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诞辰百年：曾被扣上“异端”之名
丁光训。 资料图 超世或入世，普世或地方化，信或不信，在基督教传统上泾渭分明，后者更是尖锐对立的“大是大非”。当丁光训“一手圣经，一手报纸”，为了中国基督教发展试图调和这种矛盾时，他必须默默忍受被保守派扣上“异端”之名。
这位在殖民地和抗日救亡中成长起来的基督教主教，经历“文革”“灭教”之灾，仍在上帝的“爱”与“罚”之间选择了前者，与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们站在一起。
他这样归纳他这一代中国基督教徒的信仰：“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基督和中国(Christ and China)。”
今年是丁光训逝世第四年，也是其诞辰百年。他在一生中，做了58年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后，连任17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基协”）会长，卸任后又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和名誉会长。
打开基督教信仰“新大门”
1915年，丁光训出生于上海基督教世家，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母亲是虔诚的信徒。他出生四个月便受洗，从小接受英文教育，每周日与家人上教堂做礼拜也用英文。
上世纪30年代，丁光训在圣公会支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度过高中和大学生涯。起初，他考入了土木工程系，银行家父亲对此十分自豪，希望他成为工程师，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一年后，他还是走上了母亲为他指的路：念神学，像外祖父一样献身教会。
时局动荡之际，青年丁光训也感受着内心的撕裂。
他后来回忆，当时，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丢失东北三省很不满，对有的同学醉生梦死竟谈论“中国亡给谁好”更觉气愤；另一方面，他从小接受的西方属灵神学教育令其沉浸在基督的神性、人性及他在救赎奇功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以超世自居，有看破红尘之意。
在参与学生基督教团契时，丁光训认识了时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吴耀宗。这位后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领导者，对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产生了莫大影响。
“在恭听吴先生演讲的时候，我一只口袋里装着希腊文生字本，另一只口袋装的是几个世纪前英国国教圣公会（三十九条）的系统神学教材。”丁光训回忆，吴耀宗把耶稣放回当时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去的基督观，在基督教信仰上为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基督徒有个爱国的问题，有个中国怎样有救的问题。
吴耀宗认为，基督徒仅仅关门修灵或寻求一己得救，仍是以私字出发，不足为训。中国社会制度必须根本改造，个人的改造才有条件，而当前首要的是民族独立和解放。
“爱国”和“爱教”的紧密结合，从此在丁光训的心中生根。
1937年，丁光训大学毕业那年，卢沟桥炮声隆隆。他担任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同时继续进修神学。在这个致力于服务社会、改变社会的NGO组织中，丁光训与学生们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发起救济贫困学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时代热潮中，他又加入了吴耀宗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任执行干事，经常组织社会上的民主运动领袖介绍民主运动情况。在当时，他在不少青年学生心目中已成为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
1946年，丁光训受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委派出国，先在加拿大做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后又赴美进行神学深造，获神学硕士。1948年起，他在瑞士日内瓦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干事。
次年，国内战场上胜负渐分。
据丁光训回忆，1949年5月，吴耀宗赴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曾找他长谈。
吴耀宗介绍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情况，特别是人民群众翻身做主所带来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吴耀宗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说明，共产党人口头上否认基督，却实践了爱，而基督教口头上不停地承认基督，实践上却没有能彰显它，因为没有对大众的爱。
“新中国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政府要取消宗教，你是否还拥护新中国？”丁光训问。
吴耀宗说他太听信了国外所谓解放区迫害宗教的许多谣传。吴耀宗说：“退一万步来说，只要祖国是美好的，那么，即便宗教受到打击，我还是爱祖国。”
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 东方IC 资料图 为三自正名
其时，国内社会各界都开始思考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宗教界显然更为焦虑。
尤其是新政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后，以国外势力尤其是美国资金为主支持的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及其设立的学校、医院等机构，要如何生存下去？再进一步，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国存在下去？
在那次长谈中，吴耀宗曾向丁光训解释，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在新中国的重要地位，以及共产党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4个月后，吴耀宗便作为五位基督教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发言中表示，“决不辜负或滥用这个自由”，“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
此前，吴耀宗已在报上发表《基督教的改造》一文，主动提出：“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早已提倡过的自立（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
最早把三自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传教目标的人，是英国圣公会的亨利·樊，时间可以追溯到1850年。他认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使他们自己成为不必要的人”，地方基督教会应该独立，不必依靠所谓“母会”。
在中国，基督教由于与帝国主义的紧密联系，普遍被视为“洋教”，在大众认知中更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说法。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但信教人数却特别少的传教区。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有民族自尊心的基督徒就曾创立起许多独立教会，也得到了一些西方传教士的理解和支持，只是当时发展并不迅速。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各教派领袖联名发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著名的《三自宣言》，向全国1000多位基督教领袖征集签名。
当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载了《三自宣言》，并公布了截至8月底首批在宣言上签名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至年底，已有近万签名。9月23日这一天，后来也就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当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推进。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接收所有教会学校、医院，教会改由中国教徒完全自办，所有西方传教士也都纷纷离开中国。至1953年12月，《三自宣言》签名人数达到了4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
1951年年底，丁光训婉拒外国友人的劝阻，携全家回到上海。三年后的1954年7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任主席，丁光训为常务委员。
26年后，丁光训接过吴耀宗的衣钵，领导三自会，面对海外对“三自政治挂帅破坏教会”的天然不信任和质疑，他通过一次次出访，不断为其正名。
丁光训坦然承认，自己并非天生认识三自，拥护三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从欧洲回国时，并没有马上拥护三自，而是采取了“迦玛列态度”：等待－观望－认识，直到他从《圣经》上找到了三自的源头，“知道三自是保罗的路线，是出于主自己”。
《新约·使徒行传》第15章，记载了在基督教史上具备划时代意义的耶路撒冷会议。在此之前，基督教还是犹太教里的一派，而这次会议决定，“外邦人”可以不遵循犹太律法，如行割礼、守安息日等规定。从此，外邦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教会，这也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独立出来，并走向世界的发端。
丁光训正是站在这一高度，敏锐地提出三自的特殊性可以为教会的普世性做出贡献。他说，“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门，在它的北面、南面、东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门，让基督徒和教会从四面八方来进入，大家带着各自特殊的灵性宝藏和看见，一起来进入基督的丰盛。”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东方化和基督教的西方化有着同样的价值。
1988年6月，丁光训主教在上海沐恩堂祝圣礼拜上讲道。
尊重不同宗派
1952年11月，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基础上，华东11所神学院及圣经学校联合，建成金陵协和神学院。年仅37岁的丁光训出任院长，一做就是58年。
由于国际各宗派先后进入中国传教，天然地形成了中国基督教界宗派林立的格局，这些神学院也分属不同宗派。丁光训回国时在广学会任总干事，没有在其他神学院任教过，成为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
在这些宗派中，现代派和基要派两大阵营的矛盾最大，两者在教义理解乃至生活习惯上几乎完全对立。前者为自由派，主张入世，注重社会参与，认为不同的信仰殊途同归；后者则强调超世，只承认圣经的超然性和权威性，宣传末世审判。
现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1984年进入金陵协和神学院学习，如今也是新一任院长。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过去传教士强调属灵，超现实、超政治、超国籍，不讲究爱国，大家都是天神的子民，听上帝的不听人的。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时至今日，仍有保守派批评丁光训和三自会，只提“爱国爱教”独独不“爱神”。
其实几十年来，丁光训正是翻着《圣经》，一遍遍向学生们讲述：“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这两种爱国情感，在《诗篇》137篇和126篇中都有所体现。
对此，高峰记忆犹新，“和我们学生在一起，丁主教特别强调爱国。他说，圣经特别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个基督徒更应是好公民。”
高峰称，在丁光训的影响下，金陵协和神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如今全国、省、市、县各级基督教“两会”中，大部分主任牧师都是从金陵毕业的。
丁光训是现代派，但他十分开明，强调团结。建校初期，他便提出，为尊重不同宗派，部分课程分班授课，学生可以自由选课。
他保持着一个院长的长者之风。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曾有一名学生并不接受丁光训的神学思想，丁却在家请他吃饭、交流。那位学生记得，饭后丁光训送他出门，走出老远，他还看到院长在路灯下挥手作别。这位学生毕业后，未进入三自教会。但在丁光训故世后，他仍赶来参加遗体告别。
从“文革”中“复活”
丁光训从不否认三自的不足之处，也不认为不加入三自的就应当被排斥在教会大家庭之外，而是强调求同存异，同享神的恩典。
高峰介绍，丁光训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涉及“家庭聚会”问题，一直保持着提醒、关心和服务的态度。在他的支持下，全国“两会”努力团结游离在外的基督徒组织，为他们协调礼拜堂或教牧同工，或帮助向政府主管部门注册登记。
中国“家庭聚会”问题，最早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开始埋下。一些基要派教会领袖拒绝与现代派合作，不愿加入三自，各地家庭聚会开始迅速增加，后被陆续查禁。
伴随着全国三自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教会纷纷举行控诉大会，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些运动造成了许多误伤和恶劣影响。
丁光训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撰文，反思并摈弃控诉运动式的三自教育宣传方式。
1957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大批基督徒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全国教牧人员下放工厂和农村。许多教会无人牧养，数量大减，三自会安排“联合崇拜”。
到了“文革”时期，剩下的三自教会也被攻击为毒草和反革命，全部被红卫兵冲击或令关闭。十年间，教堂被查封，圣经和属灵书刊被当作“四旧”烧毁；教牧人员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遭批判、斗争、关进监或押送劳改、流放。
身处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丁光训，本人虽受周恩来保护未受冲击，但眼见家人、同事受难，金陵协和神学院藏书在竭力争取下仅保留下3000多本，其余九成均被红卫兵烧毁，丁光训内心极为苦闷，只能偶尔用抽烟排遣。
1971年后，有形的教会都关闭了，但全国各地却兴起了秘密聚会，无形的“家庭聚会”就在这段时期茁壮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各礼拜堂开始逐渐恢复礼拜。1980年，为了推动教会本身的教务工作，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与三自会一起，并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丁光训兼任三自会主席和基协会长，在三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办好教会的“三好”主张。
“三好”主张是指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
即使在回顾“文革”时，丁光训也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激。他认为，“这一段是全国人民的灾难，不属于中国基督教史”，而中国基督徒与中国人民一起受苦，恰恰“意味着我们再也不靠国内外任何势力的保护，这样基督教就是中国的，也就赢得了供人们聆听的权利”。
据高峰介绍，基督教全国“两会”统计了已登记注册的教会，截至2012年底，正式受洗的中国基督教徒达2500万人以上，而解放初期这一数字仅有60余万人。
“通过死亡达到生命，通过痛苦达到快乐，通过软弱达到刚强，这不但是复活的基督的经历，这也越来越成为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作为国家，作为教会，作为公民，作为信徒，这三十年来的经历都叫我们更加相信复活。”丁光训曾这样说道。
丁光训2012年11月22日逝世，教堂举行追思礼拜。
淡化“因信称义”
谈及今时今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挑战，高峰坦言，中国基督徒增长很快，神职人员的培养却跟不上，尤其是“牧养高知群体存在一定困难”，导致了这一群体有一部分人习惯自己聚会、灵修。
丁光训的“远望”即在于此。早在1998年底，他就提议开展全国范围的神学思想建设运动，改造中国基督教教会长期落后、陈旧的神学观念。
首当其冲的正是“因信称义”这一传统基督教核心教义。简单的四字背后，“信与不信”，关乎对上帝的认识，决定了基督教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决定了信徒和非信徒的关系。
丁光训认为，从目前世界基督教的大局和中国教会发展的高度出发，应该淡化这一主张。
他在接到不少信徒和牧师的来信时，和他们一样感到内心的矛盾：“不忍心讲像雷锋、焦裕禄等高尚的人，因为不信就要下地狱。”
他不愿相信上帝如此残暴，更不愿意看到“以信废行论”和“道德无用论”在基督徒中传播，即以为信的人不管行为好不好，都可以上天堂。
在拉美“解放神学”、法国传教士德日进的“进化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影响下，丁光训提出了自己的上帝观——“上帝是爱”和“宇宙的基督”。
他认为，爱是上帝最本质的属性，“威严、全知、全能、公义”等是从属的派生的属性。他还认为，基督不只是施行救赎，而是参与了创造、救赎、圣化的全过程。上帝的创造并没有停止，世界并不是撒旦的占领区。
“如果基督是一个满圆，我们就是或长或短的圆弧。我们都是半成品。”丁光训指出，人作为上帝的创造，同时具有“原罪”和“原恩”，后者大于前者，因为上帝之子道成肉身的影响必然大于人类祖先亚当犯的罪。
丁光训把无神论者也看作“上帝创造工程的半成品”，都处在变化过程中。他看到无神论者“正在真诚努力建造一个更合乎人道的社会”，愿意将他们视为基督徒的同盟者。
面对海外友人的惊奇，他仍说，“是的，作为基督徒，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主张要说‘阿门’，使我不愿意谴责他们；对反对他们，我提不起热情；我情愿和他们合作，去反对我们双方都要反对的势力，尽管我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信念来源。”
他也常引用巴西大主教卡马拉的话说，“当我给一个穷人面包吃的时候，人们说我是个圣徒；但当我问到穷人为什么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就有人说我是共产党。”
丁光训从圣经“五饼二鱼”的故事出发，认为圣经也关注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他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并富有远见地认为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只要教徒的实践是可取的，那就是宗教同社会主义比较协调了，我们就应当允许殊途同归。”
丁光训自己评价，他主张的是积极、开放、包容、能动的创造论和人性论为主体的神学思想。他曾说，中国宗教的现代使命就是要从恐惧鬼神地狱发展到推崇道德伦理，理性型、道德型、服务型才是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应该具有的中国特色。
然而，丁光训在神学上为基督教“处境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作的这些尝试，为很多保守派所不容，他必须默默忍受被人扣上“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等帽子。
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此类标签和帽子很有耐心，只是简单回应道，“我很遗憾他们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也有网友评论认为，丁光训到了晚年，仍敢于说别人不敢想、不敢说的话，不惜惹怒保守派人士，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2012年11月22日，丁光训去世，享年97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其逝世前几个月已不太清醒，用英语和沪语与他沟通反而更有效。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西语绅士”，终其一生却抗拒将自己的思想“全盘西化”，坚定走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道路。
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办的《天风》杂志曾在追悼报道的末尾，引用了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己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己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己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责任编辑：UN654)
2015-11-02 08:47:32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