟嘟”，一溜烟驶出那座苍老的城门。

　　故土难离

　　那些割不断的乡愁啊

　　村口马路边，73岁的郑克昌和老伴张爱月在等公交，准备回出租房。房子在开发区里的一个小区，虽然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但老两口仍然十分不习惯，有空就跑回村子来，找还留在这里的熟人聊天。

　　虽然要花上半个多小时，转两趟公交，腿脚不便的二老仍然乐此不疲。

　　“住在小区里，人不熟，不像村里热闹，总感觉冷清。”张爱月说。

　　郑克昌在村里开了大半辈子小店，他家的房子是4月底拆的。“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屋顶都拆没了。”老郑说，当初造这幢房子，“一家老小多少辛苦，钱都是一分半分地攒起来的。”

　　郑克昌在院子里养了43年的蜜蜂，搬家后，蜜蜂送到了亲戚家。“可以在小区里养啊！”旁边有人大声建议。“以后肯定养不成的。”张爱月反问，“小区里能养吗？要是蜇了人，那还了得。”

　　隔了一条马路，张爱月的儿子家在9月底开拆。老两口用自己的指标，给儿子一家换了套130多平方米的小区安置房。

　　前几天，村里有个老太去世。“能死在这里啊，也是福气，不然活受罪。”一些老人议论说。

　　相比起老人，年轻人似乎更乐意搬到外面去。

　　“我们老了，总是希望下一代生活得更好。” 张爱月说。

　　不管如何，这个消逝中的江南村落表情是复杂的，有年轻人们的欢喜，也有老人们的不舍；有家园被污染的无奈和痛惜，也有对新生活的迷茫和向往。

　　本报记者 史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