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是网络评论员们的蒙难日，他们前仆后继一波接一波地掉进同一个坑里。这个坑就是武汉店主斩首血案。由于案情多次反转，先是武汉晚报进行了简单报道；很快网上传出更多信息，包括红星新闻根据目击者证词，悲剧起因于店主姚某多收一元且出言不逊，胡某用菜刀将姚某斩首；随后封面新闻披露胡某是精神病；最后澎湃新闻引述武汉警方的说法，血案不是因为吃面，而是胡某去姚某店铺面试引发口角所致，几乎每一轮信息披露都引起网络评论员的火速跟进，很快又在下一轮“事实”面前被打脸。打脸声是如此大珠小珠落玉盘，评论人佘宗明干脆建议大家闭嘴：“面对真相未明的悲剧，节制我们旺盛的表达欲就是最好的表达”。

另一位评论人曹林则说：

“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了。”

实际上曹林点出了目前国内媒体生态的结构性问题：评论过剩，二手信息过剩，新闻事实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具有一锤定音的专业能力与公信力的新闻机构严重不足。武汉店主斩首血案，本来就是一条简单的社会新闻，却弄到一唱三叹多次反转，也证明了新闻生产能力的窘境。

前不久攀枝花市委书记遇刺案，信息爆出后，各路自媒体和评论人纷纷蹭热点，我的一位同事在朋友圈发问：现在还有10位记者在赶往攀枝花的路上吗？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2015年夏天，天津滨海爆炸案。当时也是各种自媒体纷纷推出猜测和分析，唯独来自一线的新闻报道显得非常稀缺。我不免暗想：记者都到哪里去了？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花儿都到哪里去了——记者都到哪里去了，新闻媒体都到哪里去了？

前两天，我的一位调查记者朋友在朋友圈发问：10年前一起报道汶川地震的一大批调查记者都到哪里去了？他几乎喃喃自语地说，现在跟他一样还做记者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其实他知道，我们都知道，大多数记者都转行做自媒体了，或者投身大企业和互联网公司做企业公关去了。

记者本来已经很少，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已经失去了以披露真相为最高职业理想的雄心。能够派出并且有能力派出记者的新闻媒体也越来越少了，它们要么处于所谓新媒体转型的焦虑中，要么经济实力已经不允许把记者派往新闻发生地，要么干脆已经死掉。

追求新闻事实，即便不考虑这个国家的政策法律因素，能指望风起云涌的自媒体吗？恐怕必须要理解，追求新闻事实是一项多么奢侈的事业！首先你得有钱，能够把记者，一个不够派两个，两个不够派四个……第一时间派到新闻现场去；其次，你得有资源有决心抗得住各种压力，政治压力、道德压力、法律压力；最终，你还要有够专业的人，编辑和记者，而这些人并不是简单用钱就能变出来的，你需要长期倾注心力和资源，和他们一起成长。所有这一切，恐怕都不是自媒体能够承担和愿意承担的。典型的自媒体，就算那些最成功的，可能拥有十多个人的小团队，一年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收入，它们还远远无法承担起追求新闻事实这么奢侈的任务，即便将来它们拥有和传统媒体一样的资质。

随着传统媒体的垮塌，一起垮塌的还有正规新闻采访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带来的叫做新闻事实的产品。我们有必要知道，不论什么原因，今天，我们是在新闻事实稀缺的基础上建造媒体生态；我们的繁荣，更像二手旧货市场的繁荣，充斥着各种夸张的叫卖声——就像这两天你看到的武汉店主斩首血案那样。每个人都想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是的，每个人都想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而不是从田野中把它揪着耳朵拎出来。这就是今天繁荣的自媒体的真相，很可能也是我们媒体生态的真相。

随着百度和阿里最终加入战团，加上各路传统玩家，今年互联网竞争的制高点，已经从过去的平台、产品、渠道的竞争，升级为内容的抢夺。百度抓遍天下内容的时代永远过去了。今天，不掌控内容，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收入。因此，内容生产者将在未来取得更高的议价能力。然而问题在于，目前这种每个人都想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而不是从田野里把兔子抓来的内容生产模式，能够支撑内容产业的繁荣吗，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吗？

至少我们看见，它远不能满足大批嗷嗷待哺的网络评论员，更不要讲把我们的父母从假新闻和养生文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