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信息时代最有趣的文件之一在互联网上发表，事实上这份文件是谷歌IPO上市计划的一部分。该文件由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签署，文件表达了他们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和对华尔街的不信任。两人建议用信托责任来平衡风险，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司结构，以此来消除华尔街金主们的瞎指挥，从而保证谷歌的创新能力。在这种新型结构下，谷歌不再像其它公司一样以赚取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为目标，相反，它通过一系列服务来改善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佩奇警告道：“给我们投资前您可要想清楚了，这笔投资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让您赚的盆满钵满，而且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利润、增长率、品牌价值、产品和员工等方面谷歌都做得很不错，不过真正给谷歌带来巨额财富的产品是关键词广告AdWords，它也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不过8月10日Alphabet成立后，原来那个谷歌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公司的重组中，原来的盈利大头，也就是搜索和广告部，外加YouTube和谷歌地图会成为Alphabet的子公司，股票分析师称其为“谷歌核心”（core Google）。而其它谷歌的下属业务，比如Google X研发实验室、生命科学和寿命延长的研究部门、Nest实验室和家居产品部门等（这些部门暂时都还无法盈利）未来都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你可以从纯粹的财务角度来解读这次重组，“谷歌核心”部分的盈利能力强，对于提振华尔街的信心很重要，这样谷歌就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Google X等项目中，这些项目已经在无人驾驶汽车和高空气球计划（通过气球来普及全球移动通信网络）上结出了果实。佩奇认为这次重组很有效，未来Alphabet会变得“更加干净和富有社会责任感”。抛开财务方面的考量，我们会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那就是Alphabet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富有成效的产业创新新路径吗？

贝尔实验室的例子就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能为Alphabet指明未来路上的挑战，该实验室创立于1925年，是AT&T公司下属的研发实验室，在它的鼎盛时期，AT&T公司垄断着美国电话服务。贝尔实验室可算是信息时代的奠基者之一，它发明了许多基础技术。晶体管、早期的激光、通讯卫星和UNIX操作系统都出自该实验室之手。它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以技术为导向的创新工业公司的最高水准，几十年以来，它不仅成为了美国最领先的工业实验室，在世界范围内其影响力也无出其右，在数学、物理和材料科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同时它还是声学、半导体和移动通讯领域的领航员。

谷歌就有许多员工是贝尔实验室的铁粉或是前员工，而谷歌不断超越自我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创新更是让它具备了当代“贝尔实验室”的气场。另外，谷歌和当年AT&T的做法也很相似，都是靠着固定的垄断收入（关键词广告）来补贴前瞻领域的发展。

不过，可不要忘了贝尔实验室今天的盛名可是靠着研究部门的一个个突破换来的，但这些突破的背后也有开发部门勤勤恳恳的工作来支撑。贝尔实验室的研究部门主管John Pierce就曾表示，“追求一个想法比拥有这个想法要困难14倍”，这一敏锐的洞察力来自于Pierce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想要以现有技术突破为基础创造一个功能性产品（比如晶体管），不仅需要非凡的努力，更需要大量的时间。

另一个区别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贝尔实验室的研发工作主要围绕通讯技术展开，因为这是其母公司AT&T的主营产业，而这一领域非常宽泛，与物理、化学和天文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实验室的工作灵活性也很高，尤其是数学部门。Claude Shannon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离开实验室去麻省理工任教之前，他的理论就为有效的数字通信铺平了道路，不过他有时会花一整天时间去摆弄游戏象棋程序和自动化设备。不过政策的宽松也是相对的，如此的灵活性照样留不住John Bardeen，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晶体管之父。当时Bardeen在做超导研究，而实验室认为这项研究与通讯技术没半毛钱关系。这类事情会不会在谷歌重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近些年来谷歌砸重金的研发工作貌似跟它的核心业务都没有什么交集，可能这也是佩奇和布林掌舵的谷歌最令人赞赏的部分了。

过去几十年间，华尔街急功近利只重视短期和风险规避的思维让那些曾经强大的实验室（如IBM）风光不再，这一政策还让主要的美国科技公司都对雄心勃勃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谈虎色变。而谷歌却是其中的特例，它走出了一条更加灵活的道路。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就是谷歌广告业务，它真心是个超级印钞机；第二则是创始人佩奇和布林的超强决断力，他们愿意将大把钞票投在风险巨大的新领域中。

创始人持股的比例保证了决策的顺利实施。不过展望Alphabet的未来，它们需要更精确的定义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定义对Alphabet旗下较为成熟的业务很有意义，比如YouTube和Nest，因为未来这两家收购而来的公司可能会成为Alphabet的主力印钞机。另外，谷歌在年轻人和一些信息化企业的投入未来也可能结出累累硕果。同时，佩奇和布林还在研发上做了很多投资组合，如果未来其中之一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比如用户数量或者对工程师的吸引能力），就有可能进一步转化成巨大的收入。

不过对于新生的Alphabet来说，想迅速拿出一系列创新并彻底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不是那么容易。就拿它旗下的生命科学部门Calico来说，该部门人才济济，摩拳擦掌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探究延缓人体老化的奥秘，但这一项目貌似与整个公司格格不入，恐怕在短期内对谷歌的营收增长没什么效用，大笔的研发资金估计也与它无缘。

历史表明，围绕特定技术组织复杂和创新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图方便。它可以提高成功的几率，因为开发专家可以对研究提供支持，制造专家也可在制造过程中将问题及时反馈给技术开发部门。20世纪的产业研究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公司活动中，工程、商业和销售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见解。能看到Calico为我们多续几年命是极好的，但我认为Alphabet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在产业创新上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且更有针对性的榜样。

未来，这些谷歌曾经涉足的前瞻技术肯定会有一些结出累累硕果，并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也是贝尔实验室曾经的使命，它的许多技术创新后来成了英特尔、德州仪器、甚至苹果、微软和谷歌等公司再创新的基础。帕罗奥托研究中心（PARC，施乐研究实验室）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也是如此，它创造了以太网和图形用户界面但却没能将这些产品商业化。不过这也是个悖论，因为正是贝尔实验室没有一切向钱看，才有了它几十年的长盛不衰，否则它可能早就在激烈的竞争中消亡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即使你大举押注一项可以改变未来的技术，也无法保证能第一个将其商用化，而后来者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Alphabet想要完成佩奇和布林的雄心壮志，就要解决那些曾经困扰贝尔实验室和PARC的创新难题——怎样将那些与你核心竞争力无关的突破变现？到底由谁来生产和销售那些无人驾驶汽车？抗衰老研究怎么商业化？若这些问题能迎刃而解，就可算得上是一项重大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