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线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何林璘 刘世昕)今天晚间，当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开始在手机上刷屏时，田雪原的手机也不时响起。这位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出炉过程的见证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早 在200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计划生育政策30年大限已到，人口政策应尽快调整。

　　一直致力于我国人口政策研究的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介绍说，现在所讲的包括放开二孩在内的生育政策调整，其实早在3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当初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就已经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长可能带来的问题。

　　田雪原说，1980年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提出的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而一代人的时间为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

　　“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永久之计，不能搞50年、上百年。”

　　30多年后，已经年逾古稀的田雪原依然对五次人口座谈会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当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有63人，包括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

　　受会议委托，田雪原起草了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基调包括：一是关于“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共识，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二是对于“生育一个孩子”可能带来的问题做了尽可能多的讨论、分析和预判。

　　田雪原说，当时的讨论还是挺充分的。甚至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民间有“老大傻”的说法，如果只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国家人口的智力因素。当然，针对这些质疑和讨论，会议专门请了遗传学者来回应，科学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老大傻”。

　　当时会上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增长过快，人口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认为“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但还要尽量避免它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更不能让问题变得过于严重。两者之间总得有个选择，“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

　　田雪原说，当时已经有了共识，就要尽量把“只生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尽量减轻，不能使问题过于严重。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提倡一个孩子要搞多长时间”，搞的时间短了没效果，搞的时间过长了，它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可能就比较严重，负面效果增大。

　　因此当时的会议提出了计划生育“既非权宜之计，不是搞三年五载，也非永久之计，不能搞50年，100年。这是我们决策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田雪原说。

　　出政策时就对可能的后果有预判

　　田雪原回忆说，事实上，当初在讨论时，对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弊端，也是有充分论证和分析的，主要提出了五方面的问题：一，会不会导致人口老 龄化；二，会不会影响人口智力；三，会不会导致劳动力短缺；四，“421”的家庭结构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五，中国人对男孩的传统偏好，会不会带来出生 性别比的失衡。

　　当时，有一些分析来回应这五方面的担忧。首先是学者们做了一个估计，认为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田雪原说，30多年的实践证明基本上与原来估计的大趋势差不多。

　　关于影响人口智力水平说法，更是无稽之谈。田雪原说，尽管大家讨论激烈，但最后通过科学的论证向与会者说明，对全社会的智力不会有影响。

　　关于劳动力短缺，田雪原说，当时讨论认为，虽然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认为从总体上看没有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时，有专家也提出， 劳动力究竟短缺到什么程度其实和“计划生育要搞多少时间的问题”有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起码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今后20~30年内不会减少，但30 年过以后，如果劳动力减少，就要通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来缓解。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越来越多的家庭呈现出“421”的结构，如果全社会，这样的家庭结构过多，会不会带来养老的压力。当时也是认为，关键看计 划生育政策执行多长时间，如果在合理的范围内，一代人时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人还有兄弟姐妹，但如果搞两代人以上的时间，出现421结构的家庭可 能就会增多。

　　关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担心，田雪原回忆说，当时的结论意见就是不能进行人工选择性别，法律上要严格约束。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强，提出“只生一个”就要防止人为性别选择，提出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

　　政策实施超限已现不良后果

　　近年来，田雪原一直在关注政策超限带来的社会后果。他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可能是劳动力供给。我国在2010年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 这一年，劳动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总人口比达到了峰值，随后开始往下走，这意味着走，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在田雪原看来，这样的变化也是个双刃剑。劳动力的衰减结束了粗放的、外延的、靠投资靠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以后要转变到内涵的、集约型的、靠技 术靠创新发展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力对经济变动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后更重要的是要以人口素质换数量和素质。发展教育科学，增强创新驱动，进入 经济新常态。

　　另一个凸显的弊端是人口的老龄化，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田雪原说，老龄化加速对社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养老的压力会加大，对我国的养老保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30多年前五次人口座谈会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也在今天显现出来，这之间导致很多地区出现的剩男问题、光棍村的问题。

　　对此，田雪原说，关于性别比问题，他早在2000年左右时就专门写过文章，提到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当时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组织了讨论，还征求专家意见。但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太得力，效果并不好。

　　今天，在听到中央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后，田雪原说，恢复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有利于在自然状态下就能逐渐实现出生性别比的相对平衡、或是正常偏高的位置。

　　设计目标达到，政策就应该调整

　　近年来，眼看着30年大限已经过，田雪原有些坐不住了。他说，因为当年参加座谈会的人很多都已经作古，他当时是参会者中年龄最小的。于是，他开 始写文章，要把当年关于30年时限的讨论再现出来，让大家都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调整政策的节点。再不调整，像原来说的那样，搞成了“永久之计”，那么带 来的问题就大了。

　　2009年，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其中专门提及了30年大限的内容。他说，当时写那篇文章，他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重申了30多年前的决定。

　　为什么在2009年开始发声？田雪原还有另一个说法，他说，2009年时人口情况已经起了根本变化，老龄化上来了，劳动力供给虽然还在增长，但 增速已经越来越小，同时绝对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的比接近峰值，到2010年就下来了，已经到了政策调整的关口。从数据上来看，高生育率降下来的目标在 1992年就已经基本实现，从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再往后，低出生低增长的形势会加剧，按照现在的估计到2030年， 就会出现人口零增长。

　　“如今到了这个节点，政策就应该调整”。田雪原说，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目标基本实现了，而且政策可能导致的这些问题也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变得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这对人口来讲是个大问题”，田雪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