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焦虑”已经成为国际话题。在18日开幕的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专门设立了“直面中等收入群体焦虑”讨论环节，探讨问题所在及解决途径。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会上表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大多数，建设成“橄榄形”社会结构。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个人发展机会在减少，低收入者能否进入中产、中产能否保住地位，变得不确定，”李培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发生深刻变化，2016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65%，这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非是消费的绝对增加，而是投资和出口下降造成的相对上升。

　　按照世界银行等使用的标准，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人均每人每天收入或者消费10~100美元，按照这一标准，20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4%，涉及到5亿多人;若根据中国自己按照国情设定的探索性的标准，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5万之间的被划为中等收入家庭，那么中等收入家庭涉及到3亿多人。

　　除了绝对标准，还有一个相对标准。即按照一个国家收入的中位线衡量，中国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占到38%，也涉及近5亿人。“相对标准带来的问题是，不会根据收入标准提高而不断增加，除非改变收入结构，”李培林认为，目前按照6.5%的GDP增长率，中国有信心在2022年~2024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

　　“这个在中国来看，还是比较确定的，时间不是很长，有信心在那个阶段保持6.5%的增长率。”他表示，当前比较难的问题是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中国目前提出了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将通过完善分配政策，让大学生和农民工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部分，同时提高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在李培林看来，中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会有更大的购买力，这同时也会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