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涛：国家不缺公务员,农村却太缺人才
新华网北京6月26日新媒体专电（记者丁永勋）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面对的采访对象，是因辞去副县长回乡种猕猴桃而成了新闻人物的北大毕业生。这也是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100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作者：丁永勋
(责任编辑：un657)
2015-06-26 17: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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