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日，抗战期间中、日士兵战斗力比较，成了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此前也有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
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本期专题，我们就谈一谈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对抗、杀死一名侵华日军，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责编：黄家杨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1944年4月，日军动员
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
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
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
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
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
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
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
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
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
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
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
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
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
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
：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
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
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
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
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
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
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
，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
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
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
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
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
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
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平型关大捷后，林彪
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
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
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
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
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
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
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
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
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
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
与优待俘虏。……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
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十一、中央
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
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
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
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
，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
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
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
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
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
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
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
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
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
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
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
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
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
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
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
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
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
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
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
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
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
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
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
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
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
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
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
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
，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
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
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
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
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
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
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
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
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
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
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
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
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
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
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
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
’（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
、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
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
。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时下一些抗战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
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
的代价。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