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导师那一辈人从“文革”中过来，可能学问的视野并不很好，但他们做人比我们这一辈好。他们愿意牺牲付出，不会做超出人格的事。

　　更早的知识分子，像朱光潜，陈寅恪等等，他们生活在动荡时代，但他们的境界都非常的高。

　　如果现在突然变得动荡，我觉得很多人会没有底线，因为很多社会规则都被打破了。

　　九派新闻记者明鹊 发自长沙

　　斩获路遥文学奖，阎真的第四部小说《活着之上》直指学术腐败和生活潜规则。小说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致远遭遇高校腐败，“却以抱诚守真的心态和事事较真的作为，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小说中的情节，活生生出逃到现实。10月7日，网传一封致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当事人苏大文学院教授朱栋霖，直指文学院院长王尧打击报复，致使他被迫提前下岗。

　　是非曲直外人难断，但公开信里的种种细节，暗合了小说《活着之上》。

　　“我的小说很少虚构”。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阎真一直在思索知识分子的困境。

　　知识分子已死吗？那些改变社会的力量在哪？“文化英雄不是没有，但真的实在是太少了”，写知识分子小说的阎真认为，他们的世俗化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现象。

　　“欲望不能野蛮生长”。两个多月前，五十八岁的阎真终于买了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但他至今还没有微博。对于“朱栋霖公开信”事件，他对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称此前并不知情。

　　谈知识分子责任良知意识缺失，知识分子普遍功利

　　九派新闻：为什么会写《活着之上》这部小说？

　　阎真：我是写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以及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些人觉得，中国知识分子都失去了良知，我觉得还没那么严重，但它的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这次写高校老师，是觉得老师应该有更多良知和担当，但现在来说，并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这是我的一种忧虑，不但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也是对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

　　小说里95%是真实的，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我是非常现实的，在高校任职31年，我希望写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性。

　　九派新闻：你怎么定义现在的知识分子？

　　阎真：知识分子有很多定义，没有哪个是权威的。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宽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或者说是时空意识。知识分子的两个特征，即“责任意识和良知意识”，都跟历史感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这两点都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即不从责任和良知出发做选择，而从个人功利出发做选择，成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九派新闻：小说主人公聂致远是个怎样的人？作为高校老师，你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阎真：聂致远是个高校知识分子，不是什么文化英雄。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有很多自己的考虑，但他毕竟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有着敬仰和向往，这保证了他做人的底线，也就是良知和责任的底线。

　　他不是一个战斗者，抗争者，他只是保守住了自己的人。

　　我的状态和他(聂致远)的状态差不多，我不敢说我在很多方面做得很好，但我也是保持一个底线而已。

　　学生对我评价也可以，最近中南大学选十个最可爱的研究生导师，我是其中一个，文科只有我一个人。虽然学生给我荣誉，但我不能说自己做得很好，只能说坚持一个原则的底线。

　　很多东西我也看不惯，但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也就算了。如果跟我牵扯到一起，我觉得这个事还是不能做，这个良知的底线还是有的。

　　九派新闻：小说里，有些内容来源于新闻，你怎么看待文学和新闻？你对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一位女记者怎么看待？

　　阎真：文学和新闻还是两个不同类别。新闻及时尖锐；文学是对问题进行深思考，表达更艺术化。我一部小说写了六七年，新闻的话早就不记得了。

　　按我个人意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如果追求文学的纯粹性，我觉得可能会有另外的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意味强，今年白俄罗斯的记者获奖就表现了这个特点，它有它的价值取向。

　　文学和新闻不是不能结合，新闻性搞到文学里，虽然有很大的冲击性，但我个人偏向艺术本位。我没读过获奖记者的书，所以没有发言权，如果新闻性是获奖的首要原因，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

　　谈高校风气那些上蹿下跳的人，他们还是更占便宜

　　九派新闻：在高校任职31年，你觉得高校的风气是如何变化的？

　　阎真：我导师那一辈人从“文革”中过来，可能学问的视野并不很好，但他们做人比我们这一辈好。他们愿意牺牲付出，不会做超出人格的事。

　　更早的知识分子，像朱光潜，陈寅恪等等，他们生活在动荡时代，但他们的境界都非常的高。如果现在突然变得动荡，我觉得很多人会没有底线，因为很多社会规则都被打破了。

　　市场经济也有很大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国外回来，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刚开始还没有特别感受，几个月后，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

　　老师想赚钱，学生想赚钱，当时我们文学院好多老师下海了，另外一些老师魂不守舍。还有老师跑到河北塑料厂，买了一千多个呼啦圈准备卖给学生和外面的人，打的广告“大学老师卖呼啦圈”，好多没有卖出去，放了几年都生锈老化了。

　　欲望不能野蛮生长。很多人不能在市场经济中保持淡定，但我从来没想过(下海)，没有那个能力。

　　九派新闻：高校学术腐败和生活潜规则无处不在，你个人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变好？

　　阎真：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把制度建立严密。比如说医院收红包，以前完全是公开的，医生动手术不收几千红包，病人家属还很不放心呢。这几年制度建立起来，比之前是要少了很多。

　　另外就是，社会文化心态要改变。我一个学生到一所重点中学去了，他的一点点权利就要拿来寻租，这就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质了。改变心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条条框框总有漏洞。

　　我个人评职称，确实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因为这个内心还是有一种清高。但是那些打招呼的人，那些上蹿下跳的人，他们还是占便宜的。

　　九派新闻：从《沧浪之水》到《活着之上》，你写屈服于社会的人，写坚守自己内心的人，大家可能想知道，你会不会去写那些抗争的人？

　　阎真：我不会写，那是文化英雄，这个文化英雄也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但真的实在是太少了。

　　一个单位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事情来捅那个事情来捅，领导是非常不喜欢的，而且他一天到晚捅不嬴。好多事情都可以捅，比如说我们学校招生的、收费的、评职称的，每个地方都可能有漏洞，但它也不是说就是犯法。

　　九派新闻：听说你四十多岁才住上一室一厅的房子？

　　阎真：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得多，四十多岁住上一室一厅，我都感到非常高兴。现在的年轻人生活条件比二十年前要好得多，但他们事业空间地打开，比我们那时要艰难多了。

　　三十年前，我一个北大本科生，毕业就可以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现在北大的博士还不一定进得去。竞争太激烈。十多年前，一个博士来了，搞两年就给他评了副教授，现在博士来了，七八年评不上很正常。

　　真的太残酷了，年轻人要进步一点好难，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幸运，我现在住宿条件还不错，家里的房子有两百平方。

　　谈朱栋霖事件最好不要搞公开信，这会对学校有伤害

　　九派新闻：你怎么看前一段时间苏大教授朱栋霖的公开信事件？

　　阎真：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他的动机是个人利益，另外关键是他说的是不是事实，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判断。

　　如果学校承认了，那就纠错，那就没有矛盾了。我们这里老师60岁退休，博士生导师是65岁退休，按政策一刀切，因为你重要不重要讲不清楚，不可能每个人制定一个政策。

　　就是承诺，也要看什么性质的承诺，承诺又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作为学校，承诺你70岁退休，你65岁退休，我觉得也很正常。65岁还不退休，那新的老师怎么成长呢？

　　九派新闻：假如你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处理？

　　阎真：不牵扯到贪污腐败的话，最好不要搞公开信，公开信会对学校有伤害。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多多少少要维护学校声誉。我在中南大学工作十几年，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大的原则性问题，最好还是内部解决。

　　如果要把学校拖下去，那事情多得是，有很多我都写到小说里去了。比如我这台电脑，学校买要五千三，我自己买三千九，国家补贴三百，三千六。一个学校几千台一万台，那是一个什么数字？

　　还有那个空调，也是我代表学校去买的，我买了二十几台，买得很便宜，他们非常不高兴。那个资产处不肯给我报销，我发脾气说要去找校长，最后他们才给我报销的。

　　九派新闻：你在高校任职，写的又是有关高校内幕的小说，有担心会对你本人有影响吗？

　　阎真：我不担心，无欲则刚，我又不去求谁，不求当官，也不求提拔。现在的制度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如果苏大的院长做得非常过分的话，如果他把很多钱都搞到自己腰包里去了，那这个时候他肯定就已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