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许多的日常对话都没有了眼神交流。室友会在隔壁的屋子给你发短信，老板会在几步外给你发即时消息。有些时候，这些取代了面对面交流的“屏幕对话”会让人感到心神不宁，可绝大多数时候，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溜走。我也不会去寻找谁的凝视，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将双手伸向敲字的键盘，去完成一段段隔空对话。

谢里·特克（Sherry Turkle）是麻省理工学院临床心理学与社会学家。30年来，她一直都在研究观察，人们是如何应对和接受那些改变我们日常交流方式的新兴科技的。

在谢里的新书《拯救对话：数字时代交谈的力量》（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中，她提出，短信、推特、脸书推送、电子邮件、即时信息和阅后即焚等这些即时、快速的碎片化在线交流正取代面对面谈话，人们也日益认识到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谢里表示，对于移动设备的过度依赖正在破坏我们面对面交谈的能力。通过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削弱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移动设备正在剥夺“我们所做的最人性化的事情”。

谢里的书中包含了她过去五年的一些研究——与儿童、青少年、大学生、家长、教育者和管理人员的访谈和案例，还包括了她基于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学做出的一些深刻见解。概括来看，谢里的这些故事提供了人类与如何应对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的一幅缩影。

拯救失落的对话艺术

在谢里早先的书作《独自共处：为何我们更依赖科技而非彼此》（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中，她记录了人类是如何敞开心怀拥抱智能手机和其他新科技的。而这一次，她写下了更多的不满：晚餐时，孩子们祈求父母放下手机；朋友们搁下彼此的对话，销声匿迹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中……

对此，谢里做出的诊断是：在友情、亲情、爱情和工作关系中，“我们都在放弃彼此，转而投向手机的怀抱”。而她开出的药方则是：为日常对话开辟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空间”——不要让手机出现在餐桌，让书房和卧室隔绝Wifi。忘掉所谓的“一心多用”——谢里认为，这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产生共鸣——相反，你应当尝试去做到“一心一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永远不要把只能手机看做能够取代一切的万能工具。

当谢里笔下书写着设备是如何影响“数字原住民”的社会与情感发展的，好像是一幅黯淡无光的景象，可是，她也在最后写道，“年轻人的愤怒”让她备受鼓舞。

作为“数字原住民”和网络新手的间隔代——我16岁时拥有了第一步iPhone收集，标志着我生活的一个深刻拐点，我无比认同谢里的观点。不过，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谢里自己也是一个局外人。我的同龄人和那些比我们还要年轻的人们是如何“拯救对话”的，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我将这所有的想法都与谢里做了交流，以下是我稍稍编辑过的对话概要。

L=记者劳伦·堪萨尼·戴维斯（Lauren Cassani Davis）

S=谢里·特克（Sherry Turkel）

L：你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对话的出逃”，怎么理解？

S：你看那些在餐桌上的人，他们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同他们的同伴在餐桌上交谈。如果你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所谓的“三人法则”：低头看手机前，你要确保有三个人抬着头，这样你就能保证交谈一直继续。但很快，人们会承认，这与人人参与的交谈有所不同。实验也证明，当两人中有一人持有手机，对话中的交流感会明显减弱。

L：你一再地用到了“同理心”这个词，来说明目前状况下确实的内容，你说的“同理心”到底是什么？

S:我提到的“移情”，是一种设身处地去感受、想象对方经历的心理能力。我之所以说这种能力会缺失，是有神经学基础的——因为当你让年轻人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们在那儿不能使用任何移动设备，然后五天之后，你让他们看图，去判断图中人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的正确率会比刚刚带着手机入营时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将自己放置到一个没有眼神交流的环境中，不与他人保持一定时间的共处，不去努力体会他们的感受，同理心的能力就会被减弱。

我采访了这组大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告诉我：“发短信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当我们在一起时，发短信对谈话造成的影响。”我认为社交媒体很好。问题在于，当社交媒体还是影响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是否在有节制地使用他们。

L：你还提到，交谈的另一块基石是孤独和自我投射。为什么你会认为科技是侵蚀我们独处能力的主要原因呢？

S：我不是想说科技是唯一的因素。但科技确实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作用，因为我认为移动设备与其他类似的科技不同，它提供了三个保障。我把它们称作“善良精灵的三个礼物”：你永远不会感到孤单，永远有人听你说话，你可以关注任意你愿意关注的事情。而且，你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参与的内容，也可以中途开溜，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这种由移动设备带来的社会新风正分散着人们对于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的注意力。

我成长的时代是书伴随着我，我与我最好的朋友交谈时，真的没有办法只说一句“不好意思啊”，就在一段对话中翻开书看起来。你不可能在你的朋友和神探南希间来去自如。

我们告诉别人，是因为他们原没有手机上的内容来的有趣丰富。我采访的一些对象会说：“在一段对话中被‘搁置’，会让我感到很糟糕——我不会说出来，但真的让人感觉很不好。当我在一段对话中把别人晾在一边时，这很不好，但我这么做的时候总会忘了自己曾经的感受。”当你投入到手机大业中时，你的“移情”能力往往会被压制。

L：从某种角度来说，你描述的有些像利己主义文化。我好奇的是，我们不会产生“我因为没有给你足够的关注而感到抱歉”这样的感受，那么当我们在电话上与人交谈时，会出现这样的感受吗？

S：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激进的利己主义，甚至有些过了头，以至于我们否定一切公共关系，即便我们自己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当我们在网络上时，我们会谈论这个新兴的社区，以及我们的参与对于这个社群多么重要。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这也会带来人们的冲突，而这也是我书中的一个主题。

我感兴趣的是皮尤的数据。那个报告让人十分困惑。超过80%的人说，他们很少选择电话进行沟通，他们会描述他们所认为的积极的方式——他们对此持有一种积极地态度。手机有很多好处，但回到问题的本质——“你认为手机对交谈有什么样的影响”，82%的人们会说，它们破坏了交谈。

我们所做的事情，似乎正在将我们置于冲突之中——从报告来看，这是事实。移动设备并没有为社会和友谊带来真正积极的影响。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发短信，即便在宗教活动中也是如此。我问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会承认说，我们发短息，是因为无聊。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意味着什么？我去参加一个葬礼，我觉得无聊了，所以我发短信？他们遗忘了葬礼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给孩子做出怎样的榜样。他们忘了，葬礼最关键的，是大家在一起，彼此陪伴。

L:你认为，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中，互联网和移动工具是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的？这与其他技术革命如电话的发明，电报的发明，甚至是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与这些变革带来的变化有什么不同？人的价值危机是技术变革和人类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S：速度，还有对于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自我认知程度。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像“诶呀，这本小说会败坏风气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周围一切和对彼此的漠视——对孩子的陪伴、一段恋爱关系、我们的教育体系或者工作——我们没有对彼此专心致志，这是我们需要、也可以做出改变的。

L：你的研究中，你花了一些时间与参加“杜绝移动设备夏令营”的孩子们在一起。你认为这种夏令营是否值得推广？是不是也该给大人们办一个专业的夏令营？

S：我认为不同的人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告别手机”时间的方法。对有些人来说，野营会管用；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设一个类似安息日的时间来让自己从移动设备中解放出来；或者有些就是每天找个时间外出走走。不论哪种方法，我想都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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