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四维《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03日05版）

　　辞职两周以来，杨斌做得最多的是清理以前的工作资料，各种杂物把家里的小院子塞满了。

　　3月16日，一个寻常的周一，她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两天后，单位的政治部打来电话通知她，辞职报告批了。3月20日上午，恰逢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免去杨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职务的决定。

　　曾经的明星检察官

　　辞职以前，她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办理窗口业务。2013年，原本负责此项工作的同事生病，领导把杨斌调了去。“领导当时说这个岗位很重要，要调一名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说是对我的重视。”说完后，杨斌笑了笑。

　　“按照我离开之前的状态，我的工作每天一两个小时就能做完，比较轻松。”

　　一年以前，她开始有了辞职的念头，“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很久没办案了，我再不办案会废掉的。因为法律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

　　杨斌是广州市的明星检察官，因为“周模英溺女案”声名鹊起。2005年，周模英因不堪生活重负而亲手溺死9个月大的女儿。杨斌是她的公诉人，在庭上为其请求从轻处罚。

　　遇到周模英时，正是杨斌人生的一段低潮期，她自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检察院遴选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当时在花都我买了房子，是公诉科副科长。到了广州什么都没有，而且因为周模英这个案子挨了批，看起来前途非常无望。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过得很快乐，每天专心办案子就可以了，真正投入去办案子，可以从工作中得到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2010年，周模英出狱后，登门跪谢杨斌。杨斌广为人知又饱受争议。

　　“周模英案”对于杨斌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她认为自己在这一案件后完全成熟了，“能够更客观地看待案子，包括看待被告人了。我会更自觉地去做更多事情，包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这是她最享受工作的一段时间。

　　成名后的经历也使得杨斌的人生发生许多转变。她开了微博，开始参加许多社会活动，生活和以前大不一样。

　　她发起了救助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天祥关爱”计划，在微博上频繁发声，介入公共事务中。

　　“这几年，我跟体制外的接触越来越多，我的生活面打开了很多，交往的面宽广了很多，看到的东西和以前不一样了。有很多体制外的朋友，也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和自由。非常羡慕，觉得人应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杨斌说。

　　“长期生活在体制内，思维方式、视野等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就像我体制内的朋友、身边的朋友都会说，你都混了这么多年熬了这么多年，再多熬几年，有退休金啊医保啊。他们所考虑的都是这些东西。”

　　2014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她突然提出来离职的想法，把家人吓了一跳。父母和丈夫都不理解，也不赞成，觉得这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

　　她决定缓一缓，“我没有马上辞职也是因为家人的原因，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即使我要走，也会纠结”。

　　辞职潮来了吗

　　1992年，当杨斌揣着重庆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证来到广州时，她远没有想到今天。“我从没有做什么计划，人生的每一个抉择基本上都是凭着内心的指引。命运充满了偶然，偶然中又有必然”。

　　她最早是在花县人民检察院调研室写材料。1997年的一天，她到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开会，偶然看到一份《关于从基层遴选优秀检察官的通知》，立即决定报名。从数十个人中脱颖而出后，杨斌正式成为公诉人。

　　公诉人成就了杨斌。虽然那时，她已经常常听到身边有朋友、同事辞职。“不过从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这两年，这类消息来得越发频繁，“司法改革带来了更大的骚动，我认识的好几个很优秀的检察官都辞职了。”

　　“辞职潮已经来了。”杨斌说，她也毅然加入到这股人群中。

　　2015年的广东省高法工作报告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曾指出，目前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其中一条即“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但一些配套方案、规定办法还需要制定并落实，审判辅助人员缺乏、人案比例不均衡、人员流失等问题和困难突出”。在整个司法系统，这一问题已渐渐显现。

　　不过，在杨斌看来，人员流动也是好事。“有流动就会有变化，有变化就会有希望，说明这个社会开始活起来了。出来并不代表我们对司法改革失望，不抱期待。而是社会重新焕发活力了，使得体制内的人可以勇敢选择过另一种生活。因为当体制内的人开始出来后，就说明公务员没那么吃香了，其实这就是社会开始正常了。以前人人都想去做公务员，是很不正常的。”杨斌说。

　　“年龄越大、经历越多，突然就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宝贵、比梦想更宝贵，不能再多等一天了，尽早开启自己的新生活。”杨斌说。

　　她现在的想法是对以前经办过的案件当事人进行回访，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同时，结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感悟，以及20年来的司法大背景和社会转型，进行总结与记录。

　　除此之外，杨斌的人生新计划是做一个律师，“继续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坚守自己对法律的一种信仰”。

　　她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和对法律的热爱，“律师在中国、在每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期都担当了很大的责任。我觉得作为法律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参与进来，很遗憾”。

　　辞职后的这些天，杨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彻底的自由感”。每天睡到自然醒，买菜烹饪，做做手工，对以后的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

　　“我就是觉得新的人生要开始了，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一定是的。但是我还是有信心，这个年纪的我，一定比22岁下海求职的那个女孩更成熟、更强大、更有能力和智慧。”杨斌信心满满。

（原标题：“出走”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