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五大战区指挥部驻地：中部战区机关驻北京

　　2月1日，本轮军改迎来第三弹，五大战区调整组建完毕。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等五大战区公开亮相，原来的七大军区正式成为历史。

　　新设立的战区与原来的军区除了名称不同，还有何区别？数量减少了，职能有什么变化？

　　从七大军区到五大战区，联合指挥部驻地已确定

　　从原北京、沈阳、济南、南京、成都、兰州、广州七大军区，变成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后，区域当然有所调整。据了解，目前五大战区的联合指挥部驻地都已确定。东部战区机关驻南京，南部战区机关驻广州，西部战区机关驻成都，北部战区机关驻沈阳，中部战区机关驻北京。

　　除了区域变化，战区的职责也做了些调整，这一点，从新臂章的变化上也可见一斑。以往的七大军区臂章，在军区字样之下，图案是交叉的钢枪；而新的战区臂章，图案中则混合了钢枪（陆军）、飞翅（空军）、铁锚（海军）、导弹（火箭军）等。

　　这个细节也体现了战区和军区的本质性差别，正如国防部发言人所言，战区将是“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

　　跟以往七大军区内的军种合同作战指挥等工作都有军区负责不同，军改后，五大战区并不直接领导管理部队，而是调整组建了相应的战区军种机关（如战区陆军机关、战区空军机关、战区海军机关等）来管理；战时军队动员、省军区管理的工作分给了军委国防动员部负责，军种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军队建设等则交给5大军种领导机构负责。

　　战区，就像胎儿与母亲间的脐带一样，在“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体系中扮演着中枢纽带作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通过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进而指挥各部队，缩短了流程链条，提高了作战效率。

　　五大战区主官：都是50后，至少3位有实战经历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从七大军区到五大战区，司令员的职数减少了，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战区司令眼前的任务就是直接领导各战区内的军队改革。他们都有哪些特征呢？

　　全是“50后”。从年龄上看，战区司令全部出生于1950年后，平均年龄62岁。其中，最年轻的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生于1956年。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和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均生于1954年，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生于1955年，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生于1952年。

　　交叉任职。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系从西部地区“换防”东部地区；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系从北部地区“换防”南部地区；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系从东部地区“换防”西部地区；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系从北京北上。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是唯一由正大军区副职晋升而来的司令员，此前韩卫国任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异地交流既能让交流的干部吸收其它单位的经验，又间接贯彻了“五湖四海”用人原则。

　　看重实战经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习近平曾多次引用过的古语，也是自古军队选将用将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公开报道显示，在五大战区的主官中，至少有刘粤军、王教成、赵宗岐参加过边境作战，都是从基层战士做起。这三位将领统辖的，则是东部、南部和西部战区，直面东海、南海、西部边界等地。

　　为什么要划设五大战区：有利于联合作战指挥

　　为什么要把七大军区变成五大战区？昨天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答记者问时明确回答：是从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出发，根据我国安全环境和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确定的，有利于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构建联合作战体系。

　　按照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说法，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就是“联合作战”，其实质则是通过灵敏高效的指挥、控制、协调，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协调一致地夺取胜利。因此，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可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战区的定位是“本战略方向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能够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以前由七大军区一并承担的军种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军队建设等则交给5大军种领导机构负责。这样职责分工更加明确，指挥权更集中统一，有助于确保我军能打仗、打胜仗，有效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