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将内斗看做反腐利器。与小偷、情妇揭腐类似，它们只是客观上引起了腐败线索的暴露，提前揭开了腐败官员的画皮。相反，内斗留下的深刻教训，对当地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好好反思。”

　　2014年4月30日，山西高平市女市长杨晓波黯然落马。此时，距其“老搭档”——曾任高平市委书记的谢克敏被查仅1个月。据报道，谢、杨两人不和已非秘密，他们从工作中“屡有抵牾”发展到“势同水火”。杨此次被查，有当地人怀疑系被谢克敏揭发。

　　如谢、杨这般，官员之间通过非正常手段，互相排挤及病态争斗的情况，自古以来就不鲜见。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因内斗而举报，最后双双落马的案例，更将这一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梳理官场内斗的表现形式及深层原因，可为总结教训提供有益借鉴。

　　贪官为何多内斗

　　从古至今，贪官内斗为何频频发生？对党政一把手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山东学者高维谦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争权夺利是引发贪官内斗的核心所在。

　　多名专家表示，发生内斗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心理因素看，强烈的竞争意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动力之一；内斗则是竞争的畸形、病态的表现。

　　从社会背景看，从古至今盛行的官本位思想，助长了贪官“唯我独尊”的权欲。“当其认为一方越权，侵犯其权力或权力范围内的利益，就容易将对方视为异己，引起恶斗。”高维谦说。

　　从权力配置看，一些重要岗位，如党政一把手权力界限模糊，行权规则实际上并不清晰透明，造成双方摩擦和争斗易发多发。

　　从约束机制看，除了法治规则不健全，多地都有“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难”的情况。亦不排除个别上级放纵贪官内斗，自己乐得掌控局面，坐收渔利。

　　相比学者而言，浸淫县级机关多年、曾在县委办任职的侯天海，对内斗造成的伤害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用他的话讲，贪官之间要斗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其中一方因为个人私利受损而攻击另一方，还不能简单判定为内斗。内斗具有双向性，往往是彼此交集颇深，都参与其中。”侯天海说。

　　内斗的第二个要素是对等性——通常而言，地位相近、职务关键的两个领导，发生内斗的可能性更大。侯天海解释，比如，一个县里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尤其是空降县委书记和本土成长起来的县长；还有皆有“后台”撑腰的两个领导，彼此能量旗鼓相当，易从工作上的不和引发私人恩怨，进而内斗不止。

　　多年前，从省级机关调任兰州市委书记的王军就与兰州本地成长的市长张玉舜矛盾重重，经常发生冲突。在一次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王军公开表示不再支持张玉舜的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双方争斗中，地位高的一方不一定能稳占上风。侯天海就曾碰到过一任外来县长联合本土成长的县政协主席，“二对一”，给年轻的空降县委书记频繁制造障碍，使其不久调回市里。

　　“会发生内斗，还往往与双方性格不合，易引发冲突有关，至少要有一方性格强势、作风霸道。照我看，很多贪官，尤其“贪腐一把手”都是如此。”侯天海举例称，一般而言，当强势书记碰到强势县长，弱势书记配一个强势县长，更容易引发内斗。

　　类似的例子除了杨卫泽和季建业，上文提到的杨晓波也是一证。据报道，其担任市长后“遇强则强”，强势霸道的风格在高平人尽皆知。“当时没看出来，她当宣传部长时还觉得很柔弱。”一名当地媒体人称。

　　总结多起个例看，内斗还须具有持续性。“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双方矛盾萌发，到相持、激化，往往会持续一段比较长时间。严格说来，双方因一事引发一次冲突还算不上内斗。二是当他们的职务变动后，旧怨未解亦可能引发新仇，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侯天海说。事实上，从朱泽君和曹鉴燎两贪官的内斗过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从“斗心机”到“斗拳脚”，

　　当贪官掀起内斗，会有哪些具体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互不买账、相互拆台。

　　据报道，某央企原董事长、总经理不和，董事长就趁总经理出差时任免干部。而据当时的兰州市委官员透露，深陷内斗的市委书记王军就和市长张玉舜互相威胁，要将对方送进监狱。

　　为了对付另一方，还有人大力扶植代理人。曾任广东省阳春市市长的曾威斌常坚持己见，顶撞时任市委书记严文耀，两人形同水火。为了在内斗中占优，严文耀暗中支持竞争市长失败耿耿于怀的时任副市长杨启周，公开与曾威斌唱对台戏，搞得领导班子勾心斗角。

　　如同上文所说，内斗一般主要是“斗心机”，而不是“斗拳脚”。但当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不光有直接动手、还有“动口”的。2013年5月，湖南衡阳质监局正副两科长在办公室大打出手，一人手指受伤缝了三针，一人鼻子被咬了一个洞。一名副局长介绍，两人共事近10年，打架是因为长久的矛盾，与工作没有关系。

　　不过，这样的例子仅限于较低级别官员之间。身份决定了绝大多数官员之间都是“动口不动手”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级之间的争斗，还常会殃及下属。天强咨询总经理祝波善说：“我在走访央企的时候，有中层跟我抱怨，‘一旦董事长和总经理发生意见冲突，就会逼着我们站队，苦不堪言’。”

　　这样的内斗和内耗，给下级带来烦恼和恐惧，并很可能演变为派系之争，进而延伸到双方染指的政界、商界、学界，异化一地的政治生态。

　　当内斗发展到无可调和，应该如何快刀斩乱麻？当事双方通常选择“向上告”，而不是“向外传”。如前些年，江西省国土厅“几名厅长间相互有斗争”，时任厅长刘积福发现自己办公室被装窃听器后，就向纪委举报。此后不久，3名副厅长皆落马。

　　如今，随着网络兴起，在网上发帖举报已成为一方扳倒另一方的新选择。2012年11月，雷政富事件引爆网络。该事件爆料人朱瑞峰透露，提供视频的线人就来自重庆公安方面，其之所以选择爆料，是内斗的结果。朱还总结说：“90%的爆料人都来自官场内部。”

　　不过，贪官之间内斗，更常见的结局是双双被查。一个典型案例是，天津地铁总公司原董事长王春清和总经理高怀志从工作分歧发展到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机关举报了“老搭档”，高怀志被查后又检举了王春清，二人同赴监牢。

　　还有更惊悚的。上文提到的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未竞争上市长，又被市长曾威斌调整分工，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不做二不休，他开始筹谋对市长“雇凶灭口”，最终雇凶杀人未遂，被判处死缓，还牵出了与市长不和的市委书记严文耀的腐败问题。

　　上述情形引发了公众的热烈讨论，有人感慨，内斗未必是坏事。但在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绝不能将内斗看做反腐利器。” 刘益飞说，“与小偷、情妇揭腐类似，它们只是客观上引起了腐败线索的暴露，提前揭开了腐败官员的画皮而已。相反，内斗留下的深刻教训，对当地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好好反思。”

　　“权力行使得越透明，内斗就越没有市场”

　　梳理内斗的原因、表现和结果之后，对于内斗的作用，仍有一些错误观念需要厘清。

　　有网友认为，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内斗，可以相互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起牵制作用。专家指出，这些论调，混淆了内斗与正常监督的本质区别。

　　“以牺牲班子的整体领导力，靠内耗来实现所谓的监督，代价太大了。”上述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正常监督与内斗的区别至少有三点：从目的看，正常监督是出自公心，为了促进工作；而内斗则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和私利。如申维辰、金道铭在太原“互掐”的原因之一，竟是为了照顾相熟的房地产商。

　　从对象看，正常监督主要针对某个具体决策、某件具体事宜，而内斗很大程度上是 “对人不对事”。

　　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任5年斗走了两任县长。一次杨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县长讲了一些不同意见，杨在会上厉声呵斥说：“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可见，他首先考虑的是打压县长，维护自己的“权威”。至于县长意见是否正确，已经不重要了。

　　第三个区别是，从影响看，开展正常监督属于党纪国法鼓励的范畴，而内斗则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容易走向拉帮结派的邪路。

　　据报道，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落马前，曾举报同事廖永远。王天普任中石化副总经理时，亦曾举报同样贪腐的一把手陈同海。围绕他们的内斗与举报，往往有团团伙伙和派系的因素。中央纪委对廖永远“双开”的通报中就指出，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

　　十八大以来，“纯洁党内上下级关系与人际关系”被摆到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的标准。而贪官内斗涉及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利益交换”，则被列入“决不允许搞”的范畴。

　　对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内斗，专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工作中产生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处理、协调矛盾时，很多人还不善于使用正常的制度机制，或者制度机制还不完善。”刘益飞举例说，比如领导之间在工作上有了分歧，可以坦诚相待，通过民主生活会、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交心谈心等解决，而不是走非正常渠道，或以权压人，引发后患。

　　几名专家进一步表示，习总书记提出的“严格政治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应从思想根源上反思，加强修养，牢记宗旨。

　　如何将官员之间不正常的明争暗斗，转化为积极、健康的实绩竞争，促进工作开展？专家指出，根本措施是破除官僚主义、搞一言堂等潜规则的影响，明晰权力界限，推进依法行权和权力公开，使官员各司其职，接受群众监督。“权力行使得越透明越规范，‘内斗’就越没有市场。”

　　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思想觉悟、民主法治、社会进步等多方面同步推进，进而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贪官之所以内斗，与政治生态恶劣关系很大。潜规则盛行，内斗就会大行其道；只有政治清明，官员之间才会有正常、积极的相互竞争。”有专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