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巨腐”涉案金额惊人 居委会主任单笔受贿5000万

　　于凡，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

　　纪海义，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受贿9000余万元。

　　陈万寿，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挪用资金1.19亿元。

　　马超群，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一名副处级干部，靠着手中的供水权，竟然能贪腐金额如此巨大，一时引发公众热议。

　　在中央巡视组公布的问题清单中，河北省是小官巨腐问题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巡视反馈意见，河北围绕“小官巨腐”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选取了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供水、村官腐败等10个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清理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专项整治一年，立案9000多件，查处6000多人，过100万的190个，过1000万的31个。这些人级别都很低，但是他们贪的数量都是很惊人。

　　民政局官员截留20个孩子福利救助金 获刑10年6个月

　　“小官巨腐”案件中，官员职级和涉案金额强烈反差所形成的震动效果，提醒着人们基层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但其实，“小官巨腐”只是基层腐败的一种类型，还有些案件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它们的恶劣影响，却不能仅仅用金额数字的多少来衡量。

　　这里是山东泰安市宁阳县的一个村庄。小静今年12岁，她的父亲去世，母亲失明，母女俩每月靠160元低保金和600元儿童福利救助金生活。但是，居然还有人打这600元儿童福利救助金的主意。2013年，小静有9个月的总共5400元的福利救助金，被当地民政局福利办原主任张士龙私自截留。

　　张士龙（宁阳县民政局福利办原主任）：我当时因为炒股票，大起大落，一天可以跌得一分钱没有，还剩不到一万块钱，所以为了从股市上补回一点损失吧。

　　2013年，宁阳县有20多个符合救助条件的孩子通过了审批，可以得到每月600元福利救助金。张士龙作为经办人，利用职务便利，把前9个月的钱私自取走后，才把救助卡交给这些家庭，对他们谎称救助金是从10月才开始发放的。20多个孩子1到9月的救助金共15.74万元，被他用来炒股以及日常消费。这些孩子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有严重残疾，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5400元看起来不多，对他们却不是一个小数目。最终，有人偶然查看了救助卡的历史交易纪录，产生了怀疑并举报，宁阳县纪委迅速查清了张士龙的违纪问题，并作出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最终张士龙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查处的腐败问题中，有不少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侵害的是贫困群众的利益。低保金、危房改造资金、救灾款，当腐败分子向这些“救命钱”伸手，不论金额大小，引发的民愤是极大的。

　　桑根臣（宁阳县监察局副局长）：孤儿是无助的孤儿，他的恶劣点在这里，群众很愤恨，因为基层的干部直接和群众打交道，你发生一个事他可能就影响一片。

　　北海征地办工作人员勾结村镇干部骗取征地补偿款500多万

　　还有一些腐败问题，虽然看似没有直接侵害哪一家哪一户的利益，但是危害同样是巨大的。

　　广西北海，风景如画的银滩是这座海滨城市的标志。银滩大道是近年的一个重点工程项目，它的建设涉及到不少征地拆迁工作，而在这中间发生了一起腐败窝案。银海区征地办的部分工作人员伙同个别镇村干部、社会人员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涉案金额达500多万元，共有16人牵涉其中，不同程度地违纪违法。

　　吴华（银海区纪委纪检监察室主任）：征地办工作人员起到主导作用，作案的手法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无中生有。

　　征地办里有9名工作人员，通过无中生有的手段，虚报拆迁户，虚报拆迁面积、虚报地面上的青苗数量等等，来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由于补偿款是直接发放到村民的银行卡里，他们找到个别镇村干部，还有自己熟悉的村民，彼此串通，骗到补偿款后一起瓜分。

　　潘光旭（银海区征地办原工作人员）： 想过是违法，但是呢，还是要去做，思想就是感觉上这个班好像没什么钱，觉得钱太少了，那种贪婪、虚荣之类的。

　　身为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却挖国家墙角，全无负罪感和法纪意识，这样的行为在当地带来的示范效应是极其恶劣的。有村民听说别的村民捞到了好处，又主动去找征地办工作人员提出“合作”。

　　村民：这个钱是不赚白不赚这个想法，也没有说觉得违不违法，光荣不。

　　村民：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家都不诚信，大家都搞的话，单靠政府打击能打击得了多少呢。

　　蝇贪猛于虎：纪检监察部门大力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如果手握权力的公务人员带头监守自盗，不仅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对公理人心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相比远在天边的“大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它的危害性，有人甚至用“蝇贪猛于虎”来形容。

　　程文浩 （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老百姓关注的更的是他生活中看到的这些干部的实际行为。如果基层腐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话，实际上动摇了党执政的基础，而且会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这种信任。

　　2015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2016年1月，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董天义（中央纪委党风室副处长）：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扶贫领域，集体三资管理，土地征收和惠农领域，对于这些领域今年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报告，专门把它作为查处的重点予以明确。

　　村书记掏空1.5亿集体资产 落网时村民放烟花庆祝

　　治理基层腐败，需要深入分析其症结和成因。通过近年查处的不少案例，能够看到腐败问题在不同地区特点各异，但其中也有不少共性。

　　安徽淮北是一座曾经因煤矿而兴的城市，运煤的火车不时穿城而过，是这座城市里常见的景象。在国家整顿关停小煤矿之前，淮北不少村里都有村办集体煤矿，烈山村就是其中之一。

　　烈山村的友谊二矿如今已经关闭停产。十多年前它曾经非常红火，当时烈山村是淮北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当年的矿长刘大伟也因此成了村里的实权人物，并一步步成为村委委员、村党委副书记、村党委书记。

　　然而，如今的刘大伟却成了“小官巨腐”的一个典型。2014年5月，安徽省委第五巡视组进驻淮北，烈山村数百名群众闻讯而来，举报刘大伟的贪腐问题。省委巡视组将线索移交淮北市纪委、烈山区纪委立案调查，刘大伟闻风出逃美国。2014年8月他潜返回国时被警方抓获。

　　村民：十个人有十一个人讨厌他。

　　村民：都是恨之入骨。

　　村民：逮着刘大伟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都放烟花。

　　目前，刘大伟连同其亲属和有关公职人员共计1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经调查，从1996年至2014年，刘大伟伙同亲属及有关公职人员，将烈山村的集体资产用各种手段或侵吞或挪用，涉案金额超过1.5亿元。到他落网时，人们发现村集体的钱已经被他掏空。

　　村民：原来这煤矿干得红火的，那么有钱，现在变得那么穷，这什么原因，老百姓哪个不清楚，哪个都明白，你挣钱都让他败完了，村里都没有了，最有钱的村败成最穷的村。人经常不是说吗，原来说句难听的，人家外面原来说烈山狗都能说着对象，现在人都谈不着对象。

　　村集体资产被刘大伟掏空，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调查发现，刘大伟从十多年前就开始精心布局，早就做好了各种准备企图逃避查处。

　　十多年来，刘大伟持续转移挪用集体资产，烈山村内部的监督实际上完全被架空。虽然烈山村也按制度设置有“村民理财小组”，监督村里的三资管理，但实际上，不论是村民理财小组成员，还是各村办企业的财会人员，都是刘大伟安排的亲属和亲信。

　　苗思侠（涉案人员）：他安排做理财小组，其实我也不懂理财小组，对会计这方面我也不懂，我也没学过财会。我反正看他们签字我就签字了。

　　苗思侠是刘大伟小孩的舅妈，刘大伟在出逃之前，还指使她把村集体和企业的账本全部烧毁，销毁证据。多年来村集体资产实际被刘大伟个人把持，集体企业经营情况如何、有多少集体资产，从不向村民公开。村民们对此并非没有疑问，但对于敢质疑他的人，刘大伟就予以蛮横打压，甚至于动用黑恶势力殴打。刘大伟在村里如此横行霸道，为什么镇、区等上级部门不管不问？村民们都认为刘大伟“上面有人”，而调查结果证实了村民们的猜想。烈山区区委原书记刘亚、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原常务副区长董海波、烈山镇党委原书记任启飞等人都与刘大伟关系密切，存在包庇袒护、收受贿赂的情节。例如原区委副书记陈振江就收受贿赂20万元。

　　陈振江（淮北市烈山区区委原副书记）：他直接到我办公室去的，也没说什么，放在办公室里就要走，我说你这个钱太多了我不可能拿，他说你用吧没事。也推辞了，没推辞掉，就是这种情况。

　　陈振江说，当时烈山区区长空缺，传言他将要被提拔为区长，刘大伟因此主动上门来送钱，希望他当上区长后多多关照。而刘大伟则说是陈振江主动来找他索贿。

　　刘大伟（淮北市烈山社区党委原书记）：他当时是区委副书记，他到企业来拉赞助。他就是说大家能不能帮忙支持一些，其实就是说问你支持多少钱。

　　不论到底是刘大伟主动行贿还是陈振江主动索贿，这20万元的权钱交易，实际上双方是你情我愿。刘大伟上结关系网、下贪集体财，让村民们投诉无门。

　　刘大伟落网后村民们拉起横幅，燃放鞭炮烟花庆祝，这样的举动里包含的是民心。只有严惩腐败，才是民心所向。烈山村被刘大伟把持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而应有的反思还需要继续。在这一案件中，突出地反映了一些农村三资管理混乱、村官权力失控、地方党委纪委失责的问题。省委巡视组巡视督办，使得刘大伟和多名“保护伞”最终得到制裁。然而，基层腐败问题显然不能只靠上级的巡视督办来解决。

　　针对这个问题，中央明确要求，要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省市两级党委、纪委要把压力传导到县乡，责任压到基层。县乡党委要发挥关键作用，县乡纪委要把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任务，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管理监督，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程文浩（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强调这个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非常必要的。基层的党政部门和官员权力太大、过于集中，而他相应的领导责任太小。改变这种权责不对等，就是一方面要减少公共权力，要压缩规范公共权力，另一方面要强化权力对应的这种责任，而且这个领导责任一定要严格追究，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促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第一管好自己，第二管好下属。

　　落实“两个责任”不力 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多名官员被问责

　　近年来，在基层腐败问题的查处当中，除了处理当事人、涉案人，已经有一批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被问责。

　　去年12月，安徽省纪委通报了一起案例，追责对象从普通党员干部直到厅级干部，被处理的人员达20人。事件的起因是，一家企业到宿州市埇桥区宋庙小学举行捐资助学活动，给30名贫困学生每人捐助1200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宋庙村村支书和宋庙小学校长却自作主张，决定让受助的贫困生每人拿出200块钱，招待来捐助的企业工作人员吃饭。

　　马计杰（宋庙小学原校长）：来给我们送东西了，捐助了，好像有这个思想，总得让人吃顿饭。从现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时咱也没有把老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也没考虑这个问题。

　　学校和村委会随即召集受助学生家长开了个会，提出让每家拿200元作为接待餐费。

　　受助学生家长A：想想人家还能自己再掏腰包去吃饭吗，给就给吧。人家都能献爱心，从合肥跑这儿来，咱还能那样。

　　受助学生家长B：反正都有点想法，别人都同意了，俺能不同意嘛。

　　不管是否情愿，家长们并没有表示反对，钱很快就收齐了。这些家庭都是村里的特困家庭。有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孩子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老人也患有疾病，靠孩子父亲一人打工维持全家生活。有的家庭则是孩子父亲去世，母亲抛家一去不回，只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孩子，生活十分艰难。

　　让贫困家庭从捐助款里拿出200块钱请吃饭，这样的事显然不该发生。捐助仪式当天中午，这顿饭一共去了86人，除了捐助企业人员和受助学生，还有校领导、教职工、村两委成员、镇中心校工作人员、镇党委宣传委员，饭费一共2756元。虽然平均到每人只有33块钱，标准并不高，但进行不必要的吃请，还把费用摊派给贫困生，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和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随后，有一名知情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个当地记者，记者随即到村里和学校进行采访。学校感到紧张，把这一情况向埇桥区教体局做了汇报。局长朱勇的反应并不是要严肃查处下属的违纪行为，而是马上让人去公关媒体，让报道不要见报。

　　朱勇（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原局长）：这个题材太敏感了，一边是扶贫救助，一边又牵扯到捐款，又是学校，这都是敏感，这个是个定时炸弹，如果报道出去不可收拾。我们的想法尽量把影响负面达到最低限度，希望记者能够给我们基层最大限度的理解，甚至把一些负面的变成正面的报道，都有这种期待，多少年来都是这种，可以说是惯性思维，就是这样。

　　接到朱勇指示去和媒体做沟通的，是教体局纪委书记杜玉候。从职责来说，纪委书记应该去查处违纪行为，这位纪委书记却忙于找媒体“灭火”。一顿不该吃的饭，又引出另一顿不该吃的饭。杜玉候辗转托关系找到了这名记者所属的《市场星报》宿州记者站负责人，设宴邀请。这顿饭钱是镇中心校出的，花费900多元。

　　《市场星报》宿州记者站站长接受宴请之后，和杜玉候达成了一个交易，记者站站长承诺不让报道见报，而杜玉候则授意区中心校和他签订了1万元的广告合同。公关完媒体，教体局认为这件事就此平息了，对侵害贫困学生利益的行为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处理。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事记者对此不满，将这一线索告诉了《安徽商报》的同行，这一事件最终还是见报了。安徽省委、省纪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调查组，事实最终被查清。宿州市委、市纪委、埇桥区委因为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主要领导被进行诫勉谈话；埇桥区纪委书记落实监督责任不力，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埇桥区教体局局长、区教体局纪委书记、镇中心校校长等人不认真履行管理监督责任，还试图阻止媒体曝光，对抗组织调查，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搞“有偿不闻”的记者站站长也被所在媒体辞退。

　　朱勇（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原局长） ：这么低级的错误就这样犯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确确实实我作为局长落实不力，带来这么多的影响，我作为局长感到很痛苦、内疚。

　　杜玉候（宿州市埇桥区教体局原纪委书记）：联系记者宴请媒体确实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作为一个纪委书记，你的主业主责是监督执纪问责，这个偏离了，相当于角色错位。2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有一篇文章，说这位受重处分的纪委书记错在哪儿，里面有一句话，不去解决问题，最终问题会解决你，这个让我记忆深刻。

　　有关党委纪委，特别是埇桥区教体局局长和纪委书记从职责来说，本应去调查、去问责，但他们却对自身责任不明、认识不清，最终反而成为了被调查、被问责的对象。

　　董天义（中央纪委党风室副处长）：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没有责任追究就没有责任落实，通过问责来传导压力，让基层党委纪委积极主动地去谋划，去想办法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然易发多发，它们发生在基层，治理也必须要靠基层。中央提出“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落实”，目的就是要压实基层责任，是责任就必须担当，不负责任就要被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级党委纪委真正贯彻中央部署，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对策，想办法，实实在在地去整治、去查处基层腐败问题。

　　新疆基层巡察制度 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老百姓：咋说呢？

　　纪委工作人员：没事你大胆说，没关系，我们是州纪检委的工作人员，你放心。

　　老百姓：就是给老百姓装滴灌的事。老百姓不是装滴灌吗，别的村全是一亩地400多块钱，我们大庄子村老百姓是600多块钱，这个有点不合理。

　　从一段时间开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实施基层巡察制度。实际上是参照目前中央和省一级党委的巡视制度，把巡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巡察组成员从各市县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中抽取，不定期下到各乡镇村，和百姓全面接触，听取意见、受理举报、四处走访，目的是真正深入基层，主动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徐海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书记）：他要巡察哪个乡，那巡察人员一定要到这个乡里去工作一段时间，在工作期间要深入到村里去工作，听取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乡镇党委、政府，对村两委成员的意见，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都可以发现，都可以揭露。我们巡察一个乡，我们的巡察人员基本上要做两个月。

　　这里是新疆一个名叫则格德恩呼都格的村庄，它是自治区级贫困村，2015年人均年收入只有6000多元。为了改善当地的贫困状况，有不少惠农政策和扶贫项目在这里实施。在巡察中，工作人员接到了村民关于村党支部书记卡木尔的问题反映。

　　有村民反映，按照国家惠农政策，种植小麦的农户可以享受小麦种植补贴款。卡木尔在申报小麦种植面积时，私自增加了13户没有种小麦的村民，虚报面积500多亩，冒领补贴款5万多元。

　　卡木尔。卡生木（则格德恩呼都格村原党支部书记）：以前上面不来复核，是村里面自己复核种植面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种了就往上报以后，上面也就确定了。

　　调查发现，除了虚报冒领小麦补贴，卡木尔还截留自治区政府给贫困牧民发放的扶贫羊，总共500多只，自己截留了41只，卖掉获利4万9千多元。问题查清后，和硕县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基层干部权力太过集中，监督管理又相对薄弱，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新疆希望通过巡察的方式，加大上级监督的力度，拓宽主动发现问题的渠道。

　　贵州：民生监督“专项监察” 查出村干部私分救灾款

　　类似的工作方式，目前在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在尝试。在贵州，全省现在有1487个民生监督组在开展工作，已经覆盖到县乡一级。贵州自古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现在也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在中央大力扶贫的背景下，贵州的惠民项目多、资金量大，发现和查处民生资金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就至关重要，这也是民生监督组的工作重点。

　　这个村庄名叫大榜村，2012年曾经遭受特大暴雨灾害，暴雨引发泥石流，村里的大片田地被冲毁。民政部门来调查灾情后，拨给村里2万元救灾专用款。然而，村民们却从来不知道有过这笔钱。

　　原来这笔钱拨到村里后，村党支部书记刘洪权、村委委员杨林、刘洪文三个人开了个小会，私自决定把这两万元分给八户人。这八户人全是这三名村干部的亲属，例如刘洪权的爷爷、父亲、姐姐，杨林的妈妈、哥哥等等。救灾款发放没有进行任何公示，民政部门也没有对此进行监督。

　　信息不公开，监督不到位，使得村民利益受到侵害还毫不知情，这也是基层腐败案例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贵州在民生监督组的工作实践中也感觉到，发现问题不能仅仅寄望于村民的举报。

　　杨萍（沿河县民生监督组成员）：很多老百姓他都不知道国家有这么一笔款，他也无法去告，因为他觉得没有问题。村干部为什么敢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乡里面没有人来核实这个问题，他知道反正我钱一到位了，乡里面就没有人来派下来核实我到底发没发，老百姓也不知道我到底发没发。

　　针对这样的现实，从去年开始，贵州省民生监督组开始进行“专项监察”，每年主动选取几个重点领域，调取资料，从资金拨付的源头向下查，要求见人、见项目、见资金，每笔资金按文件记录是拨给谁的，必须找到当事人一个一个核实。大榜村的这起私分救灾款事件，就是对当地民政资金进行专项监察发现的。工作人员到村里要求面见拿到救灾款的当事人，结果发现该拿的人并没有拿到。

　　黄文胜（贵州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把这个领域的问题搞清楚，要过筛子一样整个梳理一遍，据统计，我们去年民生监督整个案件量占到全省的85% ，那么这个专项的监察发现的问题占到民生监督的三分之二。

　　陈敏尔（贵州省委书记）：群众向往的事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做的事。谁来负这个责，谁来担当这个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中央提出的落实两个责任，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而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责。中央提出来问责是一个利器，最有力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有责任，层层传导、层层落实。那他万一不落实呢？他不履行呢？问责。

　　人民的获得感是真正的执政之基

　　每一起基层腐败案例的发生，都会让百姓感到受伤和愤怒。而每当一名腐败分子被查处，得到的是百姓由衷的赞许和拥护。

　　群众：以前去办事，礼节上没有（送）一点东西，你会办得到事情吗？我们现在出去办事，找领导不会推三推四，去找他，今天能够办到的事情，基本上今天马上就能给你办。

　　群众：（维语）腐败是我们非常反感的事情，现在国家大力进行反腐败是非常好的，看到国家反腐败，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群众：小苍蝇真的很厉害，就像小蚂蚁一样，它可以搬家，搬掉一栋房子，就这一样的道理。这两年比以前好多了，救济款那些都会到（群众手上），不会（被侵占）。有变化，变化很多，希望习总书记一直（把反腐败）坚持到底。

责任编辑：郑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