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明故意杀人案”再审宣判：杨明无罪。曾经的“死刑犯”杨明服刑20年“拒不认罪”，从31岁到年过半百。杨明走出监狱后，跪在了84岁的母亲跟前。有专家指出，在推行“疑罪从无”司法理念上，杨明案的依法纠正具有典型的积极意义。与“呼格案”“聂树斌案”不同，“杨明案”中尚未有真凶或疑似真凶现身。杨明“喊冤”20年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喊冤

　　入狱20年来不认罪不减刑

　　1995年2月，贵州天柱县一位名叫王红(化名)的女性被害。天柱县凤城镇人杨明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后被逮捕、起诉。1996年12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一审认定：杨明于1993年与被害人王红相识后，双方多次发生性行为。在王红前往广东打工期间，杨明又与杨某某恋爱。王红获悉他们同居后便回到天柱县，于1995年1月21日晚找到杨明说清楚，二人发生争吵。杨明见甩不掉王，遂起杀人恶念，将王带到其家住房一楼开的卡拉OK厅。次日凌晨1时许，杨明将王红扼死，并将尸体运至其住处附近的荷花塘下水道内隐藏。尸体于1995年2月18日经雨水冲出后被发现。经被害人亲属辨认，死者系王红。经法医鉴定，“王红系被他人扼颈致呼吸障碍而窒息死亡”。

　　一审判决后，杨明不服，以“没有杀人，要求改判无罪”上诉至贵州省高院。1998年3月，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杨明仍不服，并以“没有杀害被害人”为由进行申诉。1998年8月3日，贵州省高院驳回其申诉，决定维持原判。

　　此后，杨明在服刑期间，一直不认罪，也未申请减刑，且继续申诉。杨明的母亲周德英20年来坚持为儿子“喊冤”。杨明的妹妹杨孟贞说，这些年，他们去过贵州省高院、省检察院等部门反映。

　　2014年10月，杨明案出现转机，贵州省检察院对该案启动复查，并于今年4月，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杨明案再审。6月11日，再审开庭，不公开审理。

　　8月11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被害人王红被害时间、地点及认定系杨明杀害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判决杨明无罪。据杨明代理律师介绍，再审宣判后，法官向杨明作了道歉。

　　□再审

　　虽无真凶现身但疑点多多

　　与“呼格案”“聂树斌案”不同的是，杨明一案并未有真凶或疑似真凶现身。那么，杨明案有何“疑点”？

　　“现有证据能否证明致死被害人的是杨明”是该案再审焦点。庭审中，杨明及其辩护人、贵州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均发表了指向“杨明无罪”的意见。

　　——现有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检察员认为，该案重要证据如“被害人的粉色短裤”“杨明家粘有荷花塘污泥的木棒”以及“杨明脸上疑似与被害人抓扯形成的伤痕”，不能形成完整的、封闭的、指向杨明作案的证据链。例如，现场勘查时，公安人员发现进入杨明家厕所处有两根木棒交叉放在通道上，在木棒与地面接触处有明显移动痕迹，木棒上粘着荷花塘泥土指印(无纹线)。但再审出庭检察员认为，案发到发现尸体近一个月，木棒移动不能排除其他原因可能性，而木棒上的泥土是否是荷花塘泥土，因未经鉴定，不能据此认定是杨明作案时留下的痕迹。

　　——证人证言存在矛盾。检察员指出，原判决的证据主要来自与杨明同居的杨某某的证言，但杨某某前后证言之间、证言与法医尸检报告之间存在矛盾，未得到合理排除，证言存疑。且包括杨某某在内的证人证言均非“亲眼目睹”，证明力较弱。

　　比如，杨某某证实在杨明家三楼睡觉醒来时，听到一楼卡拉OK厅有音乐声、吵架声，后下到二楼时听到就像老人生病难受的呻吟声，同时听到泼水声。但检察员认为，在有卡拉OK音乐声的情况下，杨某某在三楼能听到吵架声、在二楼听到呻吟声及泼水声，显然与常理不符。

　　——案发时间、地点不清。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均认为，原判仅凭杨某某证言认定卡拉OK厅是案发“第一现场”，但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及照片、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等证据并不能佐证杨明在卡拉OK厅杀害王红。

　　此外，死者近亲属的证词称，案发当晚王红离家时说是杨明在外面等她，但均未亲眼看到，且其证言只能证明被害人失踪的时间，不能证明王红死亡时间。

　　据再审判决书，法庭采纳了杨明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法院再审认为，“综合全案证据，不能得出杨明杀害了王红的结论。”

　　□反思

　　侦查取证或存威胁引诱

　　“杨明故意杀人案”被依法纠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受访法学界、实务界人士认为，在推行“疑罪从无”审判理念、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等司法实践与改革的过程中，杨明案值得引以为鉴。

　　业界人士指出，虽然杨明案的侦查、起诉以及原审判决发生在20年前，不排除当时客观因素制约使原本有可能避免的“冤案”一步步“坐实”。但从此案经过来看，一些可能导致“冤案”发生的“关键环节”仍值得反思。

　　——侦查取证或存“威胁引诱”。再审出庭检察员指出，关键证人杨某某1995年4月4日被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为由刑事拘留后，公安机关先后对其进行了三次讯问，杨某某均未证实杨明杀人事实，但同月12日，公安机关以赌博为由对杨某某转为收容审查后，杨某某先后五次证实了杨明告知她将王红杀害的犯罪事实，同年5月23日杨某某被解除收容审查予以释放。检察员认为，从杨某某提供证言过程来看，不能排除其被威胁及引诱作证的可能性，杨某某证言合法性存疑。

　　——原审起诉或有“把关失严”。1996年，黔东南州检察院首次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杨明时，曾被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但仅隔一个月后，黔东南州检察院便重新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杨明。杨明的再审辩护律师张磊称，检察院第二次起诉并没有新增证据。

　　——原审判决未能“小心求证”。再审判决书指出，该案关键证人杨某某的许多证言，“根据日常经验判断”都难以合乎情理。但原审判决并未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或排除。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王宗跃律师等认为，此案说明，为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应进一步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切实施行“疑罪从无”法治理念。(文中王红为化名)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