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邹春霞 编辑 | 傅凝

　　他与“要吃米找万里”的万里并称为农村改革的两位先行者。10月9日凌晨6时，他走了，享年102岁。

　　他是杜润生。

　　政知圈小编发现，他逝世的消息与“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习近平王岐山是其门生两个标签广泛流传。有农村研究者闻听消息后感叹：“不到半年，中国农村改革的两位先行者万里和杜润生先后去世，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不过，研究者说的“1980年代的改革者开创的那个时代”落幕了，取而代之的是杜润生门生习近平王岐山等改革者开启的时代。

　　将包干到户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杜润生曾亲身参与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门生陈锡文曾在他百岁生日时致辞称其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以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的根本标志就是1982-1986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是上述文件的主要起草部门，杜是研究室主任。

　　连续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其中，1982年的一号文件首次以中央名义确认“包干到户”，提出“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杜润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个农民听了文件传达后说：“这会儿上级主意说得在理，合乎庄稼人心意。”

　　没比“杜润生徒子徒孙”更高傲的称号

　　1986年后，中国农村改革进入相对稳定期。为农村发展战略打下基础外，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过程还培养了一批此后以“杜润生徒子徒孙”为荣的年轻人。其中包括王岐山、林毅夫、陈锡文、周其仁、杜鹰、朱厚泽、翁永曦、黄江南。他们都曾与杜润生一起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并肩工作。

　　关于“杜润生徒子徒孙”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据亲历者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周其仁在杜润生九十诞辰时重提旧事：“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

　　那是2003年，周又一次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而这一次，引得王岐山、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到会的“徒子徒孙”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

　　有人评价杜润生一生“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习近平也被算作杜润生的门生。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期间，“到县里工作，都需要天天面对农村的问题，希望得到杜老的支持。都需要到国家农委汇报工作，请杜老指点。”（翁永曦语）

　　王岐山曾开车出逃赴杜老生日会

　　王岐山也是以“杜润生徒子徒孙”为豪的。有媒体报道，王岐山曾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十八大后王岐山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仍会抽空前往医院看望杜润生。

　　杜润生的诸多门生中，王岐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在九号院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张少杰也曾回忆说：“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也因此有了九号院里流传的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四人之所以被叫作“四君子”是因1979年底，当时仅30岁上下的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一同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对话。

　　当年，四人合写的报告《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得到中央领导重视，其中“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听汇报的时任国家总理为此感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

　　1986年，杜润生为留守农村研究的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被任命为所长。媒体在提起王岐山时，会说他是1980年代杜润生麾下“大将”。

　　王岐山与他一样 不爱讲大话空话套话

　　被称为“精神教父”的杜润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徒子徒孙”。周其仁曾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2012年，“杜润生徒子徒孙”之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论部主任郭平壮撰文回忆杜老时说：他的讲话没有穿靴戴帽，没有大话、空话、套话，没有虚伪、指摘、命令，也没有玄而又玄的理论，更不带引经据典、盛气凌人的架势，讲的都是老百姓能懂的大白话。

　　这一点在三十年后走上权力金字塔的王岐山身上尤其明显。据媒体报道，在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曾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

　　另外杜润生“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曾为门生们列学习清单，要求学习现代国内外主要经济流派的观点，学习中国改革的实际，掌握新的工具和方法，如外语、数学、系统论、控制论。就任中纪委书记后的王岐山也被媒体披露，会针对现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不止于此，这个团队还出了一个中共反腐的最高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