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新闻特约记者 胡大旗

　　再精彩的电影编排也比不过拙劣的现实。

　　19日，黑龙江媒体报道，4个年轻人觉得官员怕被纪检部门调查，花20万元装修假审讯室，冒充检察院工作人员，将绥化市农垦管局的农场场长张伟夫妇带走，在审讯室向他们敲诈40万元。张伟最后同意。

　　九派新闻（微信号：cjrnews）梳理发现，近些年来，敲诈官员的案件频发，手段低劣却涉案官员众多。出现过哪些敲诈官员的手法？敲诈者是什么逻辑？面对种种低级骗局，官员为何屡屡被套？

　　6种敲诈官员的低级骗局

　　1、PS艳照

　　这是早期敲诈官员的惯用手段，为人熟知的是湖南双峰县犯罪团伙。

　　2013年初，双峰县警方逮捕了4个团伙的8名犯罪嫌疑人。警方称，2011年以来，这些犯罪团伙多次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政府官员、企业董事长、经理等，涉案总金额达4530余万元。

　　这只是双峰县“PS敲诈”的冰山一角，媒体调查显示，在双峰，“PS敲诈”汹涌泛滥，成了一个全民皆知的产业链。一些农民通过网站下载各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干部的照片，然后合成艳照，将勒索信件通过邮局寄出。被敲诈官员众多。

　　当年，双峰县出现大量“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全社会动员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的标语。

　　据公开报道，类似案件还在安徽、广东、江苏等地发生过。

　　2、冒充“三陪小姐”

　　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一种敲诈手段。

　　2004年，辽宁两名男人过网络查找各地官员信息，并给官员邮寄勒索信，自称“是一名‘三陪’小姐，曾与你有过关系，并掌握了证据。请快速在指定账户里存入500元。”

　　短短一个月时间，他们敲诈勒索了全国各地79名领导干部，共计39500元。

　　3、色诱后录音、录像

　　最为出名的是“重庆雷政富案”。

　　2008年1月，重庆某公司负责人肖烨等人，安排赵红霞偷拍与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雷政富与化名周小雪的赵红霞开房时，捉奸。

　　之后，肖烨利用不雅视频对雷政富敲诈。

　　重庆市官方公布的消息称，该市涉及不雅视频案的党员干部包括雷政富在内共有21人。

　　类似案件还在湖南衡阳、福建福州等地发生过。

　　《新京报》对“衡阳版雷政富案”报道显示，6男6女组成的团伙，利用女子打电话或发短信色诱官员，偷录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制成光盘后，对当事官员进行敲诈。

　　色诱或敲诈55人，涉案金额高达250多万元。涉及湖南衡阳、郴州等10个市、州，以及湖北、江苏、浙江三个省份，“大部分是官员”。

　　4、发威胁短信敲诈

　　安徽一名王姓男子因赌博输了20多万，想通过敲诈勒索官员致富。

　　短短一个月，他从网上搜索各地官员手机号码，并给他们发短信，要求他向一个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否则要公开他的受贿情况。

　　他敲诈江苏等地20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不过，面对这种特别拙劣的手段，并没有人上当。

　　5、假冒纪检官员

　　这是针对官员群体常用的一种手段。

　　以开篇提到的黑龙江案件为例，8月底的晚上，正在看电视的绥化农垦管局的农场场长张伟夫妇，以“配合调查案件”为由，被自称是检察院工作人员带走，随后被戴上头套，带到一间逼真的审讯室里。

　　据媒体报道，为了自身安全，张伟说，可以出20万，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同意出40万元。

　　经过警方调查，原来是四个人认为“领导怕查”，花20余万元，用三个多月时间精心装修了一个假的检察院审讯室，用来敲诈官员。

　　类似案件还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发生过。2012年3月，一男子捡到南部县教育局原局长罗维的13万元个人理财开户回执单，便和朋友冒充南充市纪检干部，给罗维打电话说，有人举报其受贿行为，要求其用60万元摆平此事。

　　罗维最终同意支付15万元，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戏剧性的是，经过调查，南部县教育局原局长罗维真的受贿了，他被阆中市检察院反贪局查办。

　　6、冒充杀手

　　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敲诈官员方式。

　　2007年，贵州省思南县两位农民朱应涛、陈仲军冒充杀手向四川官员敲诈，先后有17局长“拿钱消灾”，涉及到四川宜宾、阆中市、营山县、蒲江县等多个县市的多个局长，这些人共汇给两人近12万元。

　　这两个人只是给他们打电话，说了一些类似“你得罪了人，你的仇人请我们来砍你的手脚”的威胁的话。

　　此外，一名自称“黑手党中国总部”的湖南籍男子，自2003年6月以来分别给辽宁、河南、上海、浙江等17个省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投寄了1万多封恐吓信，诈财13万余元。

　　敲诈者的逻辑

　　据公开报道，这些敲诈者大多没有什么文化水平。

　　黑龙江案件中，冒充纪检的四人为无业青年；四川南部县敲诈官员的人为两名刑满释放人员；冒充杀手敲诈四川官员的人为贵州两位农民；湖南“衡阳版雷政富案”中的涉案人员，也均为无业青年。

　　据公开报道，他们大多认为“官员怕查”、官员有钱或者握有不雅视频等确凿证据。

　　而在贵州农民冒充杀手敲诈四川官员的案例中，敲诈者的逻辑更为荒唐：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四川省武胜县一名局长因得罪人被雇凶杀害，于是受到“启发”。

　　案发多因偶然因素

　　这些案例中，几乎没有官员主动报案，案发几乎均存在偶然因素。

　　“重庆雷政富案”中，涉案的21位官员无一人主动报案，案发是因为流传在网上的一段不雅视频；湖南“衡阳版雷政富案”中，只有一名官员主动报案，但随即被当地“秘而不宣”，再次案发并为公众所知，是因为衡阳纪委查办案件时，发现了涉案官员的相关线索。

　　福建福州版“雷政富事件”中，一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色诱党政干部、偷拍开房照，涉及多名官员，只有一名官员不肯埋单并报警，案件才浮出水面。

　　同样，受PS艳照及假冒“三陪小姐”敲诈的官员，也几乎无人主动报案。

　　福州版“雷政富事件”曝光后，《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他们为何敢敲诈勒索官员”的评论，认为敲诈行为针对的都是官员个人，但在本质上指向的其实是对权力的敲诈，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及其“变现能力”。

　　敲诈者敢于将“黑手”伸向官员，至少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相信某些官员会“上钩”，而且有能力拿出足够的钱来摆平；二，笃信这些官员不敢报警。

　　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官员的敲诈，同样是由权力缺乏必要制衡而导致的次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