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15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但令人遗憾的是，《“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落选，这套档案主要记录了1931年至1949年“慰安妇”的情况和痛苦遭遇。以随团专家和观察员身份参会的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昨天下午接受了武汉晚报记者的电话专访。

　　中国在世的慰安妇仅存20人

　　苏教授说，虽然《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了，可遗憾的是，慰安妇档案落选了，我们提交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桩桩件件记录了慰安妇的痛苦遭遇。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和帮助慰安妇数十年的我们，面对失利绝不会泄气，我们已经申请过很多次了，不能因为一次失利而放弃，还要继续努力。只是，当年幸存的慰安妇，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存20人，他们分布在湖北孝感、山西盂县、海南和黑龙江，年龄都在九旬上下，而且身体大多有病，如果不抓紧时间争取申遗，等这20位慰安妇全都含恨离开人世，活着的人们真是对不起这些不幸的老人。苏教授介绍，全国受害的100多位慰安妇，大多无儿无女，生活无依无靠，10多年前，在许多好心企业人士的帮助下，由他出面给全国各地的慰安妇老人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补贴，如今，这100多位受害的慰安妇大多含恨离世，目前只剩下20位，发放的生活补贴增加到每人每年5000元，提供给她们最低生活补助。

　　13年艰苦取证撰写《慰安妇研究》

　　2001年5月9日，武汉晚报刊发了《孝感三汊镇韩国籍慰安妇毛银梅的悲惨遭遇》，上海师大苏智良教授专门从本报调取了毛银梅老人的资料，此后资助毛银梅老人生活达14年之久。

　　昨天下午，苏教授对记者说，经过13年的艰苦调查、取证和研究，他撰写了一部《慰安妇研究》专著。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据苏教授考证，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21个省市建有慰安所，有的存在时间长达14年；那里的慰安妇，多的有300至500人，少的仅1人；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在慰安所时间短者数周，长者达7年之久。

　　1991年，苏智良作为上海师大选派客座研究员在日本学习，他被安排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1992年3月的一天，一个日本教授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问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苏智良日后出版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里曾提及：一天，我在日本神保町的旧书店里，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黑白照片的上面，有着两排日本式的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去作乐。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与此同时，日本的《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的演讲，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经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不久，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照片作为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象征，被各大新闻媒体报道采用，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

　　找到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

　　1993年6月，他结束留学生涯，与妻子一起回到上海，一起投入对杨家宅慰安所“地毯式”的搜索中。从寻杨家宅慰安所打头，到进“大一沙龙”、访“三好馆”，至今，他们已找到了149处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原址。

　　“我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字的资料。我家里存放着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每盘都是血泪交加，惨不忍闻。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借“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为舞台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苏智良一行带着杨大娘前往大阪进行控诉。

　　“我记得很清楚。她不愿抛头露面，我们就用一块白布单子遮蔽着她，再把光打在上面，这样就可看到她的身形了。她在后面讲述，旁边有人做翻译。当她讲到她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从那时到今天都在使用尿布时，我当场哭了……这种痛苦实在难以用语言描述。”苏智良回忆。

　　“你们是怎样找到幸存者的？”“有时是通过群众来信，有时是通过当地媒体的反映。湖北孝感的毛老太就是武汉晚报最先报道的。”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教授。文/记者汤华明 图/记者杨少昆 制图董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