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物免疫疗法：山寨高科技的乱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2016年4月12日，患有晚期滑膜肉瘤的魏则西去世。此前，他在互联网上留下一段无力而绝望的视频，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舍”。那时候，这位21岁的大学生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会掀起针对百度、莆田系医疗投资商和相关医院的讨伐狂飙。

　　在知乎上可以看到魏则西为延续生命所做的各种努力，“我现在住院，找到了真正靠谱的技术，家里却快山穷水尽了。”“真正靠谱的技术”或许来得太迟了。此前，魏则西已经接受了四次生物免疫疗法的治疗。医生曾告诉他父母，“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保20年没问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2015年9月完成的《软组织肉瘤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5版)》显示，软组织肉瘤的发病率不足成人全部恶性肿瘤的1％，滑膜肉瘤在软组织肉瘤中仅占9％。“对于这样一种疾病，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个医生的积累都是有限的。”郑州大学教授、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陈小兵觉得难以置信，“如何能够下这样的保证？”

　　而在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张磊眼中，魏则西事件折射了中国生物免疫疗法的乱象。“在业界，免疫疗法已经成为一种万金油，被用于肿瘤、肝硬化、亚健康等等，几乎什么病都能治。”张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之前，这个领域的从业者就已经将雷区布好，魏则西只是一个导火索。今天不是魏则西，明天也会有魏则东。”

　　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甫一露面，中国投资者们往往就迫不及待地追捧、山寨、推广，这些未成熟的科研成果很快就在高科技的包装下被到处贩卖。魏则西事件，只是在国内薄弱的监管体系下，山寨高科技医疗乱象的再一次发作。

　　还有多少“魏则西”

　　胡寿平害怕妻子会成为第二个魏则西。在去陪妻子做第二个疗程治疗的时候，他才发现，给妻子治病的湖北省肿瘤医院生物治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不见了”。

　　2016年5月4日下午四点，湖北省肿瘤医院贴出紧急通知，正在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全部停止输液，未进行的则取消治疗预约，全额退款。随后，该中心摘掉了“生物治疗中心”的牌子，墙上贴得满满的宣传海报被撕得干干净净，大厅里的宣传手册也不见了踪影。曾经熙熙攘攘的病房科室忽然变得异常安静，只剩下几个护士在前台安排退钱事宜。胡寿平站在那里，一个劲地问护士，“我们前面做的治疗有效吗？会不会死人？”

　　胡寿平来自湖北枣阳农村。2016年年初，他的妻子被检查出肺腺癌四期。“我们当时已经在武汉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已经给订了治疗方案。”当时听说肿瘤患者化疗后白细胞水平会变得很低，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化疗后吃什么食物白细胞升得快”。胡寿平没有想到，这次搜索的结果，把他妻子指引到与魏则西相同的求医路径上。在胡寿平的手机浏览器上，出现的第一行结果即是湖北省肿瘤医院CLS生物抗癌技术。

　　在该中心的页面上，湖北省肿瘤医院称，CLS技术是肿瘤生物治疗领域的代表技术。并声称，在确诊之后及没转移之前，采用CLS生物免疫技术单独或配合手术治疗，能精准、系统杀灭肿瘤细胞。

　　“CLS是自体免疫细胞技术的通称，DC-CIK属于其中的主要方案。”张磊介绍说，其治疗过程是，采集分离患者自身细胞，然后在实验室中进行诱导、激活和扩增，最终回输给病人。魏则西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治疗。在该中心的页面上，还附有推荐的案例。看完之后，胡寿平心动了，带着妻子直接到湖北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

　　根据原先的安排，胡寿平的妻子还需要再做一个疗程，治疗被安排在今年5月。“可现在，牌子都摘了，到底有没有用？我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魏则西？”胡寿平将迷茫抛给了记者。

　　“DC-CIK治疗对很少数一些病人有一些特异的作用，但是总体效应不大，不能作为主要治疗手段。”清华大学免疫学专家林欣对媒体说。此前，美国曾对DC-CIK疗法进行多年研究，但是相关临床试验基本上都宣告失败。目前，美国已经鲜有DC-CIK用于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即使在中国，也尚未有权威研究认为DC-CIK治疗有明显的效果。

　　然而，2013年湖北省肿瘤医院在引进此技术的时候曾做过集中宣传。他们声称，中心“常年与美国天普大学、中科院、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等国际一流肿瘤研究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将CLS技术称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之后的第四代肿瘤治疗技术”“更有效、更安全”。该中心还表示，2013年CLS生物免疫治疗技术自落户湖北省肿瘤医院以来，已经成功为5000余名肿瘤患者解除痛苦，帮助他们重返健康。其中早期肿瘤患者的治愈率达到了90％以上，中晚期患者5年生存率提高一倍以上。

　　“即使是临床研究，也不能把人当小白鼠，也需要在体外、细胞水平乃至动物身上发现有效果，然后通过临床试验之后才能用到人的身上。”陈小兵说，生物免疫疗法太乱了。

　　“事实上，很多医院是搭了2013年《科学》杂志的车。” 张磊说。

　　2013年《科学》杂志将免疫细胞疗法列为年度十大科学进展之首。当时该刊新闻总编辑蒂姆·阿彭泽勒（Tim Appenzeller）说：“癌症免疫疗法有着广阔的前景。许多癌症专家确信，他们正在目睹一种重要的癌症治疗新模式的诞生。”不过他也指出，这一利用免疫系统来攻击肿瘤的策略只对某些癌症及若干病人有效，因此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夸大其“即刻的裨益”。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中国投资者对DC-CIK疗法的夸大宣传。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曾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对国内12个省市“免疫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数据显示，12省市中已开展细胞免疫治疗的有150家医疗机构。

　　张磊觉得这一数字低估了该疗法的疯狂扩张。他说，“几乎所有的二甲、三甲医院都开始开展这样的业务。”

　　治癌，山寨高科技医疗的重灾区

　　张磊已经不止一次奉劝他人：投资免疫疗法要慎重。他甚至直接告诉打算投资的人：当“隔壁老王”都知道做免疫细胞可以赚钱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他的印象中，生物免疫疗法出现乱象苗头是在2005年之后。在此之前，免疫细胞制品临床研究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食药监局”）2003年3月20日颁布的《人体细胞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进行管理，服从药品准入审批条件。

　　2005年之后，食药监局人事地震，原局长郑筱萸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原副所长王国荣等相继被捕。至此，食药监局不再受理细胞治疗管理的相关业务，该领域的管理出现真空状态。

　　在张磊的记忆中，一直到2009年，相关部门一直没有颁布任何管理规定。开展免疫细胞治疗的医院数量激增，一些生物公司也参与进来。2009年，原卫生部印发《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列为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重新纳入监管体系。然而2014年，在给一位质问生物免疫疗法乱象的医生的回信中，卫计委则表示： “尚无经我委批准开展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我委也未组织开展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相关的临床试验。”

　　张磊说，从事DC-CIK治疗非常简单：在医院承包一个科室或者实验室，净化装修后配备一些仪器，再培训几名操作人员，总成本投入不会超过50万。“很多实验室宣称进行了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实际上是没有的——投资一个GMP车间不会少于5000万。”

　　与较低投入相比的则是丰厚的利润。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调查表明，“各医院、各地区免疫细胞治疗的收费标准不一，每个疗程平均费用在2万元左右。”“一次治疗少则一两万，多则数十万，有的病人要治疗五到十次。整个投入成本仅占利润的十分之一。”张磊说，“医院会分取一半的投入，所以也乐意，而且只需要推荐给病人，剩下的皆由承包医师来完成。”

　　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对于医院来说，风险是治疗无效或者病人致死导致的纠纷，“而事实上，被疾病困扰的肿瘤病人以及家属最后在经济上和内心里都很崩溃，有时候甚至将治不好当成一种解脱。”他说，“生物免疫疗法之所以盛行多年，就是抓住了肿瘤患者及家属的这种心理。”

　　而且，相对于常规的放化疗，生物免疫疗法从形式上显得“最仁慈”。“这种疗法会让病人主观上觉得适应度很好，觉得精神好了，愿意吃饭了，能睡着觉了。”上述人士说，“而事实是，很多客观指标改善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无效的。”

　　“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看清这个领域，更何况是患者呢？”对于生物免疫治疗的乱象，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病骨肿瘤专科主任何洪波也颇为无奈。以滑膜肉瘤为例，每年他都会遇见一两例病例（主要是发病率低，所以案例少），在别处使用一些所谓的高科技疗法无效后前来就诊。

　　陈小兵说，“个别医院盲目夸大单一治疗的效果，动不动就宣称无毒无害、绿色治疗，这些山寨的高科技字眼很容易吸引患者和家属。”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也曾指出，受利益趋动，医疗市场混乱，夸大疗效和虚假广告满天飞。“每天各个综合型医院以及专业的肿瘤医院门口都有大量散发广告的人。”

　　一位专家表示，肿瘤治疗的不规范也给了各种山寨高科技一定的生存空间。2012年，就曾有学者指出，肿瘤的不规范治疗是我国癌症死亡率不断上升的直接原因。目前，国内已对结直肠癌、原发性肺癌等肿瘤编发了规范或者指南，但是涉及的肿瘤种类并不多。

　　何洪波担心的则是巨大的医疗费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很多恶性肿瘤的治疗费用是相当高的，病人花不起钱，只能去寻求一些其他的安慰性疗法，病急乱投医。”2015年的一项肿瘤行业专题报告显示，保守估计一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在10万左右。对于恶性肿瘤来说，实际花费显然要高于此。“很多患者甚至连五万、十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治疗费用远超出他们的经济实力，如果采用分子靶向药物则更贵。”每天目睹生离死别的陈小兵常常觉得“虐心”。

　　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6部门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大病保险补偿政策。2013年，儿童白血病、先心病、肺癌、胃癌等20种疾病被纳入新农合重大疾病。“很多恶性肿瘤都不在大病医保范围之内。”何洪波曾遇到一个滑膜肉瘤患者，拿着单据去报销，对方机构甚至认为滑膜肉瘤不属于恶性肿瘤，不给报销。他说，“恶性肿瘤患者的大量临床用药都是自费药，而且进口药居多。必须要将更多肿瘤药物纳入医保。都是恶性肿瘤，必须要一视同仁。”

　　叫停、洗牌，下一个会是谁

　　2016年5月5日，就在魏则西事件引起轰动之后，国家卫计委发布消息叫停了生物免疫治疗。并指出，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属于临床研究，不能进入临床医疗应用。对此，张磊并不觉得奇怪，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遇到了非常熟悉的局面。“我经历了太多这样的洗牌。”他将叫停看作是行业的一次“洗牌”。

　　最早的一次是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行业洗牌。上世纪80年代，在没有其他有效治疗手段的前提下，干扰素被视为治疗乙肝的有效手段。在基因工程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从人血中提取的干扰素风靡一时。“这种技术提取的干扰素活性很差，而且有血液传播病毒的风险。”张磊说，即使如此，依然有上百个小公司和研究机构参与到其中来，导致市场混乱，患者健康也受到影响。“最后国家开始整顿，并使得一些跨国企业也退出热闹的中国市场。”

　　令张磊感受最深的一次叫停则是针对干细胞的。2012年，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干细胞临床应用乱象，原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停止没有经过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等活动，停止所有的新项目审批。

　　干细胞被视为21世纪再生医学的基础。人们期待干细胞技术治疗各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肿瘤、脑瘫等。然而，从采集脐带血干细胞及胚胎干细胞，再到干细胞用于实际临床治疗，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高利润让很多涉足者将其变成一种疯狂的致富工具。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科生物”）。 2006年3月，北科生物成立不到一年，美国《商业周刊》就在对它的报道中称，“干细胞科研的前沿，不在剑桥，不在斯坦福，不在新加坡，而在中国深圳。”

　　北科生物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国内干细胞政策的不确定。当时，除一些部门规章外，干细胞临床应用既没有行业管理办法，也没有国务院令级别的上位法。用北科生物董事长胡祥的话来说，即“我们违法的不干，没说能干不能干的，还是可以试试的”。

　　随之，一系列公司开始试水干细胞。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到2011年底，全国至少有200多家从事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公司和机构，每个省会城市至少都有两三家。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干细胞治疗”，可以得到数百万条搜索结果，其中不乏有机构声称，可以通过干细胞技术治疗脑瘫、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自闭症等世界级疑难杂症。实际上，这个投资少、收效快的行业，只需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实验室，就可以一年收入几个亿。其结果是，全世界的患者通过“干细胞旅游”涌向中国，接受未被批准的干细胞治疗。这种情况也阻碍了这一极富前景的新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缺少市场准入规则引发的乱象，带来的是“神话”破灭。从2009年到2012年，《自然》杂志几乎每年都会撰文批评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泛滥成灾。一直到2015年7月份，国家卫计委与食药监局颁发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对干细胞技术管理政策才有所收紧。

　　“干细胞这么大的市场规模，说叫停就叫停了，生物免疫治疗显然也躲不过。”张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入免疫疗法的很多人正是在干细胞技术被叫停以后转移过来的。看起来，国内对新的高科技生物技术的山寨式开发永远不缺少“素材”。2014年以来，基因测序技术被滥用又是一个例证。

　　人们期待基因测序技术能锁定个人病变基因，提前预防和治疗，并且希望能够用到重大疾病的治疗上，比如说找准疾病靶标以解决问题。然而，这一新萌芽的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再次事与愿违。“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基因检测其实都可谓为‘基因算命’，推崇的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宿命论，缺乏严谨的科学证据。因为，对于大多数疾病来说，尚未发现基因和疾病之间的明确关系。”张磊说。

　　在何洪波看来，一些高科技医疗技术的探索最好能够在国家统一的平台下进行实施。他说，必须要建设一个评估系统，“如何引进，怎么引进，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定。”

　　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翟浩然等人在《转化医学年鉴》上发表社论指出：临床研究伦理法则的发展和普及相对滞后，致使中国成为滋生灰色医疗的土壤。一股股“新技术”热潮在中国此消彼长，乐此不疲；断骨增高、人工心脏植入、脑手术戒毒等诸多全新的名词映入眼帘。这些在国外尚处于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阶段的探索性医疗技术，在中国竟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临床实践中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在监管的灰色地带，研究者利用病人病急投医、难以分辨虚假网络信息的心理，肆意混淆行医治疗和临床研究的界限。实际上，作者在这篇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中就分析了DC-CIK治疗的滥用和百度的推波助澜。

　　2009年，《柳叶刀》和《自然》等杂志针对中国开展大量的争议性治疗连续发表评论，对其安全性、前期实验和临床验证基础等资料的缺乏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和莫大的隐忧。翟浩然等人呼吁：新技术在临床的开展和应用应该严格遵循以下三点：在有限范围内；患者知情同意；有效的监管。作者认为，“我们需要在科学性和商业性、创新实践和规则制约之间寻找平衡。”

　　张磊说，“有了干扰素、干细胞、生物免疫疗法的一次次叫停，以后，在新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上，政府必须总结经验，在乱象出现之前，就要促进问题的解决。”

　　生物免疫疗法或许会在魏则西事件之后得以整治。胡寿平的妻子在湖北省肿瘤医院的治疗突然就中止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身患绝症的妻子到底是这轮整治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他手里拿着湖北省肿瘤医院的一份印有外国专家介绍的宣传册，“他们说，我们接受的是国外的治疗，在全世界都很管用。”在一旁的妻子默默地瞟向电视机。魏则西的新闻让她除了病痛之外，又增添了很多不安，她不知道自己会是怎样的结局。

责任编辑：王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