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一个人的毕业照”，让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一夜走红。

两年前，大四的薛逸凡站在北大图书馆门口，身着学士服，拍下了这张“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毕业合照通常人多脸小、需费力辨认，因专业特殊，她成为当年照片中唯一的“主人公”。

两年后，经过上周五的答辩，薛逸凡的师弟安永睿和马来西亚留学生侯铭泳也将从元培古生物学专业毕业。

安永睿一张健身时的照片，也在媒体“六代单传专业”的标签下，广为流传。

从2008年到2016年，张博然、刘乐、刘拓、薛逸凡、侯铭泳、安永睿，以及正在读大一的余逸伦，这就是北大元培学院古生物学专业发展至今的所有学生。

在那张照片“走红”之前，多数人没怎么听说过古生物学这个专业，本校的很多同学甚至不知道北大有这个专业。

现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童金南认为，“一个人的专业”这种说法是炒作概念。

“格外孤独”，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被媒体称作北大古生物学“第二任”学生的刘乐，见证了这个专业最初的时光。

在刘乐的记忆里，2007年底的古生物学第一次专业说明会，是他进入古生物学的起点。他拉上了几个同级的同学，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当时来听的可能不到10个人”。

当时的刘乐还不认识被冠以“第一任”称号的师兄张博然。

作为“第四任”，薛逸凡高考裸分超过北大分数线一截，并非像部分媒体报道的那样被北大“降分录取”。

从幼儿园开始，这个小姑娘就对动物很感兴趣，除了动画片，她看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纪录片。“《人与自然》什么的都不算最喜欢的，太短。”那时候的她已认识很多恐龙，“总觉得男孩子玩的恐龙玩具都有各种设计比例上的不对。”

让安永睿和侯铭泳最终选择这个专业的理由，也只有两个字：兴趣。

但在兴趣之外，他们还要面对亲戚朋友对“小众”学科的不清楚与“不看好”。

古生物学是研究史前生命演化及环境变迁的、生命科学和地质学的交叉学科。这意味着他们既要上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地质学相关课程，也要上生命科学学院的生物学课程。

“没有一个人的课堂。”薛逸凡曾向外界澄清。

地质和生科的课程常有冲突。这种情况下，薛逸凡会优先保证按照年级顺序修地质的课程，然后借生物竞赛的底子跨年级修生科的课程。

有一次有人见到“传说专业的传奇人物”薛逸凡时，很兴奋地对她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古生物啊！”薛逸凡心里默默开了“弹幕”：我还活着呢。

但更多的人并不认识她。在大二分专业之后，专业内部的同学都熟了起来。薛逸凡也跟地质系的同学有所交流。但是每次到生科上课，因为跨年级的关系，她就像突然闯入了一个“熟人社会”的陌生人一般。

她会找一个角落坐下，身旁的那个座位却始终等不到一个坐下来的人。

留学生侯铭泳也能体会这种“一个人”的感觉。“有时老师会直接对班长交代事务，若不事前和老师知会一声，时常被遗忘。”一个人到其他院系上课也很难借鉴前人经验，“总是需要在课上和课后格外加倍地专注和努力”。

讲到“加倍”，薛逸凡在做生物学实验时，恰巧赶上本该同桌的生科搭档换课。于是整个学期，她“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实验”。

这种“一个人”的感受在面对对专业的不了解时也很突出。亲友中仍有人将考古和古生物学混为一谈，“不知道古生物有什么可搞的”，或是觉得“将来收入比不上学经济的”。

刘乐向他们“简单粗暴地”解释了无数遍：“我们挖山挖骨头，考古挖坟挖罐子。”薛逸凡通俗点的说法是，古生物学是“研究化石，不是研究文物或者墓穴的，虽然在古人类和考古领域有所交集”。

古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虽然有一种“格外的孤独”，但是事实上，即便在北大，学习古生物学，他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我们手中描绘古老地史故事，我们脚步触动地球生命轨迹，我们内心关怀环境演化图景。”

这三行字印在今年古生物本科生答辩教室门口的一块牌子上。

在今年毕业的16位“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的学生中，做古生物学研究的，就不止安永睿和侯铭泳二人。

在北大地质系，古生物学一直作为二级学科和研究方向存在，只是不被称为一个单独的“专业”而已。

在“一个人”的概念之下，古生物学专业红了，但这个学科的历史和这些研究者科研的常态，却像是他们凿开坚硬地表想要获得的化石那般，被掩在丛丛杂草与灌木之下。

除上课和实验外，“出野外”是每个暑假古生物学本科生的必修课。

刘乐第一次出野外时，是在北京西山。虽然7月初高温多雨，地上有些泥泞，但他觉得“强度还好”。可刚过一天，还没等到真正动手“挖山挖骨头”，上过一学期古生物学课的一位同学就选择了退出，留他一个人面对并不熟识的三四十位地质系同学。

第二天太阳很毒，再下山时，这几十号人就把村口小卖部的矿泉水洗劫一空。

几年后，薛逸凡也体验了“出野外”的辛苦。一出野外“最长要8个小时”，在高温之下长衣长裤，还要背上地质锤、镐头、凿子等各种工具，还有这一天所需的吃喝。

他们去过海边，翻过山脊，也曾在高速公路边上行走，车流唰唰地过，他们就在一旁想办法取岩石样本。出野外，他们要动手测绘，画剖面图，做精确记录。半夜回住宿地，还得记录野外报告。

同行的同学有被蜱虫咬过的，有掉过断崖摔伤的。有一回，薛逸凡需要一个人去看火成岩。翻过山脊时因为太陡，她担心自己万一掉下去，下面太深，别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找。于是她就先拍好这个位置的照片，然后把相机扔到了别人能看到的地方。

薛逸凡是这8年北大古生物专业的唯一一名女生，“有不少女生是因为出野外，就在硕士时放弃了”。

虽然辛苦，但“出野外是获得化石的必要途径。”刘乐说，“野外工作是古生物学研究的根本。”

薛逸凡和刘乐都认为，他们已经比“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的老前辈幸福太多。

“找到保存精美的化石的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高兴啊。”发现了好的标本时，刘乐会把它先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拿纸和棉花包好，塞进标本袋。如果赶上下雨，他们还会给标本撑上伞。这精细的程度，仿佛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遇上了一个心仪姑娘。

薛逸凡说，“搞地质最骄傲的事就是，死的时候还穿着登山靴。”刘乐感慨，一些老先生们七八十岁依然亲自带着他们出野外。

在他们看来，用双脚丈量时间和空间，一个“苦”字，哪里能抵得过大家谈起专业时，闪闪发亮的眼神。

知乎上有一则提问，出野外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票数最高的回答是一句歌词：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以平常心对待转行

“给古生物一个正式的暂别。”薛逸凡在微博上写道。

不再将古生物学作为“职业”，攻读“癌症信号网络”博士，想帮助更多癌症患者，是她目前的选择，与她至今还喜爱古生物学并不矛盾。

“转专业都很常见。只不过社会上觉得特别点的专业一变就变化很大。”薛逸凡担心过外界对转专业产生误读。从两年前开始，“一个人的毕业照”、古生物学和薛逸凡，在大众的脑海中被天然地联系起来。

与大众对古生物学知之甚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古生物学研究中所处的世界领先地位。

刚进入21世纪，一系列中国古生物学的惊世发现，就震惊了国际学界。顶尖科学刊物美国《自然》杂志以《腾飞之龙》为题，结集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学的前沿成果。

《腾飞之龙》出版时，古生物学正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困难期中回暖。新世纪到来后，随着古生物学行业影响力增强，油气价格上涨及矿藏开发，经济增长之下基础科学投入增加，还有大众对自然和祖先的好奇，催生了对古生物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因为古生物学在确定地层时代和矿勘探工作中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这也是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最鼎盛时期，古生物学在“各省各队都有”，还经常有到学校培训的队伍。

“一个人”的说法虽然容易被误解为学科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但是古生物学确实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

“培养一个古生物学人才，至少需要到硕士，需要7～9年的时间。”童金南教授讲道。

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末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困难期，“那时整个世界的古生物学专业都不景气。”除了海湾战争与油气难卖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的任务基本完成，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冲击也逐渐显现。

这8～10年的断档中，很多学校“拆掉”了这个专业。当时在古生物学上最强的南京大学，很多师生都已离开。

今日北大校图书馆，古生物学教材只有窄窄一列，很多书因为年代久远被重新加装“新皮”，稍显古老和寂寞。

也许能稍稍安抚这份寂寞的，是这些“一个人”度过本科时光的古生物学专业学生，多数仍留在了相关领域中。

刘乐将成为古生物学方向的老师，安永睿也已直博。

不仅如此，古生物专业的“大师兄”张博然，也常撰写科普文章，还在微博上晒出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区，他写道：“他们居然把系统分支树叠在了场馆建筑平面上……这野心太大”。

不过在北大，古生物学方向的学生在硕博深造期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转行。原因各异，薛逸凡“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看待这个专业。”

又值高考，刘乐说，古生物学专业人少，也不是“希望通过宣传招好多学生”，但“希望真正热爱这个专业的同学能够加入进来。”

在陆续被“一个人的毕业照”吸引而来的采访中，他已先坐上一早的火车，出发，去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