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印度的劳工法律常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现在莫迪总理则着力展示亲商的那一面。这一切或许让印度对富士康产生了新的吸引力。富士康和印度马邦政府签订协议，将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建立新厂。富士康在国外早有工厂，规模都不算太大。中国工厂的竞争者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只是由于配套成本比中国高，才使富士康迟迟留恋中国。

最近郭台铭走访了印度多个邦省，并表示未来将在印度有更多投入。这一幕早年曾在中国出现，现在转移到印度，激发起来的情绪非常复杂。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这固然是富士康重心转移的原因。往深里说，恐怕还有其他。

自2010年跳楼事件以后，富士康面临的法律风险提高，很多加班取消。工人是自愿加班甚至希望加班的，那样可以多赚一些钱。加班不只受限制，成本也在提高。和多数工厂不同，富士康有加班费，日常加班费是每天底薪的1.5倍，周末2倍，节假日是3倍。加班费有时会达到工人薪水的60%。面对如此高额成本，富士康自然会对工作时间作出调整，除非紧急生产，他们会选择不加班。由于经常性地取消加班，这让富士康失去了吸引力，管理和招工难度加大。

很多人指责富士康“压低”工人薪资，依靠加班获取竞争优势。这种指责其实并无道理。代工行业的利润率并不高，素有“低端价值链”之称，并且还要面临竞争压力。不顾实际贸然涨薪，将使富士康成本上升，利润率降低，工厂扩张规模和速度都要减缓，富士康的潜在受益人群就会减少。

富士康是中国少见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工厂。按照政策，需要连续缴满一定年限，员工才能拿到这笔钱。富士康作为代工厂，绝大多数工人都只是作为上升跳板，很多甚至还要返回农村。富士康为他们缴纳的钱，实际上变成有去无回的税收。除此之外，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媒体批评和政府检查，富士康必须付出额外的成本。比如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厂区宿舍楼安装了防护网，并加强了安保管理。这些支出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防止员工意外，而是为了杜绝外界指责，改善公众形象。

另外的变量是地方政府亲商政策的变化。过去很长时间，政府可以采用土地和税收优惠吸引企业，对于新建项目予以配合便利。现在这一政策红利正在消失，而各地的劳工政策也正在日趋严格。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虽然上升，不过还有基础设施良好、物流方便、产业链发达等优势吸引企业留驻。年轻人口的大量减少，则让企业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转。印度则刚好相反，他们有大量的年轻人，人口红利突出。过去印度的劳工法律常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现在莫迪总理则着力展示亲商的那一面。这一切或许让印度对富士康产生了新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