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图的滴滴声中、救护车鸣笛声中、家属的哭喊声中……编导们在医院长达两年的蹲点拍摄开始了。

　　“外科医生的手可以有多快呢？几个同事看这段视频时都以为快进了。”第一次走进手术室的编导秦博因没有经验不知闪躲，被动脉血液喷溅到脸上。

　　2014年冬天开始，上海广播电视台（SMG）4位编导带队8个拍摄小组在几家医院蹲点、拍摄，希望记录下前所未有的真实医院。

　　两年后，纪录片《人间世》播出，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医生：抢救失败的背影；在治疗方案和支付能力之间纠结的主任；拿掉车牌超速取回移植心脏的医生……

　　失败、死亡、焦躁和无奈，都被镜头纪录下来。豆瓣打分9.7分。医生群体反响最为强烈，评价同样是“真实”，也有人挑剔：“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以前的太不真实了。”

　　《人间世》开拍前，22家医院开会，院长们曾对摄制组提出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能不能表现一下，我们也会失败？

　　没把握时的医生最忘情

　　在医院蹲点长达一年多后，秦博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第一集《救命》里集中展现失败的案例。在他的观察中，往往最没有把握的时候，也是医生最拼、最忘情的时候。

　　努力数个小时之后，却不得不面对病人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没有时间失望就要冷静地转向下一个病人————这时的医生最打动他。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闯这个禁区。在医院的支持下，最终，纪录片选择呈现了3个失败案例，另外2个人被救活了。

　　20分钟不间断按压后，32岁的朱剑峰心跳恢复，过了一个晚上，朱剑峰又突然停止心跳，医生紧急在病床边开刀，没救回来。

　　生命的脆弱也让秦博感慨。

　　24岁的年轻人邹磊只是因为多吃了海鲜就造成下消化道大出血，生命垂危。在老家医院救了3天，没有效果，救护车送到瑞金医院时，急诊室主任毛恩强决定收下他，最后一搏。

　　一番救治后，邹磊最终还是走了，连续工作24小时的医生车在前难掩失望，他刚救活了2个老年患者：“往往你付出感情最多的，可能是……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活过来，但是有时候你没得选择啊。”

瑞金医院急诊科医生车在前未能挽救24岁邹磊的生命 一脸惋惜

　　同样没有选择的事也出现在后面的剧集中。

　　急诊室里，一个还没来得及问姓名的年轻人，从老家到上海，一直查不出病因，无奈出院。

　　在上海打拼的程序员周立军花掉积蓄为母亲做了叶克膜手术——用机器替心脏运转，让受损的心脏休息等待手术。叶克膜手术成功了，但术后母亲却出现并发症，最终没能活下来……

医生刘俊和周立军沟通他母亲的术后情况

　　表现医疗的不可为，是摄制组一开始就确定的主题之一。

　　2014年《人间世》项目启动之初，上海市卫计委专门召集22家医院的院长和摄制组开会讨论。

　　总导演周全感到意外的是，不少院长表示：“你们能不能表现一下医疗的边界啊？治疗也会失败，医生是人不是神？”

　　2015年中秋节，抢救无效的邹磊家属给车在前发来了这样一条短信：“临床有各种风险存在，现实也很残酷。现在他已入土为安，我们也会逐步调整过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愿您和ICU全体医护人员工作顺利，中秋快乐！”

　　抢救失败还能收到感谢信，车在前很感动：“对我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已经很好很好了。”

　　不想当神

　　让秦博意想不到的是，《人间世》播出后，医生群体反响强烈，“真实”是他们的最高评价，编导们都曾忐忑，片中的医生形象能否被接受。

　　医生们反映：以前的宣传中，医生不是救死扶伤的神，就是负面新闻中的主角，他们很高兴被还原为普通人。而他们乐于在片中寻找自己生活的影子。

　　有医生发朋友圈：“这才是真正的心肺复苏。电视上看的那些心肺复苏都是假的。”现实生活中，为了通过大剂量按压维持血压，力道之大，病人的肋骨都可能被按断。

　　片中，器官移植手术中，要在4小时之内从常州取心脏回到上海，医生为赶时间全程超速，怕被扣光分数，直接把车牌拿掉了。

　　为救24岁海鲜中毒的邹磊，血浆不够，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亲自打电话给血库请求：“再帮我4个单位可以吧？没办法了兄弟，24岁啊，24岁啊。”

　　身为急诊科负责人的毛恩强，还常常要在治疗方案和支付能力之间作出决断。

　　“老毛内心里面，有个小白人和小黑人，天天打架。小白人告诉他，这个病人没钱；小黑人告诉他，没钱就不看了吗？”片中车在前医生调侃了一句。

　　背后的故事是：摄制组拍到一个重症胰腺炎。儿子说一定要救妈妈，大不了把老家的房子卖掉。

　　毛恩强非常犹豫，很可能卖了房子，花了几十万病人还没救好。

　　最终，毛恩强给老人用了另外一种便宜的药物，更为保守，但对这家人来说，未必不是最好的方案。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编导秦博把这句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写进了纪录片的旁白。

　　同样真实的医生形象也出现其他编导的镜头下。

　　编导潘德祥拍中山医院院士葛均波做心脏导管手术，6个小时，不断推倒重来，这个顶级专家也犯愁：“哎呀，这个不行呀”，“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压力大时，他会下意识吹吹口哨。热爱金庸小说的他在微信中自称“东方不败”，因为东方不败是武功最高的。

　　37岁的陈莉莉被查出癌症，一步步被切去子宫卵巢输卵管。关于切还是保，切多少，主刀医生华克勤不断和其他医生争执，诊疗过程中也很严肃。

　　华克勤的同事们反复告诉潘德祥，生活中她一点都不凶，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他们认为：“做医生的就应该这样，冷静理性。”

　　但这种理性，有时候会被患者和家属理解为“冷酷”、“麻木”。

　　医与患

　　《人间世》播出后，没有救活母亲的上海程序员周立军给秦博发了条微信：“希望你们不要在医院待太久，否则就变得麻木了。”

　　周立军的妈妈手术后出现不良反映，曾和主治医生刘俊有一番争论——刘俊曾提到手术后整体存活率为30%，而周立军认为，30%指的是叶克膜手术，没想到术后的每一天都面临凶险。

　　同样是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秦博对周立军很同情，但他也为医生刘俊捏把汗：“如果他当时不耐烦发了脾气，很有可能就升级成医患矛盾了。”

　　急诊室医生车在前就曾被冲动的家属钳住脖子。2015年，几名家属不能接受病人心衰的事实，在非探视时间闯进监护室，其中一名男子掐医生的脖子，医院监控记录下这个画面，秦博把它剪进纪录片。

　　除了面对病灶和失败本身，医生压力最大的还是面对人。

　　在进行完复杂的手术之后，哪个医生如果被派去和病人家属沟通病人术后的并发

　　片中，好几位医生都曾面对镜头说：“现在的环境又不好”，“在这种环境下”……医生们在治疗建议上倾向于保守，告知风险时，则往往把最坏的结果都交待了。

　　而这对病患家属显得尤为残忍。《信任》一集里，小男孩王天奇的妈妈在签署术前风险协议时崩溃地哭了：“你们这样搞，我们进去了还能出来吗？”

　　作为医生和患者的中间人，潘德祥理解双方的试探和无奈。

　　病人多医疗资源少、复杂的社会问题、媒体的个案报道、缺乏信任的大环境，将本应同一阵营的双方推到了对立面上。

　　在中山医院急诊室，潘德祥遇见一个外地来的学生，19岁，脾气很大，看了很多地方，最后转到上海来，对着摄像机喊谁能帮帮忙？对医生也有抵触情绪。

　　但是和他深聊下去，发现他其实也理解：这么多病人，就这么些医生，你指望他怎么样？

　　“说大点，就是供需矛盾。”

　　编导秦博在瑞金医院蹲守了超过一年半。拍纪录片，才知道了医院排长队另外一端的故事——2016年7月4日到10日，瑞金医院仅内分泌科4间诊室就接诊3692人——平均每个诊室每天要接诊131人，而每个诊室上午和下午都只有一位医生。

　　而在中国做医生，还要解决很多看病之外的问题。

　　比如，外地患者咨询医保报销问题，医生答不上来，双方都急了。但中国的医保制度，每个省都不一样，要基层医生都了解是不可能的。

　　又如，器官移植，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医生还需要自己开私家车去外地取心脏。

　　华山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秘书长张明介绍，2013年，我国正式启用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简称COTRS）分配捐献器官，但心脏4小时之内才能存活，目前还没有纳入系统，主要是医生之间互通有无。

　　而器官的转运，目前尚无第三方机构统一调配，需要医生自己解决。跨地区则更为困难。

　　医院是个小社会，医生还会遇到更多奇葩事儿，比如老人命在弦上，子女们等着分家产。为了拆迁多分一个人的钱，家属要求一定要把人给救活了……

　　生命尽头的情感

　　病痛、衰老和死亡甚至生死两难在《人间世》里真实而残酷，但编导们感动的，却是普通人面对死亡所爆发出的情感和奉献。

　　2015年11月，刚刚从成都来到华山医院才8天的焦俞，因患脑部肿瘤，走完了25岁的人生路。他的父母作出决定，捐献儿子全部能用的器官。

　　焦俞的肝脏、肾脏、肺和角膜成功移植给6名病人。他的父母说：“希望别的家庭不再承受我们一样的痛苦。”

　　焦俞成为华山医院2013年启动器官捐献以来第13位捐献者，也是捐献脏器最多的捐献者。

华山医院的医生们向器官捐献者焦俞遗体鞠躬

　　片子播出后，编导秦博和摄像吕心泉一起，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完成了死后器官捐献登记。

　　“看完立马就去申请成为一名死后器官捐献者了。”每当看到网友这样的反馈，秦博就深感欣慰。

　　编导董路翔拍摄了《理解》和《告别》两集，真切地感受到衰老和死亡就在身边。

　　《理解》中，救护车小分队常被当成抬人的。摔伤的老大爷指定要去黄埔军中心医院，哮喘的老头重达两百斤，都不需要急救，只是想让救护车送他们去看病。

　　急救医生吴慧琼抱怨：非急救人群叫救护车的太多，造成押床，导致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及时帮助。前几天，他刚眼睁睁看着两个人在他面前死掉。

　　救护车小分队每天的日常，左为急救医生吴慧琼

　　但董路翔却表示能够理解：“因为深度老龄化，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我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至少我不会去抱怨和责骂。”

　　在上海市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舒缓疗护病区，董路翔多次见证人们走向生命尽头。来这里的一般是癌症晚期的老年人。最初，死亡的气息让董路翔感到不适，他觉得自己也病了，甚至去做了肠镜和胃镜。

　　敢于直面死亡后，最终，他镜头中的人是平静的甚至阳光的。

　　71岁的上海老太太梁金兰，胸腺癌晚期，来时生存期评估是20天。除了坐在轮椅上，她看起来就是一位正常的奶奶。重度脑梗的老伴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医院陪她，但还要她提醒吃药、照顾。

　　梁金兰和老伴在临终关怀医院的最后时光

　　曾经是一名放射科医生，梁金兰对自己病有更清楚的认识。临走之前，她想完成最后一个愿望，把老伴送到养老院去。

　　得知这个安排后，老伴最初很抵触，但还是听了梁金兰的话。住进养老院3天后。梁金兰走了。

　　最让董路翔感动的是，在梁金兰短短的遗书中，写的全是对最小帮助的感恩：（感谢）冬冬老公曾经帮助买菜，陪（我）老伴到医院，帮了很多忙；小陈送午饭给老伴……

　　2015年，这个舒缓疗护病区送走了145位病人。

　　要更好的生，也要更好的死。这是临终关怀的目标，也是很多人缺少的一课。

　　纪录片中，当死神最终来临，有人痛哭不舍，也有人选择双手合十。

 （作者张亚利 实习生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