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陈品）采访任远芳的那天早晨，北京的天气一反往常的燥热，特别凉爽安静。当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来到任远芳位于朝阳区北辰附近的公寓楼下时，远远看见一位穿着花色碎花连衣裙的时髦阿姨满面笑容帮记者开楼道的门。来来往往的小区住户几乎无人知道，眼前的人竟然是开国元勋任弼时的女儿。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的七大选举出的五大书记之一。他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他30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回顾任弼时的一生，正如叶剑英在追悼任弼时时所评价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任远芳是任弼时的三女儿，虽然她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仅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父亲对她的影响几乎贯穿一生。她告诉记者，就在昨天她还在小区附近的游泳池游了个800米。不说年龄，谁也看不出她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她的家打扫得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当记者问起平时有没有请保姆来照顾，她颇为自豪地说：“没有没有，全部是我自己干，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样样做得好。”说完又幽默地加了一句：“所以我健康。”

　　任弼时经常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教员之家。5岁就随父亲读书，7岁入明德小学，12岁去长沙考入师范附属高小，后入长郡中学，在校内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1920年，他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联系旅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去那里勤工俭学。

　　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联，通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种种艰辛到达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长期担负着到各地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的危险工作。1928年末，他作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接头时被捕，国民党当局却未搞清他的身份。在押解途中，他巧妙地把被捕消息和预定的假口供托人带给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以便配合组织营救。审讯时，他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却咬定编出来的假身份。敌特按他所说到上海查对，因组织上已有安排，未露破绽，三个月后获释。

　　1929年末，他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又被租界当局逮捕。他乘巡捕不注意，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而票面上写的使用人住处已是火灾中烧掉的房子，无从查对。外国警探怀疑有假，便使用电刑，竟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任弼时苏醒后仍坚不吐实，这种顽强态度使捕房更感到他像共产党，继续关押拷打。幸亏党组织通过关系营救，才使他获释。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任弼时任大会秘书长。会后，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因为劳累过度，他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看东西时常眼花。长征时，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年仅三十出头，可是干部战士们从外貌看多以为他已有五十岁。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

　　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他以身作则，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在工作之余，他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跟着妻子学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功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

　　因为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在任远芳心里，母亲陈琮英更伟大。小时候，陈琮英家里很穷，由于两家是世交，12岁的她就到了任弼时的家里当童养媳。这一段看似“封建包办”的婚姻却情比金坚，终其一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如此纯真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陈琮英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在一家小工厂做了一名织袜女工。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每月省下的一点儿钱，用以补助任弼时上中学。任弼时16岁时去苏联留学，陈琮英则遵从任弼时的嘱咐，在长沙半工半读了4年，摘掉了文盲帽子。1926年4月初，22岁的任弼时与24岁的陈琮英在上海举行简朴的婚礼，他俩终于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婚后不久，陈琮英就跟着丈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政治上可靠，周恩来分配她到中共中央机要科工作。从此陈琮英多年从事机要工作。

　　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任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了老婆都没有什么关系，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码啊！”任远芳说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帅加上有留苏的背景，多少人给他介绍女孩子，父亲一概拒绝。

　　母亲对名利对当官看得很淡薄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一共生了9个子女，其中有5个都送人了，“因为当时母亲跟着父亲到处革命，这些孩子后来丢的丢、死的死，都找不到了”。任远芳的大姐1931年出生在上海，向忠发叛变，陈琮英被出卖，母亲带着3个月的女儿坐了半年牢。从牢里出来之后，母亲把大姐送到了湖南老家奶奶那儿照顾了大概七八年。

　　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任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儿子“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陈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当时他们住的地方下面是羊圈，要上楼才是住人的房间。“我妈妈当时大肚子，上不去楼，就在羊圈里铺了草生了孩子，取名为‘远征’。”生完孩子之后没奶，朱德总司令不知道从哪儿钓了几条鱼炖了鱼汤给她补身体。1岁的时候，任远征被送到了奶奶那儿，奶奶带了二姐一两年后就去世了，后来又托付给了一个邻居婆婆带。

　　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老家没有吃的，但是随军到处奔波的任弼时和妻子也没有钱救济他们，用任远芳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顾不上”。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陈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丈夫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任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

　　母亲唯一亲自照顾的孩子就是弟弟任远远。1940年出生于延安的任远远可能是所有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当时在延安算是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任远远1995年因癌症去世，走在了母亲的前头。这件事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让她知道，每当母亲问起儿子在哪里，他们都会骗老人说“在国外”或者“工作忙”。对于母亲的“重男轻女”，任远芳说她能理解，因为他们家5个男孩只有弟弟一个活下来了，而且弟弟从小跟着母亲长大，对母亲也特别好。“母亲再开明毕竟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重男轻女很正常。”任远芳说。

　　在任远芳看来，母亲有很多优点值得她学习。“我挺佩服我妈妈的，她能吃苦，生活简朴，对吃住都要求很低，凑合着过就行了。”母亲退休后，组织上照顾她，让她当了政协委员，后来又去了妇联工作，母亲后来说：“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让给别人呢。”她对名利对当官看得很淡薄，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更不会向组织提要求。也许正是这样豁达的品性，母亲相当长寿，活到了102岁。

　　父亲问愿不愿跟他回国，任远芳的回答是不愿意

　　任远芳从小在苏联的儿童院长大，儿童院的集体生活既温馨又枯燥，任远芳脑子里几乎没有父母的概念，也谈不上想父母。“那会儿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有很多，大家都一样，都习惯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开战仅3个多月后，德军便兵临莫斯科城下，出于安全考虑，任远芳还是被送到了莫斯科东郊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许多革命先辈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在苏联创办的专门收养在白色恐怖下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大概有40多个人。”

　　因为战争爆发时任远芳年纪还小，活动参加得不多，对战争的记忆并不深刻，但比他们年纪大一些的朱敏、刘爱琴等孩子就受了一些苦。每当飞机来了，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拿个白床单，因为地上有积雪，这样飞机轰炸的时候就看不到人了。儿童院附近的医院住着一些伤病员，大一些的孩子们会去帮着站站岗放放哨，而任远芳他们年纪小，这些事做得不多。

　　任远芳说这些孩子在1950年8月份都回国了，但是她提前在那年的5月份就回国了。为何唯独她提早回国呢？1949年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工作人员将11岁的任远芳接到任弼时身边。这是任远芳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上一次见面还在她1岁多的时候。与父亲分别十年后首次重逢，任远芳说她很认生，不认识也叫不上来“爸爸”。在她年幼的心中，父爱和母爱是全然陌生的概念。

　　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就在这一个星期里，父女俩相处得十分愉快。父亲对她特别好，总是很关心她的学习，老问她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任远芳说起来还有些许的自豪。因为没有多余的床，她便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她盖被子，让她感觉温暖。“父亲说这次回国，我打算把你带回去，你愿意吗？我当时就说我不愿意。为什么呢？第一，我不会中文；第二，我不认识妈妈和姐姐弟弟，从小在儿童院长大，过惯了集体生活，我不愿意离开这个集体。”父亲听了她的话觉得挺奇怪的。一个礼拜之后，任远芳就返回了儿童院。

　　任远芳从小接受的是苏联教育，没有丝毫中文基础。曾在莫斯科接受大学教育的任弼时也精通俄语，父女俩交流并无障碍。任远芳说父亲的俄语发音没有她好，但是词汇量和语法要比她强，父亲可以直接用俄语做报告。回到北京之后，任远芳从头开始学习汉语，父亲因为工作忙也很少管她，所以直到现在她仍然经常说自己“汉语不好”。

　　一直到父亲去世才知道他原来是领导

　　父亲对任远芳的要求一向比较严格。1950 年，任弼时从苏联回来，因为他身体状况仍不太好，血压高，不能长时间看东西，中央机要室的秘书赖奎就兼了一段他的秘书，为他阅读文件并管理文件，直到他逝世。任远芳回忆说，赖奎那时经常去他们家，闲的时候就常陪她下跳棋。一天，下棋的时候，任远芳总是输，所以她就不高兴了，“发脾气了。”父亲知道了之后就批评了她，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

　　任弼时对女儿的严格要求往往体现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我们家住在景山的时候，我常和父亲出去散步。那会儿我还是小孩嘛，就到处乱跑，哪儿都踩，草地也踩，父亲就跟我说，要尊重工人的劳动，不能乱踩，要绕着走。”父亲还教育她要节约，当时他们住的房子挨着马路，每天汽车呜呜过，特别吵，父亲有高血压，睡觉睡不好，中央的领导好多次提出来要给他们换换房子，都被父亲拒绝了。他说：“算了，能过就过，凑合着过吧。”从苏联回国之后任弼时一家就住在那个房子，直到他去世，一直都没搬家。任远芳说类似的事挺多的，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是，父亲正是通过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言传身教，影响着孩子们。

　　任弼时的原则不光体现在教育子女的小事上，在工作中，他更是一个正派公道、在原则上从不让步的人。在延安时期，任弼时分管总务工作，开销都要找他来批。那时候江青比较讲究，要买窗帘、衣服，要买这个买那个，任弼时坚决不批，就因为这事任弼时得罪了江青，江青对他一直有看法，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说陈琮英是“寡妇集团”。

　　任远芳告诉记者，父亲很少会跟她讲当年干革命的事，“当时年龄小，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也不会问。”任远芳一直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苏联生活时谁也不知道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1950年任远芳随父亲回国，坐了10天10夜的火车。到满洲里换轨的时候，因为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出发，她和随行的一个姓刘的大夫想出去逛逛。逛街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坐的是专列，就用俄语问她：“跟你一起坐车的是谁？他是干吗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保密工作，就跟他说我爸爸叫弼时。我当时就记住爸爸的名字了，‘弼时’（音）在俄语里是‘写字’的意思。后来那人又问我他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如果知道我可能就告诉她了。”回火车上之后，任远芳忍不住好奇问父亲：“那个人问我，你是干吗的。你告诉我你是干吗的呀。”父亲说：“我就是坐办公室的。”

　　回到北京之后，父亲也从没和她谈起过自己的身份。一直到父亲去世，家里来了好多大首长大领导，别人给她介绍说“这是周总理”“这是朱老总”，任远芳才慢慢意识到父亲原来也是个领导。父亲是五大书记之一，那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任远芳的舅舅陈邦达是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曾和父亲一起在长沙求学。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觉得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好机会，便联名写信到长沙老家，动员陈邦达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后来陈邦达去苏联留学，在一起留学的人群里认识了一位叫李淑宁（后改名李一超）的姑娘，因为陈邦达是小组长，所以对她多有照顾，经常帮助她学习俄语，时间长了两个年轻人就相爱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改名为赵一曼。

　　任弼时因身体不好

　　未参加开国大典

　　任远芳家里珍藏着一本名为《任弼时》的画册，翻开画册，她说：“你看，我爸爸那时多帅。”在任远芳的记忆里，父亲多才多艺，不仅能够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照相，还会纺线。她指着一张照片向记者介绍说：“这是我爸爸自己拍的。”照片中的任弼时精神焕发，手里拿着相机的姿势一看就很专业。“爸爸那会儿就会自拍了”任远芳笑着说。“其实他是对着镜子拍的。”

　　长征期间的任弼时看起来依然身体强健，高高瘦瘦的。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任弼时前前后后准备会议，由于过度的劳累，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得了高血压之后，身体就开始胖起来了。人一胖，血压就更高了，后来糖尿病什么的也有了。

　　任远芳说，父亲高血压曾经达到260，正是因为身体不好，怕过于激动，父亲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并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虽然有遗憾，但是医生不让上也没有办法。

　　1950年10月，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年的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该不该向朝鲜出兵，一连几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常讨论到深夜。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的10月26日晚间，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这天晚上，任弼时吃了药，突然有个紧急会议要开，就把他硬叫起来了。可能是由于精神紧张，起得猛了，加上吃药后血管收缩，任弼时陷入昏迷，把苏联的医生叫到了家里，但是抢救无效，第二天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去世的时候任远芳住校，没有在家，等再见到父亲时，“我上去摸了摸他，还有温度呢。”任远芳的大姐回忆说：“我当时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父亲就睁着大眼看着我，就眼睛能动，一个手能动，他看见我以后就使劲抓着我。……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首长，他们都来看他了，就唯独朱德总司令没有来，那时候要出兵朝鲜，总司令特别忙。最后总司令急急忙忙赶来了，他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他刚走到我父亲的床头，就喊‘弼时呀，弼时呀，我来看你了’。这么一句话，让昏迷了好几天的父亲嗵一下坐起来了，坐起来后又倒下了。”

　　上大学时为免被认出改了名字

　　受父亲任弼时的影响，任远芳教育自己的子女也要低调做人。任远芳说，她的儿子从来不跟任何人谈任弼时的事情，周围好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任弼时的外孙。上大学之后，任远芳改了名字，为的就是不让别人认出她。

　　直到2014年举办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她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邻居们才知道“哦，原来她就是任远芳”。任远芳说，她不喜欢别人因为父亲的关系将她区别对待，“因为别人知道了会对我有各种照顾，那样我就是一个特殊的人，我不喜欢。”任远芳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一家普通的工厂，儿子和女儿也是全靠自己的能力找的工作。

　　知道那天上午采访，任远芳专门提前为记者泡好了红茶，直到采访快结束，任远芳因为说话多咳嗽才忽然想起来，她觉得很抱歉，像个小孩子一样解释说：“我真的早给你们泡好了，真的。你看我这脑子不好使了。”采访那天，温度忽降，记者穿着长袖长裤，而任远芳一袭薄裙，她说：“你看我比你们年轻人身体都好。”

　　任远芳说，她平时的生活非常规律，晚上一般11点睡觉，5点就起床，起床后在家里听着音乐做40分钟的老年保健操。任远芳说，在家里她还喜欢看电视、听新闻。说起新闻，任远芳主动和记者讨论起了最近英国脱欧的事情，任远芳说起新闻来十分专业。

　　独自一人生活的任远芳完全自己照顾自己，她说女儿女婿在昆明买了房子，老伴跟着女儿去昆明住了，“因为他喜欢凉快，而且那边有块菜地。我是因为最近得了关节炎，不能爬山，女儿家在山上，上山下山的不太方便。大夫告诉我可以游泳，所以我留在了北京。我办了一张游泳卡，没事就过去游游泳，800、1000米都不在话下。”

　　稿件统筹/朱顺忠 文/记者 陈品

　　摄/记者 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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