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为何对这些人“刀下留人”|冤案|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法院_新闻资讯

　　原标题：最高法为啥对这些人“刀下留人”？

　　今天，一则最高法“刀下留人”的消息，引发关注。

　　河南农民王广建在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最后时刻，命运逆转，最高法启动了暂缓执行死刑程序，是生还是死，王广建将等待最高法的下一步裁决。

　　此前，王广建由于伙同他人运毒7.5公斤，两审均被判处死刑。据报道，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发现了一份影像资料新证据：毒贩亲口说，王广建并不知道驾驶的货车上面有毒品。据此，王广建的死刑立即执行按下了“暂停键”，司法部门将对此案重新作出裁定。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暂缓执行死刑”并不是新鲜事。1955年全国第一起“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山东安乐三案，就已采用“暂缓执行死刑”。

　　但近些年来，“刀下留人”的案例少之又少，最后真正“留成”的，更是罕见。刑事诉讼法规定越来越严密，物证技术越来越高，绝大多数的错案，已经在诉讼前端化解。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最高法会启动“暂缓执行死刑”、按下死刑“暂停键”呢？

　　全国首例，死刑犯在行刑前获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接受“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采访时表示：依据刑诉法的规定，三种情况应“刀下留人”、停止执行死刑：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罪犯正在怀孕。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1955年“全国第一起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山东安乐三案，就属于第一种情形：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

　　据《人民公安》报道，1955年12月30日，山东省胶县（今胶州市），死刑犯安乐三押往刑场途中，一个劲地喊冤，说他没有人命罪，让他吃饭，也不肯吃。还死命挣脱民警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仰头望天哀嚎道：“老天爷您老人家显显灵，救救我吧，我死得好冤枉啊！”说完跪在路上不肯起来。

　　负责监督执行死刑的胶县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刘明智意识到，该案可能另有隐情，经再三审问犯人，断定很可能是一起错案。请示后启动暂缓执行死刑程序，组建调查组重启调查，查明，抗战时期安乐三被日伪军逼迫当上了伪副保长，解放后被检举涉嫌两起杀人罪，但第一条人命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人命则属张冠李戴。最终，安乐三案撤销原判，改为“教育释放”。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转发了纠正安乐三错案的前前后后，将之列为“全国第一起在监督执行死刑中平反的冤案”，要求全国政法人员引为借鉴。

　　四起“暂停”后继续执行死刑的案件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改革开放后，执行死刑的最后时刻按下“暂停键”的案件也偶有发生，每一起都引发广泛关注，2002年陕西“枪下留人案”、2006年袁宝璟案、2012年佛山“刀下留人案”、2014年惠州毒枭刘文彪案等。不过，这四起案件最终的结果仍旧是执行死刑。

　　2002年陕西“枪下留人案”曾经震惊全国。罪犯董伟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枪决前4分钟，最高法下令暂缓。之后，陕西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另行组成合议庭，审查全案，核查有关证人证言，最后做出维持死刑的终审裁定，董伟被枪决。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此案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多年后，司法界还在反思董伟案的死刑复核程序问题。

　　2006年，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袁宝璟案同样震惊全国。

　　当年3月17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上，辽阳中院代替辽宁省高院宣读的终审判决书中说，袁宝璟因炒期货受损而与袁宝琦雇凶枪击刘汉（未遂），后又因汪兴对其进行敲诈、恐吓而与袁宝琦共同预谋杀害汪兴，由袁宝琦指使袁宝福，最终由袁宝福、袁宝森共同杀害汪兴。宣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执行死刑；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媒体报道：“法警将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在宣读完对4名犯罪分子的终审判决后，庭长说。这时，一直面无表情的袁宝璟突然激动起来，“我不服，我要检举！”

　　但袁宝璟的“检举”并未得到法庭的采信，他与3名兄弟随即被法警押出了法庭。在辽阳市殡仪馆里，袁氏3兄弟被执行注射死刑。

　　此前的2005年10月14日，袁宝璟已经获得了一次“暂缓执行死刑”机会。袁妻和代理律师曾对记者说，一审判处袁氏兄弟死刑后，“他（袁宝璟）举报了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高官经济犯罪大案，是辽阳市检察院而非法院的决定，让袁宝璟暂免一死。”

　　不过，经过14个月的等待，袁案最终的结果仍旧是死刑立即执行。

　　2012年佛山“刀下留人案”、2014年惠州毒枭刘文彪案均发生在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

　　佛山“刀下留人案”发生于2006年4月，因被认定抢劫杀害村中庵堂两尼姑，佛山村民甘锦华被押赴法场执行死刑；临刑前，甘锦华喊冤，坚称自己无罪，佛山中院紧急暂缓执行死刑，广东省高院裁定撤销判决，案件发回重审。

　　此后，该案来来回回，直至2012年8月，痕迹鉴定结论、DNA鉴定结论均指证，甘锦华杀害了两尼姑。最高法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甘锦华被执行死刑。

　　2014年5月，据当地媒体报道：惠州中级法院召开死刑宣判执行会，四次制贩毒品逾100千克、本应该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的刘文彪大呼冤枉，并称有重大立功。法官暂停执行程序，“面对法庭上家属一片哭喊声，法警进行制止，并称‘不是押往刑场，是押回看守所’。”

　　经过4个月的复核，司法机关查明：刘文彪被执行死刑前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不实，不构成重大立功，遂作出继续执行核准死刑的刑事裁定。去年9月23日，刘文彪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

　　临行前喊冤就能保命？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对于“暂缓执行死刑程序”，特别是2012年佛山“刀下留人案”、2014年惠州毒枭刘文彪案中的“暂缓执行死刑程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刀下留人”体现法制进步。也有人认为有损司法权威，是不是死囚在临刑前喊一嗓子就都可以保命？当事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拖延死刑执行时间？会不会造成权力滥用？

　　刘仁文对“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说，“暂缓执行死刑程序”不会有损司法权威，也不存在以此为借口拖延死刑执行时间等问题，“如果判决没有错误，或者案犯不构成重大立功表现，那么最终的结果仍旧是执行死刑。‘暂缓执行死刑程序’只是增加一个把关的关口，是死刑执行的最后救济程序，避免冤假错案和误杀、错杀。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都有类似制度。”

　　刘仁文强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要执行就无法挽回。因此一旦误杀、错杀，造成的后果无法弥补。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聂树斌案、呼格案，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其所涉的杀人案真凶落网。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吴英案、念斌案等案件也表明，给死刑设置“暂停键”等关口确有必要。

　　吴英案一波三折。2009年一审、2012年二审，吴英因集资诈骗罪，均被判处死刑。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经重新审理后，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自吴英案发以来，刑法学界就吴英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判处死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至今没有平息。

　　念斌案更为典型，自2006年至2014年，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被控投毒的念斌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最高法未核准。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念斌无罪。

　　刘仁文表示，如果说冤假错案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那么启动“暂缓执行死刑程序”、给死刑立即执行踩一脚“刹车”，就是人权保障和尊重生命权的表现，“力争使每一起审判，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