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车祸去世

　　新京报快讯(记者颜颖颛)经多方消息证实，6月18日早晨，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

　　吴建民于1939年3月30日生于重庆，1959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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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家吴建民：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

　　吴 建民，76岁，知名外交家，投身外交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1994年开始，历任中国驻荷兰、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驻法国大使。 2003年卸任后，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8年退休。

　　11月2日，怀柔雁栖酒店海宴厅，76岁的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穿着深色西装，坐在座位上，聆听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主旨演讲。

　　这是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第一场会。跟吴建民一起落座的，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意大利前总理蒙蒂等多位外国前政要。

　　其实吴建民已退休多年，但他的工作依旧繁忙，忙着通过各种会议、论坛观察世界，解读中国。他说支撑他的，是一生未变的初心：人要做点事情。

　　76岁的上班族

　　“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1959年大学毕业后，吴建民一脚踏进外交界，就开始观察世界，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

　　他觉得，现在的世界变化之深，影响之大，恐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对头脑刺激很强”。

　　吴建民不愿意与现实脱离，因为“如果不用，脑子就衰老了，用进废退”。

　　他很佩服92岁的基辛格。

　　他想起10月31日和基辛格一起吃饭的场景，连连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基辛格胃口很好，一边吃饭一边回答问题，思维十分敏捷。

　　吴建民忍不住问基辛格身边的人，他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是从不与现实脱离。

　　吴建民其实也是这样，退休多年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跟年轻时不同，他尽量不开“夜车”了。

　　除了“朝九晚五”到办公室上班，吴建民其余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外奔波，尤其是到国外。

　　吴建民观察世界的出口，大概有三个：讲话，一年在国内外讲话六、七十次;写文章，一年四、五十篇;必要时向政府提点建议。

　　工作令吴建民觉得“蛮充实”。每见一个人，每参加一次会议，都能获得一些新东西。“我讲我的观点，也听别人的。”他说，“讲话、写文章才有新东西。全是老一套，自己和别人都觉得没意思。”

　　“无事可做”的闲人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

　　参加工作的最初十年，吴建民的工作主要以翻译为主。

　　1959年大学毕业，吴建民进入外交部。一年多后，他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被派到了布达佩斯。

　　“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他回忆说，“当然，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当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和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都抢着要他时，陈毅的一纸调令，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是6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回忆起多年前的这段工作经历，吴建民曾这样表述过：“能在他们身边，学习他们的言谈举止，我真的非常幸运。他们是时代造就的，可以说是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这些人真的是不得了。”

　　随后，他两赴联合国工作，从二秘变成了政务参赞。在联合国这个世界外交官的橱窗中，吴建民的视野一下子拉大了，作一个好外交官，成为了毕生的追求。

　　然而，这一阶段，吴建民遇到了人生低谷。

　　1977年，他第一次从联合国卸任回国。1978年他在干校劳动了一年，之后外交部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他在家里待了9个月，才被分配到外交学会，没有升级，当个科员，一直干到1984年。

　　“那时候，我40岁到45岁，精力正好。但是，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接待几个代表团。”他说。

　　这是吴建民人生中最为低落的几年，他甚至动过离开外交部的想法。

　　让他坚持下来的原动力，还是“干点儿事”。夫人施燕华很忙，吴建民就包下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做饭、带孩子。闲暇时间，他翻译书，比较著名的是《罗伯斯庇尔》。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年轻时，太冲。人太顺当了，也会有别的问题。”回想起来这段日子，他并不特别懊恼，因为人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不知道低谷的滋味，不能全面认识自己。

　　“魅力外交家”

　　“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

　　从联合国第二次卸任后，吴建民1989年被派到比利时担任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当时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吴建民“花了很多力气”，打开外交局面。

　　有一次，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对方只打来一个电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就这样吴建民屡屡被“放鸽子”。

　　有一次在外交场合遇到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吴建民提出一起吃个饭，对方看了看他，说“不知道再过三个月，贵国政府是否还存在”。当时吴建民觉得一股血往脑袋上涌，当即回敬对方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直接用法文说的。“到现在他都觉得没有脸来见我。”

　　当时为了打开局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吴建民花了很多的精力。他去社区讲中国文化，直接用法语讲，不看稿子，反响很好，他发现“工作还是可以开展”。

　　“那个时候，想了很多办法让人们了解中国，干得还蛮起劲，受点挫折也不怕，觉得总有办法。”他说，1990年底，自己离开比利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1990年，吴建民又有了新的舞台，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他的心态是“从没干过，如履薄冰”。

　　1994年之后，吴建民在国外当了9年大使，历任荷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法国大使。

　　担任法国大使的时候，他已经59岁了，官至副部级。

　　在就职时，他当着全馆人的面说：“我不是来养老的，我有我的追求。”

　　在驻法大使任上，吴建民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建立了良好关系，促成江泽民和希拉克互相访问各自的故乡。在即将离任时，希拉克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表彰和感谢他为促进中法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所做的努力。

　　吴建民的外交生涯，值得回味的“大战役”很多，儒雅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魅力外交家”的美誉。

　　国新办前主任赵启正称赞他说，外交官是国际风云气象师，优秀的外交家要具有广博知识、宽阔视角、历史深度、舍我其谁的责任心。而这些，吴建民都兼具。

　　讲台上的院长

　　领导说“不好干才让你去”。

　　12年前，吴建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2003年，64岁的吴建民卸任驻法大使，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任务：出任外交学院院长。他跟领导说，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了点?而且也不好干啊。领导说“不好干才让你去”。

　　吴建民觉得，这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来遇到的最大困难。“刚一接手，发现很困难，很着急啊。”吴建民想到了外交生涯上的艰难时刻，比如1996年日内瓦人权战，那也是“捏着一把汗，如果输了，无颜见江东父老”。

　　“但是，那还是在搞外交啊，当校长，没搞过啊。”吴建民发现，外交学院老师的待遇，是同类大学老师的一半。

　　“我一看，这种状况留不住人，这样不行啊。”吴建民一辈子没有跟人家要过钱，但是这时候他开口了。凭借着多年的积累，他找到了一些企业家捐助学校，每个人最少200万以上。在校期间，他为外交学院拿到了几千万的赞助。

　　“大家知道我的为人，慷慨解囊。”吴建民在任期间，外交学院教职员工的工资大概涨了1.5倍。

　　作为外交家，他深知交流的重要。他看到年轻人总盯着手机看，就对他说：“以后真正决定你命运的，是面对面的交流。”

　　在2006年到2008年，外交学院联合其他三所院校，举办了三届“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

　　“为什么要搞?我担任院长期间，经常和学生个别交谈，发现学生缺乏一点追求，缺乏梦想，这很容易被小利所诱惑，这样不行。”吴建民说。

　　在外交学院，他亲自代课，上“外交案例”和“交流学”。他发动外交部的老大使来讲课，甚至请来基辛格与学生们交流。

　　在这里，吴建民的工作有了很大变化，一是改变外交人才的培养模式，二是向社会揭开“外交资源”神秘的面纱。

　　在此期间，吴建民出版了《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一书，讲述“老百姓看得懂的外交”。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为该书作序。他在序言中说“外交部所属的这一学院被称为‘外交官摇篮’。角色转换了，建民一切从头开始，却又游刃有余”，“他擅长向世界介绍中国，40多年来为祖国的和平发展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合作伙伴。”

　　不畏批评的老者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

　　在那段时间，吴建民的头衔多了起来。有人喊他院长，有人喊他大使，他还是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及至2008年，吴建民69岁的时候，他卸任了所有跟外交相关的官职，包括外交学院院长一职。

　　“并没有什么失落感。还是很忙，没有一下子出现空白。”吴建民说，各方面的邀请还是很多。

　　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去年，有媒体请他和中国军方学者罗援上一档节目，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吴建民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这档节目在网上反响很大，被称为“鸽派”和“鹰派”的公开论战。网友的意见泾渭分明，互相指责。

　　对于种种看法，吴建民并不很在意。“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回顾自己的半生外交风雨，吴建民觉得这些舞台都是别人给的， “给了我舞台，如何做，是我的事情。”他说，“人来到世界上，不就做点事嘛。现在身体还可以，那就继续做吧。”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编辑 甘浩

　　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