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高官贪腐金额相近为何量刑迥异？|落马贪官|量刑|检举他人_新闻资讯

周永康 资料图

　　原标题：落马高官的贪腐金额、情节相近 为何量刑迥异？

　　【特别报道】十八大后落马高官的罪与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北京报道

　　2015年底，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进入了密集审判期。

　　与此同时，有关贪腐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也在不断修改完善之中。

　　对贪腐罪的刑罚作出重大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毫无疑问，这将极大地影响未来贪腐案的判决。

　　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时，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已有25人所涉案件进入了审判程序，其中20人已经作出终审判决。

　　从检方指控的罪名看，除了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因玩忽职守罪落马之外，其他24位省部级高官均被指控受贿罪。除受贿罪外，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挪用公款罪，也是常见的指控罪名。包括周永康、蒋洁敏在内的8位高官因多项罪名而被数罪并罚。

　　从指控的贪腐数额看，这24位省部级高官平均每人的贪腐数额高达3208万元。其中，周永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三人被指控的贪腐数额超过亿元，贪腐数额最大的是周永康，高达1.2977亿元。

　　从量刑上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周永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三人，他们的受贿金额分别为1.2977亿元、 3558万余元、1073万余元。其余官员因受贿罪而被判处的刑罚在有期徒刑11年至有期徒刑15年之间，受贿金额多在千万元以上。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2012年以前，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的官员，大多被判处死缓，例如，201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 贿1022万余元被判死缓，2012年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受贿1263万元被判死缓……2012年之后，贪腐金额在1000万以上不满亿元的官员， 大多被判处无期徒刑，例如，2013年，薄熙来单独及与其妻、其子共同受贿的金额共计217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同在这一年，受贿1223万元的山东 省原副省长黄胜以及受贿1919万元的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也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相比之前受贿金额在1000万左右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的官员，十八大后落马的这些贪腐官员被判处的刑罚有些要轻许多。

　　揭发他人犯罪：落马官员立功的重要途径之一

　　贪腐数额并非量刑的唯一标准。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是受贿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例如，法院认定，周永康认罪悔罪，案发后主动要求亲属退赃且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为如实供述罪行、自首、重大立功、悔罪及积极退赃等情节，也获得了从轻、减轻处罚。

　　事实上，这24人中，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外，其他23人皆有不同程度的如实供述、认罪悔罪、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这些情节也不同程度地令贪腐高官们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贪污受贿的条款明确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宽处理。

　　很多落马高官在最后陈述中声泪俱下的悔恨陈述，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这也可能为其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

　　万庆良痛哭流涕，对自己犯下严重的受贿罪行，表示万分悔恨。恳请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泪称，知罪、认罪、悔罪，尊重法庭的依法审判，请求法庭从轻处理。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数次哽咽、流泪表示，知罪，真心认罪悔罪，并接受依法惩罚，服从依法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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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这是争取从宽的认罪态度，很多贪官都能做到，但争取立功并不容易。

　　在这24位落马官员的案例中，万庆良、李春城、刘铁男、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均有立功表现。李达球通过检举揭发 他人犯罪实现了立功，万庆良也检举揭发了他人的重大犯罪行为，沈培平主动向办案机关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这已成为落马官员们实现立功的重要 途径。

　　刘铁男为了争取立功，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了关于如何反腐的建议材料。主要内容是结合他的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

　　只有陈柏槐当庭全盘翻供，否认了所有指控。他最终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受贿283万多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判决明显重于其他官员。例如，同样因受贿罪被判处12年的蒋洁敏，受贿金额为1404万元。

　　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也是目前为止20起已宣判高官落马案中唯一一起上诉案。

　　贪腐金额、情节相近，为何量刑迥异？

　　从目前已判决的案例看，高官们即使贪腐数额相近，争取从宽的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大致相近，但最后的量刑却差距甚大。

　　例如，贪腐4346万元的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被判处15年，受贿3979万元的李春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而受贿3558万余元的刘铁男被判 处无期徒刑；例如，受贿1356万余元的阳宝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受贿1324万元的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同样也被判处有期 徒刑15年的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金额则分别为2198万余元和 1132万余元，而从检方的指控看，李东生还有索贿情节。根据刑法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

　　司法机关对贪腐犯罪定罪量刑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从目前已经判决的十八大之后的高官贪腐案看，受贿2000万元以上不满亿元的，除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其他均为有期徒刑。

　　受贿1.2977亿元的周永康因从宽情节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缓。同样受贿过亿的万庆良、毛小兵将会如何判决尚未可知，但从检方的指控看，两人均有索贿的从重处罚情节。

　　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已经是刑事改革的大势所趋。这一原则在未来或许也会大量抑制贪腐犯罪死刑的适用。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