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寻找失去的孩子

　　4月12日，被拐21年后，26岁的阿松在深圳市公安局刑侦局（以下简称深圳C ID ）见到亲生父母。

　　阿松的父母放声大哭，他们带着发黄但保存完好的照片，从未忘记这个儿子。阿松看上去则要平静得多。血缘长存，但感情陌生。这才是真正的最熟悉的陌生人。阿松说，需要时间来适应。

　　2015年，深圳C ID成功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与此同时新发的儿童拐卖案仅5宗，创下深圳新低，且所有案件均告侦破。

　　在这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抢”回孩子

　　电影《亲爱的》中的田文军原型彭高峰终与儿子团聚

　　深圳C ID三大队副大队长温妙洋，从警已25年，干的都是刑警。虽然参与办过的大案要案不少，比如发生于1993年到1994年间的深圳19宗人车失踪案，举国震惊，温妙洋就曾参与过对穷凶极恶嫌疑人的追捕。

　　但是温妙洋频频出镜，被不少人熟知，却是近两年的事。“从去年开始，到央视录节目就录了四次。”温妙洋说的是去参加央视《等着我》的录制，这是一档知名的寻亲节目，温妙洋代表深圳警方为这一节目提供协助，帮助被拐家庭团聚。

　　温妙洋是在2011年1月通过岗位交流，开始负责反拐工作。刚上任新岗位，温妙洋就遇到一件大事，彭高峰找到孩子了。

　　彭高峰是电影《亲爱的》田文军原型，由黄渤扮演。他4岁的儿子于2008年3月25日被人在深圳公明一商场门口拐走，彭高峰开始了长时间的寻找，他开了一个寻子店悬赏20万，还曾在微博上写寻子经历。彭高峰失子的伤痛被广泛传播，代表着最为典型的寻子家庭。

　　到2011年初，彭高峰接到一个来电，江苏邳州有人反映，在村内见到一个孩子疑似彭高峰儿子。

　　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彭高峰在网络上悬赏寻子之后，曾接到过各地大量的来电，提供了很多线索，其中既有热心人，也有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骗取钱财，一些人甚至使用PS过的照片骗取彭高峰的信任。

　　“那一次线索不同寻常。”温妙洋说，举报人提供了在村子内拍摄的孩子照片，彭高峰马上确认这正是被拐将近三年的孩子。

　　在电影中，黄渤是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赶到涉事村庄去抢孩子，并被当地上百的村民追赶。但在实际中，去“抢”孩子的并不是彭高峰，而是民警。

　　温妙洋回忆说，彭高峰获得线索后马上就与深圳警方取得联系，他们也当机立断立即赶赴江苏邳州解救孩子。

　　除了深圳警方，公安部也密切关注这一次解救。温妙洋记得那还是2011年大年初四，他和同事一同赶赴江苏邳州。

　　天下着雪，村庄位置偏僻，在大雪的覆盖下更显寂静，沉浸在过年的慵懒气氛中。为避免解救行动遭到村民阻碍，民警秘密开展摸排蹲守，确认孩子信息。

　　经过连续两三天的摸排蹲守，2月8日，民警发现一个机会，彭高峰的儿子与一些小伙伴在村里玩。民警分为两拨，一拨将彭高峰的儿子秘密带走，另一拨人则寻找彭高峰儿子的养母将其控制。

　　被拐接近三年，彭高峰终于与儿子团聚，被媒体广泛报道。这是温妙洋参与的第一个打拐案。他发现媒体的惊人力量，如果没有广泛的宣传，举报人就无法判断村庄里的孩子有被拐嫌疑。

　　“以往儿童被拐案发生后，往往被认为影响老百姓的安全感，不希望媒体报道。”温妙洋认为，近年来这样的观念已转变过来，公安部门越来越注意反拐宣传。

　　2015年，深圳C ID帮助27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一数据创下深圳C ID新高，从全国来看也占到7%。而今年截至本周，深圳C ID又已成功帮助9个被拐家庭团聚。这些数据中，与反拐的广泛宣传是分不开的。

　　打拐DNA库

　　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以2015年找到家庭的27个被拐孩子为例，他们中间只有4人是在深圳被拐的，其他23人都是在外地被拐，但是在深圳找回父母，他们有的是成年之后在深圳打工，有一部分则是专程从外地来深圳采集血样，通过深圳警方将D N A信息上传到公安部的打拐D N A库，实现信息比对。

　　去年1月，温妙洋去央视录制《等着我》节目，当期节目中深圳警方通过采集血样提取D N A信息，成功帮助一个家庭找到被拐的孩子。

　　节目录制现场，这名孩子在被拐家庭里的堂弟也在，他也知道自己也是被拐的，节目录制后，他就径直找到温妙洋希望采集血样提取D N A，温妙洋一口答应。于是这名长年在福建工作的安徽小伙子，最终通过深圳警方的帮助成功找到父母。

　　刚刚通过深圳警方找到父母的阿松，同样也不是在深圳工作，之所以专程来深圳采血，同样也是听闻深圳警方很负责任，效率高。

　　20 0 9年以来，公安部启动打拐D N A库，一方面主动采集可疑人员的D N A信息（包括上户不及时有被拐嫌疑的），另一方面也通知被拐家庭的父母到公安部门采集D N A信息，呼吁怀疑自己是被拐的孩子到公安机关采集D N A信息。

　　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从技术上来讲，只要父母与孩子还在相互寻找，到公安部门采集D N A信息，就可以通过信息比对，为他们找回彼此。

　　但是宝贝回家志愿者云谷告诉南都记者，虽然公安部有明文规定，各地公安机关对于主动上门要求采集血样的疑似被拐卖人员，均要予以采血提取DN A录入到全国打拐DN A库，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部分区域还是没有积极落实。

　　云谷是深圳劳动系统的一名公务员，目前是退休返聘状态。宝贝回家网站，是一支重要的民间反拐力量，与公安部有直接联系。云谷目前主要负责与广东、福建两地警方对接，协调相关的寻亲事宜。

　　云谷提到一个极端案例，在外地，一个疑似被拐人员向志愿者求助想找亲生父母，不过他是瞒着养父母寻亲，怕去公安部门采血会被养父母知道。志愿者给他做了很多工作，说通他去当地派出所采血。但他到派出所提出采血要求之后，值班人员竟要求他先把养父母带来做过D N A检测，以证明他不是养父母亲生的。

　　这毫无疑问制造了采血的障碍，吓跑疑似被拐人员。云谷告诉南都记者，经过相关部门反映调查，才知道这名值班人员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除此之外，部分区域还出现过采集血样后，迟迟没有提取DN A，没有及时将信息入库。

　　但深圳从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云谷与温妙洋有着直接联系。她对温妙洋评价很高，认为他很热情、负责任，深圳警方也保持着高效率的采血入库。

　　“有的地方有的人会比较难沟通，甚至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事。”云谷说，作为协调人员，云谷会加强与一些工作不那么积极区域的人员协调，但有时候她也会选择“用脚投票”，安排外地人员到深圳采集血样。

　　深圳警方对于外地人员来采集血样持欢迎态度，温妙洋每次在面向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都会强调这一点，只要怀疑自己是被拐人员，都可到深圳CID采集血样。

　　这与深圳对反拐的财政支持有关系。温妙洋介绍说，除了深圳CID有实验室可以采集血样提取DNA并上传到公安部打拐D N A库外，龙岗与宝安警方也有实验室可以从血样中提取DNA信息，这大大提高了效率。

　　民间力量

　　电影《失孤》原型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找回父母，“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打拐D N A库威力强大，但并非都在坐等DNA库发挥作用。温妙洋告诉南都记者，这些年对于陈年旧案，警方有专案组跟进，民警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就好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往下传，从未放弃。

　　2015年，深圳警方就根据新的线索，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该女子涉嫌在1995年到2000年间在盐田拐卖了6名儿童。

　　根据这名犯罪嫌疑人的情况，警方在她的周边展开排查，查找当年被拐孩子的下落，最终发现她娘家所在的村有一个男子疑似被拐卖人员，经过DN A比对技术，最终确认该名男子正是1998年在盐田被拐走的2岁男童。

　　新的人脸识别技术也在发挥作用。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因为有一名双胞胎哥哥，警方遂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识别出河源有一男子与其长相相似。经过DN A比对，证实该名河源籍男子正是1995年在盐田被拐卖的男童。

　　除此之外，志愿者也在发挥着特有作用。在公安部建立打拐D N A库之前，主要是民间在网上发帖描述个人特征来进行寻亲。宝贝回家网站长期在做着这样的工作。

　　云谷曾一度认为，公安部建立打拐D N A库之后，民间的反拐力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她认为志愿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迄今在该网站上登记的资料中，尚有约2万名家长在寻找孩子，而寻找父母的登记者也有1万人左右。

　　重庆女孩杨桂霜，是电影《失孤》的原型。杨桂霜在2011年6月，被拐卖到福建20多年后，重新找回父母。杨桂霜曾表示，云谷是她回家的领路人。

　　电视镜头记录下杨桂霜与父母相见时的场景，父母对着镜头说，“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云谷，祝愿她百年长寿永远不老。”

　　杨桂霜最初就是在2010年1月到宝贝回家网站求助，云谷接下了这个案子。杨桂霜记得父亲叫杨富国，家住江边，附近有铁索桥，父亲是补船的，小时候她的脚曾被船钉扎透，奶奶卖过五香豆腐。

　　云谷与杨桂霜进行交流，引导她回忆童年时候的饮食习惯等等。这些资料经过整理，被发布到宝贝回家网站上，由网友及志愿者进行分析判断，提供相应的帮助。这是宝贝回家的一个正常工作流程。

　　同时，志愿者们还负有劝说求助者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的责任。但是云谷告诉南都记者，杨桂霜当时没有入户没有身份证，到公安部门采集血样有困难。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云谷和志愿者们通过这些信息，百度了很多船以及铁索桥的照片，供杨桂霜来辨认，以判断她由何地被拐卖。但事情毫无进展。

　　云谷记得是一年多以后，2011年5月，母亲节前，杨桂霜与她网络聊天时再度倾诉对亲生父母的思念。云谷很是触动，她把杨桂霜的话截图发到志愿者群，大家再次根据杨桂霜的资料进行排查，其中有一名志愿者认为杨桂霜描述的生活环境特别像重庆巫溪。

　　云谷根据这个地域信息，通过志愿者查询到，在巫溪，年龄较为相符名为杨富国的人只有两个。

　　云谷在网上百度了巫溪县十几个派出所的电话，逐一打电话询问。她不敢说自己是志愿者，“很多人不知道志愿者是干什么的。”

　　她称家中有个一个保姆，是被拐卖的，记得爸爸叫杨富国，询问他们辖区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她一连打了三个电话，一无所获，她甚至与第二个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一点争执，对方质问她从哪里知道电话，为什么要打电话。云谷怒而问她，这不是网上公开的电话吗？你的辖区有没有这么个丢失小孩的人你不应该关心吗？电话的最后，对方转变了态度，说会去问一问，云谷也留下了号码。

　　云谷打算打第四个电话时，第二个接电话的人突然回电，说辖区内真有一个叫杨富国的人，20多年前丢失了6岁的女儿。他很快叫来这名叫杨富国的男人接电话，所有信息都能吻合。

　　后来事情有一点波折，杨富国回家后，女儿女婿都以为他被骗了。他们认为事情不符合常理，杨桂霜既然被拐卖到福建，为什么是一个深圳人来电通知？

　　“她的女儿女婿轮番打电话来问，我到底想骗他们家什么？说老人家经不起折腾。”云谷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很好笑，后来重庆的宝贝回家志愿者上门说明，才解开他们的疑惑。

　　2011年6月，杨桂霜被拐20多年后，回到老家，与父母团聚。她的父母一度以为她落江溺水身亡，他们会在她失踪的日子到江边烧纸祭奠。

　　“所以她的父母也没考虑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做D N A鉴定。”云谷说，如果光等着D N A库的比对，必然还有一些遗漏。

　　对杨桂霜的遭遇，云谷感慨万千。杨桂霜被拐到福建后当了童养媳，没有多少文化，而她的姐妹有的读了本科、硕士，她们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变。

　　反拐新变现

　　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参与寻人

　　在创下找回被拐儿童数量新高的同时，2015年深圳警方还创下新发案件数量的历史最低值，仅有5宗，且全部告破。

　　深圳曾经多次发生儿童拐卖案。温妙洋2011年到打拐部门来工作时，多时一年曾有过20多个孩子被拐。

　　但这还不是最多的。深圳警方披露的一个系列案中，1995年到2000年，仅在盐田区东菜市场附近，一名犯罪嫌疑人就涉嫌拐卖6名儿童，这名嫌疑人直到2015年方被警方抓获，至今仍有3名被拐儿童下落不明。

　　在温妙洋看来，被拐案高发与城市特征有关系，深圳人口密集，很多年轻人来此打拼，疏于管理小孩，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除此之外，深圳交通四通八达，嫌犯往往是跨区域作案，流窜性强，四通八达的交通正好便于犯罪分子作案后撤离。

　　但是2015年，深圳立了119宗拐卖案，其中九成是孩子走失寻回类的，真正的儿童被拐案只有5宗，这5宗也全部告破。这样的发案率也创下深圳历史新低。

　　在这背后，温妙洋认为这与工作方法与理念的变化有关。温妙洋表示，频繁的反拐宣传，一方面是对很多人进行持续的警示教育，让家长更注意防止孩子被拐卖。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嫌疑人，来深圳作案必被抓，形成震慑作用。

　　而现阶段警方强调利用互联网+，主动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动员网友一起参与寻人。今年3月2日，光明新区一名初三女生在上学途中失踪，深圳警方通过“Q Q全城助力”合作，在4月7日由“Q Q全城助力”向深圳1400万手机用户推送寻人信息。一名在梅州的用户看到信息后，发现一起打工的女孩正是该名女孩，女孩因为学习压力大而离家出走。在该名手机用户的劝说下，女孩三天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温妙洋还介绍说，在办案层面，警方现在对每一个案子都要总结，看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面对拐卖案发后嫌疑人快速逃离深圳等特点，警方也采取以快制快的手法，更快地出警处置。

　　当然，这给温妙洋等130名奋战在深圳打拐一线的民警带来很大压力。发生在今年1月26日的龙华一4岁男童被拐案，案发时温妙洋正在台湾休假，计划休假7天，案件突发，他立即取消休假，提前三天回到深圳，投入到案件侦办中。历时8天，孩子成功被解救，与家长团聚。

　　但温妙洋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他记得转岗到打拐部门不久，2011年5月，一宗儿童被拐案发生后，经过10天辗转多地，行程超过1000公里，终于将孩子成功解救。回到深圳，将孩子交给他的父母时，孩子的母亲激动得跪倒在办案民警跟前。

　　温妙洋说，从警二十多年，也算见多识广，但是这样的场景，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就深感责任重大。而随着这些年办案的增多，他注意到孩子被拐后给一些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更是不敢松懈。

　　让温妙洋觉得可喜的是，他的工作使很多家庭得以团圆，让很多人对警队的态度发生改变，连彭高峰也由曾经的不理解，变成了一名反拐志愿者。

　　统筹：柴华　采写：南都记者 李亚坤　摄影：南都记者 刘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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