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霖

　　[传销的危害已经“名满天下”，不少人谈广西色变，为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传销组织设计了一整套免疫措施]

　　山东开往广西南宁的K1136次列车上，人很满，相互之间话不多，中途很少有人下车。到了南宁，其中很多人简单沟通之后，往往会意一笑：来南宁的目的都一样。

　　一种名叫纯资本运作、连锁经营的以吸收资金为目的的传销模式，在这里潜滋暗长已经多年。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南宁，聚在不同的小区和民宅，甚至有成片的“潍坊村”、“陕西村”之类，他们都在为这一传销模式输血。

　　这些传销组织公开活动，举办盛大的千人宴会，电话打往全国各地发展下线，盛行多年，但却似乎并没有受到有效的打击和禁止。

　　为什么是广西？为什么这类传销屡经媒体曝光却依然如火如荼？为什么传销在这里发展了多年，这一经济“毒瘤”仍然无法被切除？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往广西，深入传销组织内部进行了调查。

　　所谓的“国家秘密项目”

　　传销组织的发展，全靠人拉人的方式。许多人被以旅游观光、项目考察、做小生意等名义骗来广西，有些人中途愤然离去，有些人则留下入伙，有许多是父亲叫来儿子、女儿叫来母亲之类，以求“共同致富”。

　　一旦到了南宁，便有一套成熟的模式在此等候。

　　喊你来的“上线”，会亲自或者安排一个人全程陪同。陪同我们的是一个女孩子，叫小葛，老家山东，被自己的父亲喊来广西，全家人高兴得犹如发现了新大陆。

　　11月18日上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按照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流程，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一起，花40块钱“买票”参加了南宁半日游。

　　从当天下午开始，每天到四个以上的“朋友”家里串门，听他们介绍“资本运作项目”。

　　给本报记者作宣讲的几乎都来自山东潍坊，来广西之前，他们有的是银行职员、有的是医院护士、有的是企业的销售人员、有的是卡车司机。辞去原来的工作来到广西之后，他们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待新的朋友、喝茶聊天，沉浸在亚热带舒适悠游的空气中。他们聚居在南宁阳光新城一带，以至于这一带被称作“潍坊村”。

　　他们所介绍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基本完全一致，在层次上则是步步深入，一开始是口头讲解，后面则辅之以图书、视频、央视新闻、互联网资料等等，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他们说起来，所要从事的事业是一项秘密的国家战略，模式由国务院副总理花巨资从美国引进，名字很模糊或者说变换不定，有“资本运作”、“纯资本项目”、“连锁经营”、“1040阳光工程”等多个名字。

　　如果想参与，具体操作如下：首先要“投资入股”。按照3300元一股的标准，你一次性要申购21股，也就是69300元，另外还要缴纳500元作为管理费用，这样算下来，一共需要投资69800元。

　　投入69800元的第二个月，“组织上”会自动返还你19000元，作为入股奖励，也有叫“工资”的。这样，你实际投入的资金是50800元。

　　接下来，你要寻找3个合作伙伴，也就是要发展3个下线，你的3个下线同样要投资69800元，还要每人再发展他们的3个下线；你本人+3个下线+9个下下线，你的团队已经有13个成员了。1变3、3变9、9变27，同时伴随着一套复杂的晋升机制（“五级三阶制”），你就成了“老总”，一年内便可以拿到上千万的巨额财富了。拿到钱之后，就退出，把当老总的机会继续留给后来人。

　　从资金流的角度看，原理不复杂：你交上的69800元钱，分给了你的上线、上上线、上上上线，而你再去赚有你的下线、下下线们的钱。

　　“这个是国家政策而且是一个秘密的政策，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您到北海来亲自感受，才能领悟这其中的玄机。我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极在深圳；第二极在上海，新浦东；第三极是渤海湾；那么第四极就是广西北部湾。国家给了北部湾有四大政策，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可以做。”

　　建立对媒体曝光的免疫力

　　传销的危害已经“名满天下”，不少人谈广西色变，为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传销组织设计了一整套免疫措施。

　　首先，他们反复强调坚决反对传销，并且煞有介事地分析资本运作项目跟传销的多项区别：例如，传销必然销售某种产品，资本运作项只是融资，不销售任何产品（毕竟，很少有人了解国家法律关于何为传销有明确规定）。

　　此外，出于对“行业”的“自我保护”，这个传销网络里还有一个“行规”，就是“五类人不得进入”，这五类人是：公务员、现役军人、学生、教师和广西本地人。

　　媒体对“纯资本运作”已经有大量负面报道，他们却有自己的解释：“所有负面报道都是国家安排的，是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目的是‘既要有人来（广西），又不要太多人来（广西）’。人来多了不好，会乱套，所以，政府经常搞一些负面报道，把胆小的、低素质的人吓跑，让聪明的人进来，这也是国家为西部开发选拔人才的机制。”

　　“就算你是记者，也不能随便宣传这里。”传销组织的一名大叔说得很郑重，口气俨然像高层领导——他不知道坐在对面的人就是一名记者，比他更了解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

　　所以在他们的说辞之中，国家对资本运作项目的真正态度是“宏观调控、微观支持”。

　　怎么支持？因为是国家秘密项目，红头文件不可能让你看到，你要通过在广西南宁大街上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细节去“感悟”。而且，他们很有耐心，你如果想急着入伙，不行，一定要反复跟自己辩论，确实确认了是“国家在做这个事情”之后，才可以加入。

　　虚构意义

　　他们组织的南宁半日游当中，所有的建筑设计含义，都被故意解读为为资本运作项目作暗示。

　　五象广场是必须去的地方，因为广西南宁传销组织的人们说起来，五象广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实证。每一个图案，每一处装饰，每一个阶梯，每一灯饰，每一个……都是广西南宁传销合法性的有力实证。例如：门旁有21棵大树，为21份之意。三道台阶数相加为29阶，有29个人就可以成功上平台之意。最上去为五个台阶，地面有3个平面代表3个阶段，代表连锁销售模式为5级3阶制。

　　又如：广西人民大会堂后面放有一口鼎，这口鼎为什么要放在后门而不是正门？这是代表国家在“背后”支持广西的资本运作事业。

　　传销组织一名小伙子介绍：“纯资本运作”项目，是“1998年国家领导人去美国考察时引进中国的”，放在南宁。“中央给南宁的定位是：‘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这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可，让我们先做试点，只是不便明说而已。国家对这种反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是支持的、肯定的，但是由于没有立法，所以也很谨慎，表面打击，暗地支持，不然的话，上百万外地人在南宁，花高价租房子，整天吃饭、聚会、唱歌，就是不工作，当地政府怎么会不知道？你好好想想。”

　　他指着南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处可见的密集的民房说：这些全都是违章建筑，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才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对外出租增加收入。他反问：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号称国家级开发区，却没有企业和工厂吗？如果不是政策宽松，可能出现这么多违章建筑吗？你在别的任何一个城市，可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吗？

　　据他称，广西至少有2000万人同时在参与这个项目。

　　本报记者从财政角度提了一个专业问题：如果按照10%的人（200万）能够成功退出，每个人获得1000万元收益，则“国家财政”需要支付的总资金是20万亿。这么庞大的资金量，是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左右，是每年国家军事预算总经费的数十倍，根本不可能。

　　对面负责讲解的小伙子立即急了眼：“那你就是质疑国家在做这个事情，你先去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国家在做，不管你账怎么算，我选择相信共产党。”

　　这名小伙子来自山东，大学学的是舞蹈专业，来广西解救搞传销的父亲，结果看完之后自己留下了，原来他在北京跟朋友合伙开舞蹈培训班，据他说，生意还不错，但他现在不想回去了。

　　深藏的组织机构

　　11月19日晚，经历了两天时间的参观和“交流”之后，小葛姑娘拿出一本名为《新时代的见证》的书，让本报记者进一步学习。书上印的出版社是“中国特许经济出版社”。问题在于，显然这是一本假书，中国并不存在这么一家出版社。

　　但第2天的行程中，他们使用了大量的正规出版物来介绍，这些专业经济著作当中的某些文章，跟传销组织所使用的措辞、引用的案例完全一致。

　　他们还有能力制作出非常精美的视频节目，并假冒新闻报道的形式在网上予以传播。

　　还有更牛的：他们有能力建构一整套理论、说法，甚至捏造历史事实，把“资本运作模式”不但说成是美国西部开发的关键、日本崛起的法宝，还是中国参与大国竞争的利器。这套理论旨在令人“顿悟”：原来国家在下一盘好大的棋，而我坚持来广西，终于捅破窗户纸看到真相，有幸加入其中了。

　　有如此能力和影响力，显然，背后的组织运作机构很庞大。

　　但是本报记者问了很多人，谁也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什么组织机构在组织。

　　连入伙的钱打给了谁，他们都不知道。例如，来自山东的刘医生入伙5万元，他是把银行密码告诉他的上线，上线去转账操作的。

　　千人传销宴会举报无人管

　　早在2009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崔晓林就对广西传销进行过深入报道，其中也描写了某海鲜大酒店举办千人盛大宴会的场面。

　　六年之后，盛况依然。

　　11月19日傍晚，“同行”带记者听传销课，来到了这家大酒店：南宁五一路海王府海鲜酒楼。整个酒楼二楼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场面之大令人震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记者粗略估算，有近千人规模。参与者先是听宣讲，然后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品尝美食、观看歌舞演出。

　　据带记者前来的“同行”介绍：这样的活动每天都有。

　　次日（20日）上午，记者拨打南宁市工商局反传销专线电话，向他们举报传销组织每天在此公开活动。

　　当晚6点，记者再次来到该酒店现场查看，酒店内依然热闹喧哗，并没有任何执法部门前来阻止。

　　11月20日，本报记者陪同上文提到的刘医生前往阳光新城附近一处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工作人员做完笔录后说，骗你的人现在也在你老家，你应该回老家报案。至于刘医生的5万元钱到底被转到了哪里（转款地点在南宁），派出所也无意调查。截至本报发稿时，刘医生没收到任何答复。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接触到了许多传销组织“同行”，他们衣着干净讲究，在从事传销之前，他们大都在勤奋工作。他们热情、友好、周到，固然，这是组织设计的“一荣俱荣”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但他们自身也因此蒙在鼓里。

　　只是，他们已经深深地相信传销组织给他们建构的那个世界观，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常识、没有分辨能力。他们十分真诚地希望别人跟自己一起致富，为此不择手段骗别人前来——尽管这看上去十分矛盾：动机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但结果可能使别人家破人亡。

　　几天之后，本报记者悄然离开南宁，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