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高楼

　　河北最新发布了一条厅官被查消息：该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王义芳被查。看到他已退居二线，很多小伙伴并没有太关注。不过，说到王义芳转任人大之前的职务，那可是如雷贯耳。当年，他曾担任全国最大、世界第三的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十八大后全国已有多名“钢老虎”落马，其数量不亚于著名的“煤老虎”。其中，就包括五大钢企老总。除王义芳外，还有——

　　他们几乎是同一时期的风云人物，从响当当的国企当家人走向腐败堕落，相似之处颇多。

　　巡视组对不少钢铁企业的通报中都有一条，叫靠钢吃钢。钢由谁来吃，是门学问。王义芳之弟王义平拥有的斯利矿业，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无偿使用河钢旗下庙沟铁矿的场地、水电以及铁矿石，生产铁精粉卖给其他企业，每年利润高达7500万元。斯利矿业从庙沟铁矿拉走了上百万吨的高品位铁矿石，对外却说是“拉废石”。值得注意的是，斯利矿业成立于2008年5月，7月王义芳即被任命为河钢董事长，可谓“无缝对接”。

　　陈川平之兄陈胜平，凭借弟弟的关系，做起钢铁生意，获得了大量的资源。一位业内人士说：“他哥刚开始是太钢的协议户，就是钢材紧俏的时候，他能拿到货，据说赚了点钱。”

　　一位武钢高层透露：邓崎琳被举报的问题有亲属围绕武钢经办企业，其中最扎眼的就是他的儿子和弟弟。“儿子被指通过一家贸易公司低价从武钢获得长协矿，然后又高价转手卖给武钢，谋取利益。”弟弟则是“武钢采购什么他就卖什么。”

　　既然关系户想吃钢，就必须得用“信得过、靠得住”的人。一位太钢内部人士指出，陈川平在出任董事长时不满40岁，因为年轻、没资历，只能用听他话的人 。“这也导致太钢一些重要的管理岗位，一度不少出自机械厂（陈原来的单位）的人。”

　　有报道称，邓崎琳被查，“第一点就是用人制度上有问题，不是看能力而是看关系，关系好的就提拔上去，关系不好的就靠边站。”

　　事实上，这些心腹并不是真“靠得住”。2015年4月，邓崎琳一手提拔起来的武钢股份副总经理孙文东被刑拘，4个多月后，邓本人也应声倒地。2015年3月，艾宝俊多年来的得力副手、宝钢集团副总经理崔健被宣布调查，后被控受贿395万。11月，艾宝俊落马，据说针对他的调查与崔健密切相关。

　　钢老虎频出，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国有钢企既是做生意的企业，又是有行政地位的国家单位，横跨两个领域，老总权力的含金量极大，决策常在闭环中作出，签一个字就能决定数亿资金的走向，必然成为各方争相拉拢腐蚀的对象。

　　与此同时，当下的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这其实与前几年的盲目扩张有关。邓崎琳的前任执掌武钢时，将“质量”作为关键词。邓崎琳掌权后，一味追求规模，连续吞并了鄂钢、柳钢和昆钢，并向海外积极扩张。他还阻挠武钢与宝钢合并，称宝钢“吃不动武钢了”。如今，武钢数万人面临下岗。

　　王义芳任唐钢集团董事长时，力推唐钢、宣钢、承钢、邯钢合并，组成中国最大的钢铁集团，他的地位随之上升。但合并后的河钢利润逐年下降，很难当得起“第一”的名号。从2002年到2012年，钢铁行业经历了“黄金十年”，无序扩张尚无大的危害。如今寒冬到来，钢企全线陷入困境。

　　在陷入困境之后，一些钢老虎并没有从消化库存、创新工艺上下功夫，反而想出了更邪门的“解决方案”。有媒体报道称，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之后，冯杰仍耗费7600万元装修酒钢集团驻京办敦煌大厦。他在开会时明确指示：“现在企业竞争激烈，各种关系需要大力协调。怎么协调？关键靠花钱。2012年，酒钢集团本部接待费达到8000万元，是上年的三倍。如果不花钱协调，酒钢的项目怎么能够批复？酒钢的环境评价怎么能够通过？”

　　还有人透露，酒钢2012年亏损30亿元，但为完成工作目标，冯杰授意采用做两套账目的方式应对省政府，上报的经营业绩是全年盈利8个亿。

　　陈川平转岗到太原当市委书记后，曾感叹在政府想做点事，远不如在企业时得心应手。其实，并不是他的权力变小了，而是原来在企业的权力太大了。决策权得不到有效制约监督，做起事来得心应手，犯其错来也一样得心应手。看来，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中，老牌能源企业确实该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