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封面报道：寻找工匠精神

　　策划人：舒炜 张薇

　　匠心至美。专注于手中的技艺，将时间的功利性隔绝，只为造就最好的作品。

　　匠心至诚。以不离不弃的姿态，耐住清贫和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只为磨练极致技艺。

　　匠心至伟。执着、沉静、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帮助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实现蜕变，甚至救赎。

　　匠心，是穿越千年的传世珍宝。它不仅属于工匠这一群体，更是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匠心的价值更为凸显。

　　“坚持，是匠人的本钱，只有把唢呐吹到骨子里，才能传承下去。”肖江虹表示，在这个速度决定一切的时代里边，需要慢下来的一种工匠精神。

　　乡间早没人能吹百鸟朝凤了

　　——对话作家肖江虹

　　文·图_本刊记者 舒炜 发自贵阳

　　小满后的贵阳连续几天都是天色阴沉，雨水冲洗下，扶风山麓的阳明祠愈显出尘。

　　一身格子衬衫的肖江虹几步用力，跨上了茶室门口的石台阶，老板正迎上前欲打招呼，他却径直走向后堂，“老规矩，加一点石斛”。这里，是肖江虹以文会友的地方。

　　刚落座，肖江虹就从包里往外掏东西，掏了半天却是一包烟，这也成为这个男人整下午不离手的道具。

　　“我还以为你会掏出一把精致的小唢呐呢？”廉政瞭望记者打趣道，毕竟肖江虹是《百鸟朝凤》的原著作者，也是电影编剧。

　　“现在会吹百鸟朝凤的，都是学音乐的科班生。乡村唢呐匠啊，能把乐器给吹个响，有点意思就得了。”

　　不会吹唢呐的父亲最有匠心

　　“我真正要写的，既不是德高望重的焦师傅，也不是一力传承的游天鸣，而是一辈子没能吹上唢呐的父亲游本盛。”肖江虹说，匠心这主要是一种精神，而非形式。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索良柱是肖江虹的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肖江虹每每写好小说第一稿，都会让他提意见。索良柱对记者说：“大家去读一下原著小说就知道，焦师傅在游天鸣第一次说自己吹不出百鸟朝凤时，就已经向生活投降了——把唢呐折断，去了当年没看上的徒弟蓝玉厂里看大门。”

　　这也正是肖江虹和电影导演吴天明最大的分歧所在。在电影后半段，吴导却把游本盛的故事嫁接到了焦师傅身上。肖江虹和索良柱都认为，焦师傅的放弃，其实是生活的常态，而非人们想当然觉得老手艺人就理应这样。

　　肖江虹多次提到了他的二叔，一个乡村木匠，过去包揽了村里很多人的家具，他也勤勤恳恳延续着师辈们传授的方法。但突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在城里买那些更漂亮的组合家具了，不论他选的木材有多结实，价格多么便宜，均无人问津。

　　“二叔并没懊恼，继续做他的农活，偶尔操练一下，以防手艺给撂下。”肖江虹吞云吐雾间，侃侃道来，“直到后来，乡亲们发现那些看着高大上的家具没用两年就坏了，反而是过去那种老式家具更耐用，二叔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但他仍然做得不紧不慢，照旧按自己的节奏种庄稼，农闲时间才给大家做家具。”

　　即使后来，城里人也开始来淘手工家具了，肖江虹的二叔依旧没有扩大生产规模。“二叔可能没想那么多，只是默默做下去，手艺人需要的是匠心而非匠气。一样东西能否得到流传，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或许家具这种物质的东西留存更易，唢呐这种精神层面的更难，但道理是相通的。”肖江虹说。

　　无双镇的匠人们

　　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东北乡一样，肖江虹大部分小说也有一个场景——无双镇。不仅写这里人的生老病死，也写这里的传统职业下的民俗，更写他们的匠人匠心。

　　肖江虹的家乡修文县，是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之地，历来文化鼎盛、民风淳朴。“无双镇的形象自然是我出生那个镇，但‘无双’二字的得名，却是来源于姑姑家所住的一个同名村子。”肖江虹回忆，“村里有整个镇子里都罕见的植物，村口有条小河，充溢着我儿时的一些遐想。”记者从修文县老一辈人口中得知，无双村里还有个梁祝化蝶一样的凄美故事，女主角恰恰就叫祝无双。

　　《当大事》里面的铁匠和道士、《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匠、《蛊镇》里的蛊师和木匠、《犯罪嫌疑人》中的骟匠兼麻糖匠……镇里这些传统的职业逐渐凋敝，大多面临着技艺无人可传的窘境，但生活总要继续，每个人还是得有自己的活法，“外在的凋敝始终动摇了不了人心和人性中那些坚固的东西，善意和伦理依然存在。”

　　《百鸟朝凤》中，无双镇分金木水火土五个村子，有人分析，里面呈现出相生相克，水庄的游天鸣就是吹不了土庄焦师傅的百鸟朝凤，也接不了真正的衣钵。

　　“完全是胡说八道，之所以把焦师傅安排在土庄，是想到他德高望重，土地承载万物，好点的寓意给他，并不为过。”肖江虹说自己不久会有一本叫《无双镇》的小说，不过，说的不再是匠人，而是聚焦镇里一群知识分子命运的故事了。

　　肖江虹善写死亡，“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死法是活法的一种投射。他遗憾的是，小说和生活中很多人的死法，都太没有尊严。和生死相比，一项技艺的失传，又有点微不足道了。

　　这正如《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在被暗算后，开始也担心武当武术后继无人，但逐渐悟到“但教行事无愧于天地，何必管他太极拳剑能不能传，武当派能不能存”时，明显又高了一个层次。而肖江虹在学生时期爱读武侠小说，但现在也几乎不读了。

　　在《蛊镇》里，原始的“蛊”其实正是一剂民间的药，维系着农村的人、情、事。而无双镇的唢呐则代表着乡村世界一整套的礼俗文化和生活方式，红白喜事上的电吉他和架子鼓，冲击的不只是唢呐匠的活计，更是对无双镇礼俗秩序的重槌。

　　“任何东西，只要进入高度仪式化，其实就是离死亡不远的时候。”肖江虹摁灭一只烟头，再次说出这句话，“不接地气的东西，是生存不下来的。昆曲为什么曲高和寡，川剧、越剧生存困难，却能薪火相传，因为它能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像我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傩面》里面的傩戏，也是和那个地方人的生老病死息息相连的。”

　　要匠心，不要匠气

　　在熟悉肖江虹的人眼里，把生活变成故事，正是这位年轻的贵阳市作协主席的看家本领。

　　准确地说，肖江虹如今是个副处级干部，但他最不喜欢别人提到他这层身份。在贵州的作家圈中，有人说他性格太直，讲话不留情面，容易得罪人；有人希望他登高一呼，把贵州文学带到一个新高度；还有人说他是个有些义气的人，看见不平的事情总要管一管。但肖江虹说，他只是想多写点好作品。

　　《百鸟朝凤》里的焦师傅喝醉时给游天鸣道出过唢呐的真谛——“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肖江虹的创作既不同于“70后”专注于私人经验的自发性写作，也迥异于“80后”在商业化意识驱动下的喧哗叙事。

　　肖江虹直言：“我写我的，为什么要讨别人的好？”索良柱则称，肖江虹不愿讨巧的设计一个故事，而是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文字本身上。这是作家的一条正路，虽然这并不容易坚持。

　　显然，这个七十年代生人的经历，就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他说自己从小受到爷爷的影响很深。“爷爷正是游本盛这样的人，自己没读过书，非常羡慕读书人，再怎么辛苦都要让孩子读书。爷爷曾拿着《三国演义》、《三字经》对我说，今后你长大了也能写出这样的书流传后世，该多好。”从小，肖江虹就能背下《三国演义》的精彩段落，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

　　没想到，肖江虹成名之时，爷爷早已去世多年，他把发表了《百鸟朝凤》的那本当代杂志，焚化在了爷爷坟前，这像极了小说最初版本中的结尾那幕：游天鸣在父亲幕前吹奏起一曲百鸟朝凤。

　　索良柱仍为编辑改动这个结尾而不平：“这样的结束是最自然的，书中后来成了一个乞丐吹奏百鸟朝凤，这样的设计感太强，也充满了太多的匠气。”

　　命运并非如理想般丰满，这个从师范大学毕业本来准备当老师的小伙子先是一不留神被老家的修文县教育局看中，离开了三尺讲台；很快又被县领导看上，一纸调令到了县委宣传部。

　　“当时部里7个领导，就我一个兵。”肖江虹清楚记得，自己一天最多写过24个简报，那是一种累瘫的感受，“那时，我就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正是在这一时期，肖江虹办了手续去大学进修，开始艰难的创作，并陆续开始在贵州文学杂志《山花》上发表作品。县领导也觉得“这个人才，不让他写可惜了”，放他去了修文县文联。随着越来越多作品的不断获奖，肖江虹隐隐成为贵州作家圈中最有潜力者。贵州省作协想直接把他“挖走”，但遭到了贵阳市作协的拒绝，去年年底，37岁的肖江虹当选贵阳市作协新一届主席。

　　严格意义上说，肖江虹并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到了这个阶段，自然要付出时间来调和自己的心境。他过去在《文艺报》发过一篇文章自嘲，说曾经一段时间，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变态的追求，上一个刚写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就怕别人把自己给忘记了。于是没日没夜地写，写得手脚酸麻脖子僵硬两眼发直还不罢休。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没有一个突出，只有腰椎间盘最突出。

　　现在，他则是一个中篇要来回推敲上一两年。如《傩面》就写了两年多，“年底或许能出，但这还不一定。写完这本书，我很可能就不会再写民俗了，要来的总会来，该是做个告别的时候到了，正如《百鸟朝凤》里唢呐也会慢慢的向乡村告别。”

　　当得知廉政瞭望记者在贵阳遍寻多日，仍找不到会吹百鸟朝凤的乡村唢呐匠时，肖江虹正色说，他在宣传部时，就做过书中写的宣传干部那样的事，寻访唢呐艺人和技法来进行保护，但结果都是徒劳。

　　“很多东西消亡后，往往有替代品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时候再去谈什么工匠精神的坚守，是荒谬的。通过一篇作品推动唢呐技艺的保护和传承，那是新闻记者报道的目标，不是作家应该做的事。唢呐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带入品，你把它换成别的民间乐器，依然可行，匠心不缺，但我们的传承和保护又在哪儿呢？”

　　龚扇传人龚倩：手艺人不可能大富大贵

　　文·图_本刊记者 龚斯宇

　　自贡市贡井区艾叶镇，街上罕见行人，偶尔能听见几声鸡犬叫，气氛又迅速归于宁静。

　　推开“天宫堂”的大门，竹子的清香扑面而来。龚倩站在青石板台阶上挥挥手，一只黑色的幼年杜宾犬在院坝里好奇地张望。

　　她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35岁。蓝底白花的粗布围裙下面，是一身花边连衣裙。“不好意思啊，脚上还穿着拖鞋呢，做活路的都这样。”浓郁的自贡口音脱口而出，眼睛笑成了两道弯。

　　龚倩的身后，三个工人正在撕竹子。这是制作龚扇必经的一道工序，他们都是龚倩手把手教出来的。

　　“天宫堂”的工匠之家

　　每个工作日，龚倩踏入“天宫堂”后，都脱下高跟鞋，换上一双平底拖鞋。

　　“天宫堂”是艾叶镇政府免费提供给龚倩创业的一处厂址——自贡市龚扇竹编工艺厂。仿古风格的院落内，藏着流传了五代人的手艺。

　　龚倩的双手生来秀气，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指甲下透着粉红，指间却贴着创可贴。她解释说撕竹子难免伤手。“所以创可贴在我们这儿是常备药品。”她打趣道。

　　“我做啥都是个急性子，除了坐下来编扇子的时候。” 她甚至尝试过绣十字绣——但绣了不到五分钟，就坐不住了。

　　而龚扇的制作，则比十字绣难了不止十倍。

　　和一般的竹编工艺品不同，龚扇是由0.01~0.02mm的极细竹丝编制而成，薄似蝉翼，晶莹剔透——而这要用到700~2000根的竹丝。扇面上的图案花纹，会随光照强度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明暗变幻，同一把扇子，从正面、反面、左侧、右侧去看，都呈现不一样的美感。郭沫若第一次见到龚扇，误以为是素丝织锦，赞其“巧夺天工”。

　　现在，龚扇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龚倩则是一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龚扇的制作过程，到现在还没有一步可以用机器代替；从选料制丝到编织成品，都是全手工操作而成，其间需要使用专门的工具，凝神屏息而作——喘一口粗气、打一个喷嚏，都可能让上千条细丝乱作一团；若是一个地方编错了或是编得不够好，就要从已经完成的进度里撤下其中的一根竹丝，再将新的竹丝重新编进去。

　　一把扇子通常要经历60天以上的编织。“每一步都要经过成千上百次的练习。”回想起幼年经历的训练，龚倩仍感觉历历在目。自8岁开始，龚扇就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龚倩似乎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坐得住。在她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埋头编织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或是拿一些竹丝余料，自己琢磨着编些小玩具。“父亲并不是那种很严厉的人，我小时候也没挨过什么打骂。”

　　交谈中，她总是用“自然而然”来形容自己走上这条路的过程。16岁那年，龚倩的父亲因病去世。那时，她已编织出成名作《芭蕉侍女》。临终前，父亲把女儿叫到跟前，叮嘱她一定要把龚扇传承下去。

　　“她身上有种同龄人少有的沉静和淡泊。只有足够专注，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自贡市文化局公共文化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科长刘高婷关注龚扇三年，时常为龚倩协调和争取一些龚扇传承和保护方面的资源。在她的印象中，龚倩为人直率简单，属于“心态极好”的那一类人。

　　在刘高婷接触的手工艺者里，不乏浮躁之辈。“有的人想借着一些祖传的手艺，或是打着传统文化的名义来捞些实际好处，而龚倩对祖传手艺的感情，纯粹得少见。”

　　但龚倩觉得自己做的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有了龚扇之后，我们家就一直都是工匠之家。”她说。在过去，龚家的人在家里编扇子，客人从家里把扇子取走；到了龚倩这里，她和工人在“天宫堂”里编扇子，然后拿到店里卖。“这些事的本质，和我祖辈做的都一样。”

　　不动声色的坚守

　　龚扇最初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的。从第三代开始，龚扇也传外姓；从第四代开始，龚扇也传了女。

　　龚倩厂里的工人清一色的女性，但都不姓龚。2001年，19岁的龚倩辞去自贡市工艺美术公司国有职工的身份，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创办了现在的这个厂。

　　刚刚办厂的时候，学员有50来个。现在，整个厂加上龚倩和她的母亲，也不超过8人。“这些年进进出出一共有一百多个人，大多数人因为各种原因都走了，有的天赋不够，有的缺乏耐心。现在留下的，都是真正喜欢龚扇的。”

　　龚扇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由龚倩传授给工人，只有最后一步“绷扇”除外。“绷扇”是龚家最核心的绝活，每一次都由龚倩亲自完成——即把扇面绷在扇框上，如果受力不均，就会前功尽弃。

　　在龚倩看来，学员们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流失也在意料之中。“尤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让他们花几十天埋头做一把扇子，要比让他们在花花世界里玩乐、追逐名利难得多。”一个零基础的新手，至少要历经一年的培训，才能正式上手编织——很多人还没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放弃了。

　　“刚刚办厂的一两年，连着亏损。”龚倩回忆道，不过接着就迎来了柳暗花明。2003年底，市政府一次性拨款3万元给手工艺厂用于解决困难；同年，龚倩的作品《洛神》又在全国手工艺大赛中获奖，被一名台湾同胞出价1万元人民币收藏。

　　这4万元让当时的工厂转危为安。“现在看来，那4万元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确确实实解了燃眉之急。”龚倩说，接下来的十几年，工厂的运营、龚扇的销售都渐入佳境。

　　龚倩在厂里负责生产和培训，母亲则负责销售。龚扇的店面最初开在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大门旁，那里时常会有些游客到访。这个店面是市文化局出面，协调博物馆提供给龚扇的。然而去年，因为一些原因，博物馆不再给龚扇提供店面，龚倩又将店面移至市图书馆内。“新店址不临街，平时也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得到。”

　　她想找一处更好的店面，文化局方面已经答应帮忙。“不过这些也急不来，只能慢慢找着。”龚倩有自己的诉求，但言语中并不显急躁。

　　现在最便宜的龚扇定价在8000元左右，最贵的两万多，买主主要是一些收藏家和企业。为了维持运营，龚倩也想过一些变通和创新的办法，除了编织龚扇，她的工厂还生产软体、平面等其他竹编工艺品种。“这些工艺品的制作就比传统龚扇简单一些，最便宜的几百块，大众也能消费。”

　　但是对于传统龚扇，她不愿意“粗糙化”生产。“如果用比现在更粗的竹丝来编织龚扇，时间成本少了，价格自然也会降低，但那样龚扇就失去了它原本的美了。”

　　今年上半年，龚倩再一次感受到运营上的危机——销量比去年同期降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持续亏损。

　　“我们可以进一步创新其他品种，把销售额提上去，总有办法熬过去的。”尽管在谈论眼前的危机，龚倩脸上却仍旧笑盈盈的。“我开厂十几年，申请过大大小小的扶持和补助资金一百多万元，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贴，对我的帮助很大。”

　　接地气的理想

　　龚倩有个8岁的儿子。虽然还没有开始学习编织，但他已早早意识到自己是“第六代传人”。和龚倩的“急性子”不同，儿子是个十足的“慢性子”。

　　“我们从来没有强行给他灌输什么思想，他就在耳濡目染之下，形成了对‘传承人’的认识。他看到龚扇那么漂亮，也想学。”

　　龚扇虽属奢侈工艺品，但却有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开端。它的创始人龚爵五是自贡盐场的一名挑煤工人，每天把煤从煤厂挑到盐场，薪酬只够糊口。

　　有一年夏天，满头大汗的龚爵五在盐场看见一个从乐山来的商人手里拿着一把非常漂亮的竹扇，心里羡慕不已，但他却没有钱买一把那么漂亮的扇子。于是，他琢磨着自己编一把。龚爵五从竹编烘笼上获得了灵感，用划得细如发丝的竹丝在扇面上编出花鸟虫鱼、人物山水，从此便有了龚扇。一时间，从自流井到乐山五通桥，乡绅官宦都以手握一把龚扇为荣。

　　传承至第五代，龚倩心里也有个理想的传承状态——她希望龚扇能够人尽皆知，这种传统竹编的手艺，如果能进一步普及化，她同样会感到欣慰。前些日子，她到儿子班上教授了一些最简单的编织手法，孩子们都学得很快。“如果以后在各个学校的兴趣班上，都能出现一些龚扇的手艺，就好了。”

　　这个普及龚扇的理想仿佛与龚爵五的出身遥相呼应。龚扇虽然名贵，但龚倩却希望这份手艺“接地气”，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和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的改良不同，龚扇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大规模地、工业化地生产。“这意味着它无法帮手艺人‘挣大钱’。现在，将这门手艺更广地传播出去，可能需要嵌入到一些相关的产业当中，比如旅游。当它成为其中的一环时，盈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刘高婷表示。

　　“龚扇不会死。在任何一个时代，手艺人都不可能大富大贵。我做龚扇，也没想过能靠着祖传的手艺大富大贵。我只想对得住父亲的遗愿。”她把缠着创口贴的两只手搭在胸口，语气平和。

　　一个民营川剧团的坚守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五月下旬的南部县，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早晨九点，太阳底下的益民广场，一群人站在已经搭好的台子前，不紧不慢地等待一场戏的开场。

　　观众里，中老年人占了九成。“我今年七十二了。现在难得看场川剧，我一听别人说今天这里有演出，还免费，一大早就从家里赶了过来！”一名老者弯腰放下自己随身携带的折叠凳，一边说着一边坐到了正对舞台的最前方。

　　他仰着头看完了整场戏，中途未曾离开片刻。这场大幕川剧《布衣张澜》历时两个半小时才收场，年纪大的观众们大多守到了最后。“明天，还有没得哦？”老者收起折叠凳，扯着嗓门朝民中川剧艺术团的乐队喊道。

　　“还有，明天再来嘛！”

　　得到这个回答后，他才离开，脸上还挂着意犹未尽的笑意。

　　戏里戏外

　　演出九点半开始，戏台却在八点钟就搭好了。

　　民中川剧团团长庞明忠忙碌在舞台周围，检查着各个环节和流程，以确保演出不会出现任何岔子。

　　舞台两边的字幕，是他尤其看重的。

　　“要做就做到专业范儿，我们可不是草台班子。”他指着字幕屏说，一开始，有些演员并不适应字幕屏的出现——这意味着他们在台上说的、唱的一切，都得按照剧本来。“这样就不能临时发挥，对演员的素质要求更高。”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学唱戏，师父也要求他“照着本子唱”——庞明忠把小时候学到的这个传统带到了自己的剧团。“我要做精品剧。”他说。

　　这天演出的《布衣张澜》，花了他很多精力。“张澜是我特别推崇的一个人物，他身上有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品质。我们这个剧，就是在讲他清廉、清贫的一生，不喊口号——把故事讲好了，观众才喜欢。”

　　彭小龙一穿上戏服，就像变了一个人。这一天，穿上戏服，他是青年张澜，看上去严肃、稳重；脱下戏服，他一边说笑，一边用手捋捋自己的头发，显得轻松无比。

　　他是民中川剧团的一名演员。在戏里，他扮演的张澜，挑着民族命运的重担；在戏外，他也有自己的担子要挑。“我希望川剧不要断了，所以才参与其中。”他说。

　　在后台休息时，他想起当初和他一起上川剧学校的同学。“大部分都离开戏台了。这个行当不挣钱，还很苦。”演完戏，他接过别的演员递来的白馒头，掰扯了几块往嘴里送。

　　谈起自己的职业，他却没有半点怨言。“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从一个十来岁的娃到现在，没有一天离开过川剧。也有人劝过我，但我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彭小龙觉得，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很幸运的。

　　他为自己的九零后儿子选择了子承父业的道路，一开始并不被儿子理解。让他欣慰的是，儿子慢慢理解了父亲，现在也已能够登台演出。

　　彭小龙是庞明忠的老朋友。在被“招兵买马”进民中川剧团前，他已经唱了三十多年的戏。在益民广场的另一头，庞明忠也嚼着馒头，张罗着大家收拾好唱戏的家伙事儿。他肩上挂着几个女式单肩包——都是剧团的女演员的，他帮忙拎。

　　作为剧团老板，庞明忠每场演出必到现场。“这是我的剧团，我当然要亲力亲为咯。”

　　“仁义礼智信”

　　西充人庞明忠已经74岁了，但他说自己还年轻。12岁那年，他学会川剧折子戏，并扮演小生，但接连而来的各种运动断了他的川剧梦；70岁那年，他返乡成立了民中川剧艺术团，想要圆自己儿时的梦。

　　传承川剧，源于他的川剧情结。“川剧影响了我的一生。小时候，练川剧很苦，家里人对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个动作做不到位，马上就要纠正。到现在，我都很怀念那段苦日子。”

　　“一开始，朋友们都说我疯了。”早年下海经商的庞明忠如今经营着自己的家族企业，人到晚年，他觉得自己必须为川剧做些什么。

　　庞明忠在农村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看戏是村里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他的祖辈创立了“庞家班”，在乡邻中远近闻名。

　　1933年，邻县两个戏班子倒闭，把唱戏的家伙事儿都交给了庞家班，一共三千余件。“三个戏班子惺惺相惜。当时，庞家班班主就给庞家立下了规矩：好好保管那十几大箱物品，不能丢了，也不能擅自拿来使用。”对于家史，庞明忠从小便烂熟于心。

　　庞明忠父亲过世得早，他的奶奶和母亲挑起了家中的大梁。“两个女人，带着娃娃在家里挖了几米深的坑，给这些箱子还做了防潮处理，再把它们埋到地底下，‘破四旧’的时候，它们才躲过一劫。”庞明忠回忆道。

　　到了八十年代，庞家人再挖出那些物品，却发现好多东西该生锈的生锈了，该生虫的也生虫了，庞明忠和家人心痛不已。现在，这些家伙事儿中的一部分，已经被庞明忠送进了博物馆。

　　而在博物馆之外，庞明忠希望戏服、乐器、川剧的唱段，能在人群中鲜活地传承下去。

　　庞明忠曾是参与攀枝花三线建设的一名工人。改革开放后，他放弃了铁饭碗，毅然下海闯荡。在繁忙的生意和多种角色的转换中，庞明忠有一个身份始终不变：重度川剧爱好者。

　　“你细细听，会发现川剧的唱词特别美，很讲究。”他一边说着，一边饶有趣味地哼唱了起来，“而且，川剧里有仁义礼智信。”他缓缓地说。

　　“川剧还有市场”

　　“作为一门老手艺，川剧的人才培养并不容易。”庞明忠坦言，川剧老龄化的问题有些严重——看川剧和会唱川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民中川剧团的演员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都是和他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我们已是一支较为专业的表演队伍。”庞明忠介绍说，剧团共有演职员工56人。其中，国家一级演员2人、二级演员9人，国家二级作曲1人，各种金奖得主6人、文华奖得主1人。

　　“过去，民间曲艺承担了很重要的教化功能。现在，我们也可以继续让川剧发挥这种作用。”但光生原是四川省川剧院的演员，退休后加入了民中川剧团，在此次演出中饰演老年张澜。

　　2012年，全国文艺院团改制，庞明忠抓住这个时机，重建了“庞家班”——民中川剧艺术团。

　　有人说，他很任性。

　　“川剧团成立前期我就投入了300多万元，包括购买服装道具、灯光音响、舞台幕布，还有购买大客车、道具车等。”庞明忠说，他的企业每年都要出资125万元贴补剧团的发展。

　　“我前头亏了三年，今年开始不得亏了。因为我看好了市场，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卖得出去。”骨子里，庞明忠仍是一个会做生意的人。他觉得川剧仍然有大量观众，很多川剧的主题，也符合现代社会的主旋律。

　　《布衣张澜》的这一轮巡演，给剧团带来了150多万元的收入。这个戏讲的是张澜的一生，突出人物的廉洁和正直，得到了南充市委和西充县委宣传部的支持，地方政府出演出费，每场两到四万元。

　　庞明忠觉得，川剧要走下去，还是要靠地方政府的支持——他觉得《布衣张澜》的模式是可复制的。“和地方政府合作，才能整合资源，才有大单子。”

　　“我立了家规，必须把剧团办下去。现在，我的儿子、孙子，都参与到这个事业里来了。”剧团办起来之后，庞明忠的儿子和孙子耳濡目染之下也成了戏迷。

　　这让他看到了传承下去的希望。“我想让年轻人都知道，虽然看川剧的人没以前多了，但它是个好东西。”

　　投身于川剧事业让他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也有自己的看法。“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我们这个事能做起来，也是因为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

　　同时，庞明忠还有个愿望——他希望民中艺术团能证明，民营企业传承传统文化是可行的，进而影响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其中。

责任编辑：向昌明 SN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