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后首次官方发言：获奖并不意外

　　2015年10月8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研究员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首次出席官方活动，并作发言。这是一场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药总局共同召开的“祝贺屠呦呦研究员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近百名国内知名的院士、中西医学家、政府官员出席了座谈会。已经85岁高龄的屠呦呦一头黑发、身穿素色碎花衬衫出席了会议。精神矍铄的她，谈吐清晰。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青蒿素抗疟的发现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的认可。”屠呦呦对获得诺奖的成绩并不意外。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带领7名专家到中国听取青蒿素研究的报告，第一次认可了中国的青蒿素抗疟研究。

　　屠呦呦当年的科研环境让人难以置信。她回忆，1960年代，国家正面临一个紧迫的医学难题——“疟疾”。当时，传统的抗疟药已经失效，大批的人们因此失去生命。她所在的“532课题组”临危受命，在整个科研和学术都停止的情况下开启了抗疟新药的研究，她们走访了中国各地的传统医药从业者，并整理了谈话记录，编写了《抗疟单验方集》，在2000多个药方中，发现有一味药在抑制疟疾的标志症状“间歇热”时很有效，即青蒿。随后，他们经过近两百次实验、以身试药才确定了青蒿抗疟的安全性。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是整个团队共同的荣誉。”屠呦呦谦虚地说，青蒿素的成功是靠研究团队多年攻关的成绩，即便现在获得了诺贝尔奖，它也是科学家团队的荣誉，是整个国家与人民的荣誉。

　　现场的多位和屠呦呦共事过的同事及科学家都为获奖惊喜不已。但屠呦呦本人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平静，即便十几位发言人一遍遍的夸赞她的成绩，她也只是认真聆听，很少回应。在她看来，获得诺奖更重要的意义是，让全世界更重视青蒿素的研究，拓展其适应症，让青蒿素拯救更多被疾病所困的人们。“当时没有想过要获奖，就想救命，即便不获得诺贝尔奖，青蒿素救了那么多人，这也值得。”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对屠呦呦的获奖评价道，“这个奖来的太好了！”。

　　他说，青蒿素在举国体制的时代下发现，是几百位科学家共同的奋斗结果，而屠呦呦是这个群体最为杰出的代表。她淡薄名利、专注科研，让人感受到“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气度。但科学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需要我们耐的住寂寞，沉的下心，放弃那些简单的数量指标的追逐，放弃那些所谓的光环诱惑，扎扎实实做好学问。

　　面对青蒿素获奖所带来的中西医争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医药学对世界人民的贡献，这项研究是源自于中医药，不管从理念、思路，包括方向，乃至关键工艺的突破都是受到中医药的启发，这是没有疑义的。诺贝尔奖的真正意义是激励我们面向需求、把目标瞄准攻克临床中的难题、提高临床疗效，最终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作为医学研究的目的。

　　屠呦呦对于青蒿素发现贡献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2011年，屠呦呦获得了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临床医学研究奖(Lasker Award)时，社会各界才开始关注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王辰在发言时提醒，对中医药的研究一定要用现代科学和国际上所能够承认的评价方法。其次，在面对举国体制做科研的环境下，绝不能忽视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突破的关键性问题往往是少数人或某个关键人物的思考和创新。诺奖公布后，社会对个人和集体作用的评价有些争论。目前的评奖体系，使得一些人成为了学术活动家，而非学术家。我们今后的科技评价体系，应该只谈科技贡献，而不是掺杂其他。

　　“所以在诺奖到来时，我们一定要有非常客观和冷静的思考，要彰显和发挥它的意义，但又不可夸大和误读它。”王辰说。

　　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为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和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附：屠呦呦现场讲话文字和视频（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整理和拍摄）

　　屠呦呦：我讲的话很简单，大家讲了很多了。李总理的贺信我也已经看到了，今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们都表示祝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感到非常的感谢。

　　青蒿素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被关注），我做一点小小的回忆。1978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那时候我就上台代表我们团队领了全国科技大会的奖状。1982年，奖励大会就有青蒿素的发明证书，是我上台领奖的。1981年的时候，（国际）上科技交往已经非常多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很关注这个问题，请求卫生部来召开青蒿素的国际会议，这次会是中国的青蒿素第一次向国际公开，当时来了7位专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等。他们听完报告以后，也是非常热烈的祝贺，认为中国能够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抗疟药。因为那时候疟疾已经产生比较严重的耐药性的问题，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抗疟新药的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结构，跟以往的抗疟药毫不相同，所以他们觉得（这一）创新的价值能够为人类的设计新的药物提供新的思路，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当时是1981年。青蒿素研究在之后不断的发展。我也得讲一下，在“五二三”办公室的领导下，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才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整个科研都停顿了，有一个“五二三”办公室来全面领导，最后弄的几乎七个省市（联合），因为军民合作创造新药。但当时难度比较高，国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找一个新的抗疟药是比较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WHO第一次的会议，他们一是表示热烈的祝贺，二是他们提出来不仅有一个新的抗疟药，而且我们有了新的结构机制的新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代，（青蒿素）已经得到了国际上很多的认可，为什么我今天得到的荣誉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青蒿素研究有我们自己单位的团队，还有“五二三”整个团队大家共同的贡献，因为那时候出了一部分成果之后，青蒿素的内部会议，大家毫无保留的都敞开谈，后来大家都有兴趣，特别是我们有除疟100%的效果以后就要到临床去实施，知道到底临床疗效怎么样。因为当时好几年不出成果大家都有点怀疑了：这个除疟模型是不是好？是不是完全和临床效果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第一次我们去海南现场“五二三”办公室汇报以后，（上级）一定要指令我们当年就要到海南现场去进行临床工作，当时难度确实比较高，因为期限比较短，这是一个军工项目，我们就赶紧请领导批准“自身试服”，我们自己试服以后安全，就上临床了，头一年就取得了30例的成功病例，这样一来内部报好以后。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各个省市都来做。这里面大家也做了很多努力，很齐心协力，因为质量的问题，北京的青蒿质量是最差的，含量是最低的，后来山东、云南好多都做，所以这个成果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集体的成就，就是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我们做了三清青蒿素，不仅疗效提高了，而且能够改造结构，有很大的发展。我这里提到的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多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所以一直到现在，得到诺贝尔奖了，这个荣誉是我们国家的荣誉，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与全国人民、科学家共同的荣誉。

　　所以我也不多讲什么了，我就希望这样一个诺贝尔奖，是国际社会进一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认可。现在正好是我们国家形势好，不断的深化改革、体制改革等等新的时期，我希望这个奖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和我们国家综合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能激励很多年轻同志在更高的领域以这种精神来做出创新的成就，推动国家进步。我也很感动。因为前天北京大学校长到我家里去，结果一去去了十几个人，除了一些领导还有年轻的一批同志，晚上七点我又接到了清华大学稍微年轻同志的邀请，我们也聊了很多，他们都不是搞医药的。这两天我电话不断，更不用说媒体（更多了）。中国的传统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产生了奇特的、特殊的新药，攻克了整个疟疾领域耐药性的问题，解决了千百万人的问题。所以这些年轻人，昨天晚上来了我也请他们坐了，他们都是搞工程的、计算机的。这就说明各个领域的年轻后辈（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希望我们国家作为新的激励机制，鼓励这些年轻一辈，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创造更多更大的创新成果，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