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快刀财经 ，作者快刀财经编辑部

当时代决定抛弃你时，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任何事物都有保鲜期，从车水马龙到门庭冷落，“过气”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曾几何时，充满野趣和新鲜感的“农家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调崛起，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餐饮行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火爆时座无虚席是常态。

然而，高开低走的命运，农家乐们也没能逃得过。近几年，农家乐多次被曝出“关店潮”，大萧条在各地频频上演，农家乐的整体生存状况堪忧。

今日头条上甚至发起了关于农家乐的热议讨论。有网友透露，前段时间去附近的农家乐吃饭，发现路边的大部分店面都关门了，走了好远才发现一家，进去用餐时店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而此时正值用餐高峰期。

还有网友表示，回家开车经过高速路，原来红火的农家乐好多都变的空空荡荡，不仅灯笼泛白，连招牌都是翘皮的，这场景放在几年前简直不敢想象。

也有人认为农家乐的衰败，并非是消费者“变心”，而是农家乐自身之过，包括宰客严重、卫生隐患、跟风严重等问题，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众说纷纭下，农家乐的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日进斗金到清灰冷灶，颓势尽显的农家乐，为何“乐”不起来了？

生意爆火风靡全国

看农家乐如何崛起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淳朴的乡野风情，最是撩拨人心。

农家乐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伴随着乡村旅游经济的兴起，“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一种潮流，城市周围的乡镇开始出现集吃喝玩乐于一体，以“吃”为核心的农家乐。

简单来说，农家乐其实就是提供给周边城里人的一种近郊休闲出游的方式。它们大都由村民就地取材经营，使用自家的房子，自家菜园的食材，挂个牌子就算开门迎客了，虽然形式简陋，但胜就胜在“接地气”。

所以，当农家乐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对不曾去过农村的城里人极具诱惑力：可以住农家小院，吃农民自己做的农家菜；能享受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还能到庄稼地和果树上体验动手采摘的乐趣，简直爽翻了。

到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消费能力普遍提升，农家乐成为多数城市人放松消遣、聚会聚餐的选择。为了吃上一顿心心念念的特色农家美食，不惜驱车十几公里到偏远的农家乐“一日游”的事，屡见不鲜。

高涨的消费热情下，农家乐迎来了发展高峰。“XX农庄”“XX乡下饭庄“XX人家”“XX小厨”等各种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加上脱贫攻坚让乡村的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家乐的热度持续攀升，有不少欠发达地区，正是靠着“农家乐”相继翻了身。

比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街道的“农科村”，就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早期的农科村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传统乡村，以花卉苗木种植为主，彼时有不少外地客商到农科村挑选苗木、洽谈生意，就餐问题成了难题，这让村民们看到了机会。

大家索性将自家的农家院落打造成提供“农家饭”和包住宿的接待点，一传十十传百，每家每户都兴办起了农家乐，最红的时候，全村共有200余家农家乐，家家生意火爆。。

同样，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袁家村也是靠着农家乐有了大起色。当初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空心村，人人为生计发愁，直到村委相关负责人提出了民俗风情小镇的定位，将村子打造成一个大型的农家乐，这才成功让村民脱贫致富。

既有市场，对选址和装修的门槛又不高，投入成本低回报，渐渐地，开农家乐成了快速掘金的最佳途径。就连如今被我们熟知的一些餐饮品牌，也都有过农家乐的影子。

比如，在成都响当当的特色餐饮金招牌“杨鸡肉川味寻香”，其1996年成立之初，便是农家乐的形态；费大厨辣椒炒肉的创始人费良慧，开的第一家餐厅也是主营各种湖南家常菜，名为“原汁原味”的农家乐。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当蓝海变红海，看着热闹无比的“农家乐”，下坡路的伏笔已在暗处写就。

处处是坑防不胜防

游客被“宰”惨了

农家乐的“遇冷”，来的比想象中更快。

民间向来喜好跟风，看着农家乐赚钱，便一股脑蜂拥而上，这也直接导致了农家乐的质量参差不齐，口碑逐渐崩坏。

首当其冲的就是“宰客”问题。《人民日报》在2014年报道过，从北京到辽宁本溪旅游的孙先生一家，就近在某农家乐消费，四个简单的土菜要价近千元，接到举报线索后，记者一行人又进行了实地调查。

当记者要求拿出菜单点菜时，老板表示农家乐菜品不一，价格也有变化，因而没有菜单，只得在老板的推荐下点了几道菜。待饭菜上桌，记者发现每道菜的分量都很小，最后结账时，连一份普普通通的山野菜都要到了80元。当记者提出质疑时，老板瞬间变脸，门口的一众壮汉也迅速围了过来，表示“痛快给钱走人，别在地盘上惹事”。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而是屡屡见诸报端。最让人气愤的是，本来食材原生态、纯天然是农家乐的特色，也是消费者选择其的理由，但事实上，国内大部分农家乐宣称的“绿色有机”食材，都是在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而来，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菜品数量的短缺或盈余，明明是“以假乱真”，却可以堂而皇之卖出翻几倍的高价。

倒是也有农家乐为了凸显特色，种了不少菜、散养了不少家禽现点现做，但这些未经检验的活禽、家畜，往往会存在禽流感、诺如病毒及沙门氏菌等多项安全隐患，蔬菜也有农药半衰期未过的风险。

2020年4月，北京200多名游客到一家农家菜餐厅就餐，这头刚竖起大拇指，那头73人就出现食物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2018年，成都市的一家农家乐发生集体感染诺如病毒的情况，经过检测，病毒来源大概率是出自于一份“蒸酥肉”。

不但如此，农家乐的经营者都是当地农民，这种模式导致食品安全、服务意识都难以保证，好多农家乐连基本的食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都没有，更别说纳入监管了，吃到嘴里就是场“豪赌”。

除了“一言难尽”的餐饮条件，大部分农家乐的住宿条件也会让人想要连夜逃离。一项粗略的数据统计，北京大约有85%的农家院客房没有私人卫生间和淋浴设施，一次性用品配套不齐，消毒设施缺乏，尽管如此，一间小客房也能要出三星级宾馆的价，收费与服务严重不匹配。

吃不好、住不好也就算了，没想到，连“玩”也是各种踩雷。有网友发帖爆料，自己在重庆铁山坪游玩一次花了3120元，在和农家乐对账时，对方言之凿凿地表示，这是额外的“包房费”。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所谓的包房费，不过是网友到的时候还未至饭点，对方表示做饭需要时间，可以先去棋盘室休息一会，当时丝毫未提及收费的事。而这种“强取豪夺”的方式，居然是周边一众农家乐心照不宣的“附加项目”。

还有的农家乐为了揽客，安装了跷跷板、滑梯等娱乐设施，但这些设施几乎没有维护，安全隐患极大。且农家乐缺乏安保人员，又远离医院，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多种因素叠加，消费者的热情和冲动早已被消磨殆尽，农家乐由“世外桃源”变成了“黑心饭庄”。

经营状况一落千丈

转型或是新的出路

牵一发而动全身，恶性循环还在继续。

消费者在流失，但入局者却有增无减，农家乐的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农家乐都是依样画葫芦，围绕装修和菜品做表面功夫，围个园子，挖个池子，放点老物件，再来个惯用的“吃饭、采摘、钓鱼”娱乐三件套，就能美名其曰为“农家乐”。

千篇一律的主题、每况愈下的口碑，做了“冤大头”的消费者不再青睐农家乐。生意转冷后，为了招揽顾客，农家乐之间只得相继压价，以各种手段抢夺客源，消费者的体验大打折扣，更加难以为继。

据新京报报道，位于辽宁西南绥中县的东戴河旅游区，在通往当地浴场的公路两侧，每隔约20米，就有人拿着“农家院”牌子揽客，车辆速度稍慢，便会有揽客人员贴上车窗，强行拦住过往车辆，任凭附近广播一遍遍传来“禁止强行拉客”。

据当地有位农家乐老板回忆，几年前游客多时，农家院全是满的，根本用不着拉客，但现在人气下滑，竞争激烈了，没到周末就要出去堵车，一睹就是几个小时。

在广州的牌坊村，由于开发的时候地理位置是直线，于是位置较为偏僻的农家乐为了自家生意，就会主动去人流量大的地方招揽顾客，因而惹出了种种矛盾。除了破坏交通秩序，彼此不断“竞拍”，甚至大打出手，人气每况愈下。

纵观前因后果，农家乐的遭遇，并不值得同情。2020年，邯报融媒体记者采访了丛台区南吕固乡、武安市活水乡、馆陶县等地的农家乐经营者后发现，经营困难成了普遍现状，相较于最兴旺的时期，如今的单日营业额足足下降了40%，由一天要接待几百个客人，到几天都坐不满一桌，有不少村民已经停止了农家乐的对外营业。

也有不少以农家乐为主的村镇开始积极转型。如上文提到的“农家乐第一村”农科村，就引入了市场化运营机制，打造了泛农科村“国际乡村会客厅·主题民宿聚落群”，来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因农家乐出名致富的袁家村，也转型成了汇聚各色关中美食的“小吃第一村”。为了最大程度保证美食的原汁原味，袁家村在食材到做法上都下了功夫，通过地产地销保证食材供给，所有食物都按照传统工艺制作，还注重食物过程中的拉、压、晾等特色技艺，具备很强的观赏性。

此外，袁家村还规定每家店只卖一种食物，一百个经营者就有百种吃法，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不免遗憾无法一次吃完所有，因此重游率较高，倒也蹚出了一条新路。

眼看大势已去，越来越多的农家乐摇身一变成了乡村民宿、周边游以及露营，农家乐这个名字，好像彻底成了“过去式”。

风口来得快散的也快，总有新的休闲方式迅速替补到位。有趣的是，无论乡村旅游转型成什么样，它存在的目的从不是让人过上真正的农村生活，而仅仅是有的放矢的“提纯体验”罢了，以“重在参与”的心态前往，没准还更舒心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