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并在2月6日前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送审稿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月3日，多位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接受央视采访解读该送审稿认为，以药物、体罚甚至电击等方式矫正治疗网瘾的行为是非法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成立11年以来，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永信和他的网戒中心因“电击疗法”备受争议。在沸议之中，又不断有新的孩子被家长以欺瞒或强迫的方式送进来。

2016年8月18日，临沂市卫计委曾公开回应称，“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下设科室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治疗网瘾患者在其执业范围之内，采取的‘低频脉冲治疗’仅是其中一种治疗手段，与网络上热议的‘网瘾电击治疗’有根本区别。”

围绕这些争议焦点，记者分别于2016年8月和2017年2月两度探访临沂网戒中心，试图解析这所“网瘾戒除”机构的运行机理，和它植根的生存土壤。

2016年8月18日，杨永信给记者示范电疗的仪器。

当王哲醒来时，身边围着四五个穿迷彩服的人，他恍恍惚惚看到了“网戒中心”四个字。有人叫他进屋睡觉，他不顺从，穿迷彩服的人就把他抬起来了。

他被抬到一个房间，手脚被绑起来，他记得，足足有四根针扎进手上的虎口，连上电极，电流通过，身上一阵生疼。

这是让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备受争议的“电击疗法”。2016年8月，当澎湃新闻记者首次见到杨永信，提及“电击”这个词时，他略显烦躁地纠正说，这种治疗叫“低频脉冲治疗”。

▲杨永信给记者演示电疗仪器如何使用。

杨永信是这项疗法的发明人，他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人们称他“杨叔”或“杨教授”。在临沂网戒中心，他还被一些亲自将孩子送进来的家长奉若神明——他们自发组成“家长委员会”，维护“杨叔”的网戒理论、治疗方案不受干扰地执行下去。

设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又名“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临沂网戒中心，包括医院住院部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两层的楼梯间罩上了一层白绳编织的网，严严实实。爬楼梯进入病房要经过两道铁门，中间有家长看守，外人几乎无法进入。

2017年2月6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这里。当天气温跌破摄氏零度，网戒中心楼下少有人出现。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称，杨永信春节期间一直在网戒中心上班，最近休假去了。

截至2月7日，杨永信认证的新浪博客上的多数文章显示“加密”，无法打开查看，仅剩下两篇与“网戒”无关的博文。

临沂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与宣传科的一位负责人2月6日向澎湃新闻表示，由于工作忙，他还没有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送审稿）》。

在临沂网戒中心，2009年卫生部叫停“电休克疗法”后，新的“低频脉冲疗法”已取而代之。成立11年以来，这里曾多次身处风暴之中，但相比它搅动的舆论场，风暴眼处却显得平静许多。

“13号室”

▲从住院部6楼俯视下面，可以看到盟友们平时训练的场地，走廊上是盟友的军训服装。

所有入住网戒中心的孩子都被称为“盟友”，截至2016年8月，有130多个盟友入住。网戒中心要求每一位盟友必须住满5个月，住院都必须有家属陪同，以防盟友在这里发生意外。自从2006年网戒中心成立至今，这里先后收进6000来名盟友。

盟友居住的“小室”大约4张床位，白色被子被叠成了豆腐块状。每张床的旁边有一张蓝色陪护椅，家长睡床，盟友睡陪护椅。

“13号室”是个例外。从表面上看，它与其它小室无异，外面一道木门，里面一道铁门。室内有一张小床，两把椅子——直到进入这间房间的人看到，被整齐摆放在桌子上的四台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为了让盟友们听话，住院的第一天他们就要接受一次“电疗”。

2012年，处在青春期的徐天产生了厌学情绪，和父母老师关系不太融洽。“爸爸就觉得我出问题了，但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他被父亲送来了网戒中心。第一次来，他感到像被关进了牢笼。“我和爸妈被分开，不让说话，不让接触。”当被告知要在这住五个月，不能拿手机，不能跟外界联系的徐天很不情愿。

因为不情愿，他第一次被抬进了13号室。“有没有错？”徐天记得医生这样问他。

“没错，是父母不理解。”他这样说道，医生继续接上电极。

“有没有？”

“有错。”当他承认错误，并答应在这里安心治疗时，他被从13号室放了出来。

根据几位盟友的形容，“电疗”时，医生用针扎在他们虎口位置，并接上电极，通电，在此过程中，有时会在他们的人中或者太阳穴附近扎针。

但几乎没有家长进过13号室。

马璐璐患有抑郁症多年一直未治愈，还有自杀倾向。2010年经人介绍后，家长把她带到临沂网戒中心。她记得，刚来时朋友告诉她有“电疗”，让她赶紧跑。“我当时为了缓解我爸妈的心情也就去试一下。”

马璐璐记得，“电疗”时间一般安排在中午，父母都出院去给孩子买午餐，外面放着声响很大的广播操歌曲，“里边喊破天外边也根本听不见。”

家长买完饭回来，一般广播操做完了，孩子也出来了——没有人亲眼见到自己孩子被治疗。

“盟友”

“绑腿，抱腰，捂嘴，一边捂一边感受那种剧烈的（身体）抽动。”王哲第一次被抬进13号室，是盟友行动的，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了抬人的人。

这里有如此多的“术语”，他们企图形成一种组织严明、令行禁止又独一无二的集体氛围——

盟友们犯错，会直接被“加圈”或者送进13号室，圈累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接受一次电疗。除此之外，家长“上报”、盟友之间举报也会带来一次电疗。

杨永信对网戒中心的“内部自治”感到自信。它包括盟友之间的，家长对盟友，盟友对家长之间的揭发、举报和惩罚。但他同时对“举报”的说法表示不满，“实际是很简单的问题反馈、情况反馈，把这个说成举报，我觉得这是概念问题。”

盟友中的职务包括班长，三楼楼长兼总纪总安，二楼楼长兼总学思，总卫，总话筒，楼层纪体，楼层学思等。在王哲到来之前，这一套秩序已经存续多年。

总话筒下面有话筒员，负责上点评课时给杨永信(老师)递话筒。杨永信走进大点评课准备说话时，一个盟友手握话筒笔直地站在他身旁。

王哲担任过话筒员，这位前话筒员认为这算得上一件好差事——不仅可以监督坐着的盟友，而且递话筒时可以动，不用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

而那些点评课堂上，坐着的盟友被要求挺直腰板，一动不动，否则会被加圈或者电疗。大点评课通常从上午九点多开始，有时到下午三四点才结束，中间不吃午饭，也不被允许上厕所。

盟友中有一个安全小组，分为A接：接新老盟友，抬人电疗；B接：在治疗室做防护，绑腿，按人；C接：跟新盟友结对子，带新盟友熟悉环境。职务带“总”字的盟友一般就可以抬人。

这个安全小组是这样启动的：他们不主动把盟友送进13号室，但一旦家长提出要电疗自己的孩子时，A接负责人将在走廊里喊一声“抬人”，小组成员立刻把那个盟友抬起。

徐天后来当上了“总学思”，主要负责查看盟友日记，他也抬人。他形容抬人时心里很麻木，“就是应该去，像一个套路。对方只要表现出过激行为，我们就会喊人。”

“你要是不去抬人，就算是不想改变，逃避改变。”徐天解释不抬人也是犯错。被抬的盟友一般都会哭，但即使哭，也不能骂人，因为骂人又是犯错。徐天坦言，倘若被抬的盟友私底下跟自己关系比较好，他还是会有些心疼。

盟友交往过密是这里最忌讳的。“人与人之间没有特别的信任，不能说和谁的关系好。”徐天说，“不能留任何联系方式，也不能喊哥哥姐姐，只能以朋友相称。”

徐天说，打小报告这样“让人唾弃的事”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习惯。“发现了举报，对举报人还有奖励。”比如聊天时说了脏话，会被其他盟友反映。如果看到了不去反映，第三个盟友看到了就会举报这两个人。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11年在网戒中心待过的宋方出院后被父母带回来给其他“在校盟友”做分享，他曾悄悄在厕所里跟关系好的盟友交换联系方式，“一块走过来的，那么难受的5个月都过来了，留个方式还咋了。”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王哲私下与几个盟友有联系，他们有一个小群，但有人回网戒中心后揭发了这个群，于是，群里有人被家长再次送了进去。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如果你家长是那样的态度，你可能一辈子都要被监视。”

▲第四人民医院内网络成瘾戒治的标识。

家委会

由盟友家长内部推选形成的家委会是网戒中心的管理者，目前包括10名成员。

他们脖子上挂着家委的身份牌，在网戒中心有“家委办公室”，内部有家委制度本。2016年8月，当临沂网戒中心再次引发关注时，媒体蜂拥而至。几个中年家长把守在住院部入口处，他们阻止前来采访的记者进入网戒中心，并对咨询的人声称这里已经没有床位，不能进去。

网戒中心所在的二三层病房进出的任何陌生人都会受到家委会的密切关注。四楼的护士称，网戒中心的管理很严，外人不能随便入内，有时连他们进入都要被询问。

在这里，家长之间也执行一套“圈记制”：做了“不对的事”要领圈。如果家长做错事，造成“不良隐患”，或者“不良后果”，有时整个楼层或者整个中心家长要承担连带责任；记一个圈罚10块钱，罚圈的钱上交家委会，由家委会用于网戒中心日常开销。

盟友们进行军训时，家长要手挽着手围成一圈，防止盟友逃跑，要是发现谁没有手挽着手，就要罚圈。一旦盟友有自杀行为，家长也会被罚。

盟友离开网戒中心办事，要有别的家长陪同。一位在医院门口摆摊超过8年的摊贩称，她曾见到两个中年男人拥着一个孩子出门办事，三个人的手绑在一起。

徐天回忆，因为有盟友曾从厕所逃跑，所以盟友洗澡时必须有家长看护，如果外面没有家长把守，家长将被罚10个圈。“有时候身上难受，找不到家长，洗澡都洗不了。厕所也不能私自上，有时憋坏了，就拦一个别的家长。”

徐天还形容，“有的家长也因为这个实在不想在中心待，但如果提出来，第二天就会在大点评课上被点评，家长就会很不好意思。”

刘彩想过要带儿子王哲离开。现在回想起来，她对里面发生的事感到不可思议：有一天晚上她跟儿子聊天抱怨，他每次都去爸爸老家过年，不去她的老家过年，这让她心里很伤心，接着马上就要给他治疗。

这种氛围让身为父母的刘彩感到困惑。但每次她想带儿子走的时候，其他家委都会极力说服。“他们说那里的孩子都变得很乖呀，孩子过了两天变化是很大，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说不清。压力那么大，很可能靠装蒙混过去。”

也有家长带着孩子直接离开了。可在网戒中心被“规训”后，有的孩子出去后“变本加厉”，父母只得又把他/她送进来。

离开再回来的父母将接受一次信任考验。“因为不相信中心，要交罚款。杨要让全体家长举手表决领同情圈，让那个家长进来。”

王哲在这里住了5个月，“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他认为，肉体不是最主要的痛苦来源，而是精神威胁。“除了睡觉，任何一个小事做不好都会加圈。鼓掌超时，也会被电。”

徐天说每做一次治疗，都要单独收费。“电击还很贵。”

▲家委办公室

“网瘾病人”

在大点评课堂，130多个盟友们穿着迷彩服和父母们相对而坐，他们坐得笔挺，气氛严肃。

去年8月的一天，当杨永信带着澎湃新闻记者进来时，所有盟友刷地一下站起来，高喊“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

穿着迷彩服的盟友们并不都是网瘾少年。“你一看就很清楚，有未成年的，有成年的，有句话叫树大不止，有20岁的、30岁的，我们曾经收过40岁以上的。”杨永信的语气里透出一种莫可名状的自豪，“这里的盟友都是全国各地的，还有海外华侨专程赶来。”

按他的说法，家长中有很多是“高知”，比如老师，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等，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临沂网戒中心，想医好孩子的“病”。甚至还有因为酗酒和吸毒而被送来的30岁盟友。

怎么界定“网瘾”？

“网瘾本身是一个生理问题，和烟瘾、酒瘾、毒瘾基本上都差不多，只不过烟瘾、酒瘾、毒瘾都是有物质的，赌瘾和网瘾是一种状况的，这个瘾症医学早就有。”按杨永信的说法，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只要对工作、学习、生活已经构成了一定程度影响的，就可以归为网瘾。

有盟友的床边放着一张“健康教育处方”，上面诊断一栏为IAD，心理咨询师邱杨解释，这表示“网瘾习惯与冲突障碍”。

邱扬是2007年的盟友，那时他17岁，因为“沉迷上网”被送来网戒中心。邱扬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任心理咨询师。网戒中心安排他来带记者参观，“来到这边的孩子，网瘾是最轻的表现。他不上学，白天睡觉，晚上通宵玩。还会打人，离家出走。”邱杨说。

2003年，杨永信在学校给学生做心理健康普及教育时，发现有学生上网玩游戏控制不了自己，也不来上课。“打架斗殴，割腕跳楼自杀，把刀子架在父母的脖子上……”他自称，从心理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分析，网瘾只是种表象，其本质是先后天因素造成的性格缺陷，他要矫治的“是性格缺陷，而不是网瘾”。

▲临沂网戒中心盟友们居住的小室，被子都被叠成豆腐块。

他开始在临沂各学校讲述网络成瘾的危害，被家长关注到。“后来家长找到我，有的咨询，有的长跪不起。”

2006年1月，杨永信成立了临沂网戒中心，打算重新给这些“网瘾少年”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这是最不容易的工程，我就挑战了一个最不容易的。”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浮起笑意。

目前网戒中心有7名医生，13名护士和2名心理咨询师。杨永信让盟友们服用一些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因为网瘾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伴有抑郁、焦虑、强迫，严重的还伴有幻症妄想。”

在去年8月的采访中，杨永信对外界关于他治疗方式的争议不以为然，“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些非专业的人在讨论专业的治疗”，他说。

他向记者强调，2009年6月24日，卫生部组织召开了网瘾治疗专家讨论会，按照会议纪要精神，网瘾属于广义的精神疾病（精神障碍），可以采用生物学治疗加心理治疗的综合干预模式治疗网瘾。

但实际上，卫生部在2009年11月发出一份《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稿)，明确否认将网瘾当作一种疾病，并严禁体罚等方式“治疗”网络使用不当者，严格禁止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预方法。

不仅如此，卫生部在2009年还组织专家研究和论证临沂网戒中心的“电击治疗网瘾法”，经论证，该技术的安全性尚不确切，为此，卫生部向山东省卫生厅发通知，要求停止该疗法的临床应用。

被叫停后，临沂网戒中心用“低频脉冲疗法”取代了此前的“电休克”。

公开资料显示，“低频脉冲电疗法”在临床上被用于“兴奋神经肌肉组织、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和镇痛”。

“你随便网上一搜，这个是6伏的，输入功率是10个伏安，相当于灯泡。最大的区别是这个适合于大中小家庭的康复理疗产品，谁都可以操作使用。”杨永信对记者称。

去年8月，他建议来访的记者体验这个仪器，经对方同意后，他向一位男记者的左手虎口处刺入两根银针，“银针刺入肌肉约一半，另一半留在外面，随后，医护人员将低频脉冲治疗仪的两个电极夹在银针露在肌肉外面的部分上。杨永信转动旋钮，随即感觉虎口肌肉酸麻，不由自主收缩，大拇指僵直缩向手掌，此时几乎是没有痛感的……电子显示屏显示频率为39。杨永信继续转动旋钮，手便开始出现胀痛感，当他猛地大幅度旋转旋钮、电流增大时，食指肌肉也不自觉收缩，胀痛感猛然袭来，不自觉地“哎呀”叫出了声。”这位参与体验的记者此后在微信公众号中写道。

不过受访的多位盟友对记者称，他们“治疗”时被刺入虎口的银针根数并不相同，有的是四根，有的是五根，还有的银针扎在靠近太阳穴的位置。

“（太阳穴附近）一边4根导线。那种感觉就是一万根针扎你。我当时咬的满嘴都是血”，一位2015年进入网戒中心的盟友对澎湃新闻称，“扎人中的时候，五台机器，五根针，头上两个，人中插一根针，印堂一根针。”控制电流的旋钮掌握在医护人员手中，它意味着电流的大小可以迅速加大或减小。

▲临沂网戒中心盟友们学习用的教室。

对于临沂网戒中心的治疗网瘾方案，2016年4月，临沂市科技局举行了一项由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的科研课题“网瘾戒治综合干预（教育）模式的研究”科技成果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称：“科研成果综合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在国际上具有显著创新性，居国际先进水平，建议进一步扩大推广应用的范围。”

“杨叔”

从事精神疾病治疗34年的杨永信，自称有个教师梦，读大学时，他本想报考教师专业，却“阴差阳错当了精神科医生”。

现在他基本上不开方了，他认为自己把精力更多的都用在对孩子精神认知的引领和价值观养成方面。“你说我是医学多一点还是教育多一点，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网戒中心点评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杨永信的教师梦。他把这里称之为道德讲堂、心理点评课。“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环节，孩子的改变主要在这个地方完成的。”

在网戒中心，盟友和家长都要写日记，可以互相反映问题。杨永信会在第二天的点评课上点评前一天家长或者孩子反映的问题，有大有小。

宋方的妈妈比较严，宋方说：“如果我有时候没有给我妈洗脚，我妈就写纸条上报去了。”

“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他们自私、懒惰、贪慕虚荣、冲动、不计后果，而且心灵特别脆弱，有句话叫做怕苦不怕死，要脸不要命。”杨永信笑着总结说。

他认为，父母在孩子的性格形成当中有密切联系，打算通过改变家长来影响和带动孩子改变。“要治孩子先治家长。“

▲临沂网戒中心所在住院部入口处，经常有一些家长在徘徊。

“我桌上高高的一摞全是家长学生写的表达情况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做的事很不容易，“我不但要解决孩子的心结，还有家长的心结，还有夫妻间的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还就做了这样的事。”

点评课上，每位家长和盟友都要记笔记。澎湃新闻从一位家长的笔记本中发现，她记录了每天点评课上，杨永信、班长、护士长等发言，还重点记录了关于医生对盟友存在的问题进行的点评。有时，这位家长还会在笔记本中反映自己孩子的问题。

从这些字迹不同的笔记中，可以强烈感受到杨永信的存在感。一位不具名的家长日记里，记录了另一位家长的提议，“让家委轮流给杨叔按摩”。徐天记得杨永信腰不好，“几个家长给他去按摩。”王哲看到那些家长，觉得很难过，“无限夸杨叔，贬低自己孩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镜头里，出现了一幕家长和孩子簇拥着杨永信跪下的情景。在杨永信看来，这是感召成功的结果和例证。

2016年，杨永信在博客上记录了他的一次“亲情感召课”：盟友们被要求学习歌曲《拉住妈妈的手》，杨永信鼓励盟友和家长们上台表演，在演唱的时候要联系歌词，回想自己童年的记忆。唱着唱着，一位盟友突然重重地跪倒在妈妈面前，嚎啕大哭。之后，仿佛多米诺骨牌，所有盟友跪成一片。

在徐天的印象中，在网戒中心下跪和磕头是常事，他怀疑这种行为的真诚度。“该哭该跪的时候，你越做越夸张，就很完美。情到深处，如果你抱着杨叔的腿再哭一下，那就更完美了。你如果磕得非常真诚，然后认错邦邦响，都能把那个地板震碎，就感觉你这个感悟太深了，改变太好了。”他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装出来的，因为“到了那个气氛，不做什么事，就那么杵着，后果就是做治疗。”

徐天还记得，有一次杨永信点评院外家委主任张叔，张叔家庭不是很和睦。杨永信拿了一天点评他，张叔特别硬气，也没有认错。“杨叔就故意制造那种氛围，让全体家长和盟友都要感激张叔为他们做的一切（院外家委负责在全国各地接盟友），要张叔改变。然后所有人都跪下感谢张叔，不知道跪了多久，起来腿都麻了。”

徐天形容，很多人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但“那个氛围就是，你看都跪了，你要跪，不管有没有关系你都要跪。我就想，赶紧让他认错吧，他不认错我们受罪。”

“伪装”

盟友大多是被家人哄骗来的，在网戒中心的协助下入院。比如王哲，是2011年被母亲刘彩偷偷喂了安眠药后送到这里的，从家到网戒中心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刘彩一直哭。“当时心里很纠结，知道在那里会受苦，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王哲觉得自己成绩足够考大学了，他不想上学，打算用三个月时间写一本书。“我们接受不了了，感觉他就是要玩。”刘彩回忆。

王哲父亲听说了临沂网戒中心，特别去考察了一番。刘彩记得丈夫考察回来说很好，“我开始不同意，但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试试。因为当时感觉，三个月后他也不一定去上学。”

厌学的徐天曾被父母带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一去就让我填表格，最后居然鉴定出抑郁症。”徐天的同学路飞对此表示惊讶，在他印象里，徐天话很多，人也开朗，根本不像抑郁症。

在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看来，网瘾的本质是家庭冲突。“杨永信虽然做到了让家长参与治疗，但很多家长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孩子因为恐惧听话了，父母就感恩戴德。”

曾进入网戒中心送饭的摊贩用“里面的小孩都会叫阿姨好”来向澎湃新闻佐证这里“教的很好”。

▲网戒中心的院子和楼层。

但澎湃新闻接触到的多位离院盟友都表示，这种失去人身自由的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改变，变好是为了顺应家长需求和害怕被电伪装出来的，“见到家长都要喊，并且微笑。”

徐天在里面待了7个月，他回忆这里充满压迫感，家长就是天。“表现好就可以避免被电，就忍着装、演。”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生活，刚出院时，他对父母和杨永信都充满恨意，感觉连父母都不能相信。“不敢在父母面前表现出不开心，担心又送我进去。”

如今，他已经离开“网戒中心”四年。坐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的他，看起来充满活力。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网瘾少年或者问题少年，只能算在青春期得不到沟通和理解。“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没有觉得我是青春期就要多包容一点。”

徐天觉得，杨永信有点异想天开，要想完完全全把一个孩子的性格变成一个固定的样子，基本上不可能的，“硬掰的话就像弹簧一样，给他多少束缚力，它挣脱后就会给你多大弹力。”

被送进去三次的张明“心理阴影也很大”。他经常梦到自己被摁在床上，双手插针，“太暴力，很痛苦。”2014年他在里面住了7个月，之后寒暑假又被父母送了进去——因为在电脑上花费的时间太多，父母感觉对他失控。

刚满18岁的吴树也被送进去过三次。他认为，杨永信提前教会了他走上社会，该怎样做人。“网戒中心就是一个小社会，为了减圈，为了防止治疗，会打好关系，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面对外界不绝于耳的指责，杨永信微笑着说，他一直在看（评论），“很平静，（内心）没有任何的波澜。”

他觉得，这些指责他和网戒中心的往届盟友属于认知有缺陷的人，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他们跟家长以及网戒中心的理解不同。

杨永信给澎湃新闻介绍了五名返院分享的盟友，刘云父子就是其中之一。刘云评价儿子以前“认知偏差非常严重，心理扭曲”，认为是网戒中心改造好了他和儿子。两人回忆时，无法克制地情绪激动。儿子刘安站得笔直，两手紧贴裤缝，眼睛平视前方，他抽泣着说，“我们叫杨院长杨叔，我更喜欢叫他杨爸爸。”

▲网戒中心墙壁上张贴的往日活动介绍。

另一位“返校分享”的盟友叫王平。他的父亲酗酒家暴，父母在他很小时就离婚了。王平从三年级开始迷上了网络游戏，一连几天不出门。母亲曾自杀试图挽回儿子但都失败了，只能把他送到网戒中心。

“很多从这里出去的网瘾孩子不敢上网是害怕再被送进去。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会恶化。”何日辉形容这类家长把孩子送来这里是“无奈之举”，因为国内少有可以提供专业治疗的权威机构，在他看来，国家应鼓励体制内医生去做这些，而政府可以考虑购买服务。

已经出院5年的宋方，现在正在读大学，他坦言上网打游戏比过去还要多。上个月他因此跟母亲吵架，母亲提到要把他再送回（网戒中心）去。宋方跑到阳台边，说“宁愿死也不回去。”

宋方的母亲在他出院时销毁了她的联系方式，因为她觉得网戒中心的性质类似于少管所，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多么光彩的经历。

王哲后来考上大学，但比之前的成绩差了很多。在临沂网戒中心时，他本想回来上学复习，但由于未满5个月，母亲被劝服让他继续待下去。“我妈后来肠子都悔青了，把我送那去结果耽误了高考复习。”

刘彩如今不太愿意跟王哲提及这段经历，尽管她也表示：“现在看来弊大于利，一是去之前对他有太多误解，一是后来确实影响到了考试和生活，但是没有这个会怎么样也不好说。现在和他只能搁置这个问题了。”

2016年8月，几个家长仍旧零零散散坐在网戒中心楼下的院子门口，走廊上晾晒着孩子们的迷彩服。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家长们走出医院门口，去给孩子们买饭。

在这里摆了8年摊的那位摊贩指着马路对面一位形色匆匆的绿衣女人说：“这个女人四年前来的，安徽的，儿子好了出院了。现在她老公和她在这打工了，在这个地方炒菜。她儿子也在这打工，就不走了，回去万一再得了呢？”

半年后，当澎湃新闻再次来到这里时，冬日萧索，那位卖粥的摊贩还守在医院门口，她说（媒体）曝光后，家长没以前多了，买粥的也少了；另一位摊贩则说，2017年寒假，一些出院的家长还带孩子来听课做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