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访问韩国并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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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李克强。 特稿：开启东北亚合作新局面
——李克强总理访问韩国并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瞻
新华网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吴夏 尚军) 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31日至11月2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韩国，也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断3年后重启。此访不仅将夯实中韩双边关系，还将开启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合作新局面。
领导人会议重启 东北亚合作迎来转机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推动东北亚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一机制脱胎于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2008年12月首次单独举行，先后举行了五次会晤。
然而，在2012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后，这项定期会议机制一直中断。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导致中日、韩日关系出现了问题。
“这主要是日方的原因造成的，并不是我们想中断，”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与日方建立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合作关系。”
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看来，“中断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上挑战中国和韩国的底线”。
去年l1月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前夕，中日就处理和改善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中日关系趋向缓和。韩日关系也逐渐回暖。东道主韩国为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斡旋。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去年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表达了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意愿。今年9月初，朴槿惠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继续争取中方的支持。
此次领导人会议重启，标志着中日韩三国合作重回正轨。周永生认为，中日韩三边关系从去年APEC会议开始逐步好转，到现在正走向正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一个决定性的标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表示，虽然会议重启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但说明各方都有改善关系、管控分歧的意愿。高层会晤所创造的良好氛围本身也会约束各方行为，并带来各个层级的联动效应，对改善三方关系、促进东北亚和平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政经双轮驱动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时隔3年之后，此次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有助于增进三国政治互信，扩大经贸合作。
预计本次会议将讨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有望在核电、高铁、工程机械等领域商讨如何加强产能合作、共同开拓第四方市场，并在推进地方经济、奥运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成果。
中日韩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占世界20%以上。三国对外贸易额近7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20%以上。“所以中日韩合作不仅对自身，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亚洲、亚太合作都有重要影响，”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说。
毫无疑问，中日韩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认为，中日韩携手并进对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关键意义，也为东亚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中日韩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90%，在东亚地区起到龙头作用，”阮宗泽说。“重启领导人会议必然会推动三方就东亚区域合作迈出更大的步伐。”
杨伯江认为，三国产业合作不仅会在技术层面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也会从气氛上营造和谐合作的地区环境，有助于地区缓和与和解。
不过，中日韩三国合作要长期稳定发展下去，不能政冷经热，必须政治经济双轮驱动。杨伯江指出，三国合作未来顺利进行需要稳固的政治基础。只要日方不再坚持错误观点，中日韩三边机制就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
本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后，三方有望就农业、贸易、环境等领域合作发表联合声明，同时也会就历史问题作出表态。
深化务实合作 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
相比开始回稳的中日、韩日关系，中韩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自朴槿惠总统上任以来，中韩关系发展强劲。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两国高层往来频繁，两国已签署自贸协定，经贸合作连年递增，民间交流不断扩大，人员往来2014年已突破1000万人次。
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对韩国进行走亲戚式访问时提出，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展、致力地区和平、携手振兴亚洲、促进世界繁荣的“四个伙伴”。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不顾韩国暴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对韩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朴槿惠总统曾于2013年6月访问中国。今年9月，她再次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李克强总理此次访问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两国各方面的良好发展势头，落实已经达成的协议，继续推进双方务实合作。
专家认为，此访同时也将提升中韩之间的互信水平。阮宗泽指出，面对美国的干扰和担忧，中韩领导人的交往是透明的。
“经贸合作是中韩双边关系发展的亮点和强势环节，”阮宗泽说。李克强总理此次韩国之行，将推动今年6月正式签署的中韩自贸协定年内生效，并就搭建创新创业合作平台、开展产能台作、共同开拓海外第三方市场达成协议。
江瑞平指出，中韩关系积极快速发展、在高层次上良性互动对促成中日韩合作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应该说它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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