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8月，贵州“五人小组”约谈有问题线索的省管干部时，有两名约谈对象流下了眼泪。

　　后来，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接受中纪委网站的采访时表示，这样的谈话是“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的。而“流泪”这一细节，更是受到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干部流泪”这几个字频频出现在这一采访稿件的标题中。

　　从人性上讲，眼泪在大多数时候都被视为一种真情流露。官员流泪，自然也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不过，不同时刻的流泪，往往也被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和动机，个中意味，都基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期待和想象。

　　工作难，流把泪

　　“我们有干部到一个拆迁户家，敲开门来，迎接他的不是辱骂，是一盆小便。”2014年3月，江西南昌市市长郭安在一档央视栏目上谈到棚户区改造的难题，几度落泪。

　　官员面对媒体记者落泪并不算常见。记者褚朝新在一篇文章里曾提到，2007年，他在河南卢氏县与时任县委书记王振伟对话，长谈两次。“经历震惊全国的卖官案后，卢氏县的政治生态濒临崩溃，王振伟临危受命。说起妻儿父母，王振伟三次落泪。”此后多年，他不曾遇到第二个在他面前落泪的官员。

　　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难处和苦衷，但多数干部还是倾向于把工作中的委屈、艰难、苦涩这类“感性”的一面都隐藏起来。毕竟，在我们的文化里，刚毅、理智、乐观之类的性格特质，更能说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在过去的采访中，廉政瞭望记者也见过一些纪委办案人员落泪。“我已经3个月没见过儿子了。他马上要高考了，我却不能陪他。”一名办案人员对记者谈起自己的家人，就一脸歉疚的表情，不自主地落下了泪。

　　还有一些眼泪，是因为工作没做好而流下的。近日，山海关5A景区被摘牌。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刘媛失声痛哭起来：“我是山海关的罪人，老局长的工作成果在我手上被败光了。我们愧对全国游客，愧对国家旅游局的信任，愧对山海关人民。。。。。。。。。”

　　“每当我想起这片土地，想起那些漂亮的设施貌似现代化却成了华而不实的摆设，我觉得自己在群众眼中也像它们一样，成了摆设。”2014年6月11日，广西田阳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县委副书记黄秋幸作自我批评时，痛哭道歉。

　　民主生活会上的眼泪曾在“上头条”的同时也被质疑为“作秀”。如果把这些眼泪全部视作“作秀”，未免有失公允——毕竟，人非草木，流泪不过是人的本能行为的一种。

　　传播效应下的官员眼泪

　　2014年4月23日，陕西商南县委大门外的人民广场上，该县举行第六次“广场问政”。当日，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当场被免职，他捂着脸，不停地哭。一名县委干部事后表示，华中央“被问得不太好看，甚至有些可怜”。

　　此事发生后，引起网络一阵热议。有评论认为，华中央当场飙泪，或许并非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而是感觉人格的尊严被捉弄。

　　“这种当场示众的形式，确实有着解气有余、而顾及犯错误者基本人格尊严不足的问题。或许处理的结果最终是一样的，效果可能也有所不同，但这种方式对于被处理人来说，却有着客观上被加重、被示众的羞辱心理。”资深评论员刘雪松认为，广场问政不应贪图情绪上的快意。

　　如果说华中央的眼泪有些“变味”，那是因为过于追求形式的广场问政有可能会让人忽略真正的问题。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细节，反而容易在传播中被无限放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作秀”不应提倡。

　　而“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员，就更加容易引起普通群众的反感，他们的眼泪，则更显一份讽刺。贪官成克杰面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曾声情并茂地说：“一想到广西还有那么些父老乡亲没解决温饱问题，我这个当主席的寝食难安啊！”然而后来在他身上揭开的一切贪腐行为，则在众人眼中证明了这番话的虚情假意。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都存在一种“官员爱作秀”的刻板印象，于是我们常常分不清哪些眼泪是真、哪些眼泪是假。有时候，民众解读官员的眼泪，也能解读出多种含义。

　　2013年2月2日，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一行视察河南省三门峡市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垮塌事故现场，王德学当场流泪。 对于穿着军大衣“流泪”的王德学，有网民称其做作，表现过头，还有网友说“表情严肃点即可”。

　　后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王德学副局长到现场去的那张照片实际上是被误解了，他的眼睛有毛病，在办公室里就经常要擦拭。”

　　这番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官员眼泪含义的角度——实际上，我们本不必为官员落泪赋予太多含义，也不必过于沉浸于眼泪所传达的情绪之中。虽然人性让我们有共情的能力，但我们终究不能用眼泪来评价一个官员。相应地，一个落泪的官员，也最终不能靠眼泪来证明自己的诚意。

　　说不清的贪官泪

　　眼泪是一种教训，更是一种教育。在各类记载和报道中，落马官员的眼泪也被视为有说服力的、“深入灵魂”的象征。这些眼泪，或是在面对纪委时，或是在法庭上，或是在牢狱中。而他们的贪腐行为，以及曾经许下的廉政誓言，在泪眼婆娑中，则显得更“震撼”。

　　原山西省高平市市长杨晓波落马后，一些办案细节也浮出水面。她不仅收受贿赂，还与他人通奸。据媒体报道，面对办案人员，杨晓波是“泣泪忏悔”的。

　　杨晓波在忏悔中多次提到“恐惧”二字。“恐惧未来的生活，恐惧看守所，恐惧监狱，恐惧也得去呀，真的很难，对不起，救救我吧。”对于旁人来说，眼泪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一扇窗，恐惧时刻的眼泪，就有一种“真实感”在其中了。

　　安徽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委原书记刘家坤也在法庭上多次提到自己的6岁儿子，落下眼泪。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刘家坤在庭上恳请法庭对情妇赵晓莉从轻处罚，使她能早日刑满出狱照顾儿子。

　　刘家坤的贪腐是以“为孩子考虑”起始的。太和县委一名干部曾回忆，刘家坤刚到任时很清廉，从不收礼，走路上下班。而赵晓莉原为阜阳市一名开发商，2002年与刘家坤结识后发展成情人关系，两人育有一子。赵晓莉提出要为小孩将来到上海上学的费用考虑，击中了刘家坤的“软肋”。

　　和刘家坤有相似“泪点”的贪官并不在少数。贪官忏悔的形式和方式有许多相同之处，为家人流泪更是常见的一幕——毕竟，中国仍然有着血缘社会的深深烙印。“一想到母亲，就想流眼泪，她是最要面子的人，怎么能接受这种现实！”江苏徐州市泉山区委原书记张引曾在忏悔书中如是说。又比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庭上受审时，痛哭流涕地说：“养不教父之过，我把儿子毁了”。此种情景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贪官们甚少为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公共利益、伤害了民众而流泪。因此有人认为，贪官的眼泪大多不是为百姓而流，而是为自己和家人而泣。

　　也有人不相信贪官的眼泪，认为“敢于和善于忏悔”，是一种趋利的选择。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在庭审中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忏悔书，最后却被人质疑涉嫌抄袭——其中有多段文字，是一字不落的照抄，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忏悔”不过是一场表演。如此一来，这些眼泪的可信度也大大降低了。

　　贪官究竟是“真悔过”还是“假哭泣”，恐怕除了他们自己，无人能知晓。彻底的忏悔，唯有靠自我才能完成。如果意识不到这点，那么虚假的眼泪顶多能骗骗各个看客，却救赎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