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面对“文革”造成的全国乱局，邓小平义无反顾地开始全面整顿，“军队要整顿”更是响彻全军，他从抓军队整顿开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很快，他把目光转向了解放军总后勤部（下文简称总后）：总后确实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林彪一伙在这里干了许多坏事。仅在总后机关，他们炮制出的所谓“反党集团”、“特务集团”、“特务叛国外逃集团”、“现行反革命集团”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就有35个，3500多人被立案审查，其中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43人之多。总后副部长汤平和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璋等被迫害致死。和上述问题有牵连的一些人，后来又多和“四人帮”的活动有联系。显然，要整顿总后乱象，必须找一个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且有相当资历的人，前去总后拨乱反正。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选中了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张震：红军时期，挥戈奋战在红三军团；抗日战场，出谋划策在彭雪枫部；解放战争，赞襄军机于三野大军；抗美援朝，决战决胜于对敌一线；南京办学，儒将之誉响遍全军；“文革”罹祸，楚囚之身漂泊江汉……

　　虽然身处逆境，张震始终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团伙泾渭分明，他正是邓小平心目中理想的人选！当然，张震由屈居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上调到总后工作，他本身也被“解放”了！

　　"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粟裕代表军委和他谈话。当时，军委有个六人小组，由叶剑英副主席牵头，负责调整干部和要地部署，粟裕是六人小组成员之一。解放战争中，粟裕负责三野战役指挥，张震负责参谋工作，两人相交、相知甚深。一见面，粟裕开门见山：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我思想准备不足，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

　　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总理的病情和邓小平同“上海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张震遭到“文革”冲击，政治上已经“边缘化”，但依然很清醒：“我在军区工作，虽对全局了解不多，但对江青等人的言行还是很有感觉的。谈话间，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对时局的发展很担忧。”经过一番恳谈，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9月18日，张震前往总后机关报到。当时，军委对总后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部长仍由张宗逊担任，未配政治委员，副部长除张震之外，还有贺诚、张令彬（挂职治病）、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等，还增设了顾问，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了解基本情况后，张震马上信心百倍：“这个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老红军，都有长期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宗逊同志红军时期就当过我们师的师长。我相信，只要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军委的领导下，是可以把后勤工作做好的。”

　　张震到职不久，叶剑英副主席找他谈话，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自‘文革’以来，林彪一伙对总后插手很深。中央先后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主持调查。后来，江青等人又插手总后。所以，总后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全军后勤的建设，任务都相当重。”

　　此时此刻，张震更加感到邓小平、叶剑英等对自己的信任与重托：“在八位副部长中，军委将我摆在了第一个，同时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协助宗逊同志抓全盘工作，并且参加三总部联席会议，肩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张震还是那个老习惯，到一个新单位，总会先做些调查研究。他到任伊始，就一边投入工作，一边抽时间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同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查阅有关文件和历史资料。经过一段时间，张震对总后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后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有着很好的传统，工作艰苦，作风朴实，任劳任怨，钻研业务，服务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同时，新中国成立20多年了，后勤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战争年代的新情况。比如，过去打仗，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现在却要靠自己研制和生产，用军费去买。调研中，他也深深感觉到，自“文革”以来，总后建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严重不纯，许多好的传统丢掉了，影响到后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世纪70年代前期，每年全军的经费并不多，仅100多亿元，但由于买不到装备，装备费老是用不完。由于装备费用不完，王洪文就插手总后，把一部分钱拿到上海，购买当地生产的枪炮。对于这事，张震最为揪心：“因为不是兵工厂制造的，这些枪炮质量问题很多，根本不能用，买来就丢在仓库里，居然还说是什么‘路线枪’、‘路线炮’，简直是个笑话！”

　　对于“四人帮”与林彪集团的勾结，张震也有深切的感受：“总后党委也曾作出决定，要调整16名追随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工作。刚刚行动，‘四人帮’就公开插手，为这些人翻案，使问题拖了下来。”

　　“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

　　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张震面临着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当时，总后机关对干部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怎么办？张震心里也犯嘀咕：“我初来乍到，心中底数不多。”于是，他决定抓一下总后机关的干部队伍建设，挤时间到一些单位了解情况，找一些干部谈心，争取多一点发言权。

　　1975年下半年，在张震等总后领导班子的努力下，总后的局面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情况起了变化，形势发生逆转。11月份，“四人帮”操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极少数人，发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矛头指向邓小平。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张震等人站稳了脚跟，正如他所说：“总后党委的多数同志是有不同看法和疑虑的。”在一次会议上，张震见到了邓小平。由于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见面，张震印象特别清晰：“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吧？他说：还好。我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沉思着，没有接我的话题。我想，他一定有很多难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虽然没有深谈，但张震的真切关心，无疑打动了邓小平。

　　后来，“教育革命大辩论”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上纲的“调门”就更高了。江青等人到处插手，诬陷邓小平，迫使整顿军队的工作停顿下来。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也严重干扰了总后的工作：“总后党委原来设想的工作安排，都难以按计划进行。”总后的整顿工作，也陷于停顿！！

　　对于形势发生这样的急剧变化，张震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因为叶帅找我谈话时，曾经交过底。”对“四人帮”的一些言行，张震和一些同志进行了抵制。在总后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张震着重讲了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讲了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讲了后勤战线应该如何继承与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讲话中，他还传达了毛主席对邓小平“人才难得”的评价，这在“批邓”已经形成狂澜的形势下，真正是难能可贵！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地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2月下旬，按照上级的要求，军委办公厅组织三总部领导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由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带队。在清华大学的党委会议室，迟群、谢静宜介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经验”，大放厥词。参加这样的“经验会”，张震非常窝火：“听着他们的胡言乱语，又不便当面驳斥，心里很不痛快。”

　　江青一伙极力诋毁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明令不准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吊唁，并责成各单位负责。于是，张震等决定在总后大礼堂为周总理设立灵堂，组织所属人员佩戴黑纱，分批吊唁，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

　　当时，“四人帮”把社会上流传的对他们不满的言论（比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当做“政治谣言”，严令各单位“追查”。显然，一旦查到谁头上，谁就得遭殃。于是，张震就给曹思明副政委打招呼：“这些‘谣言’，听说有的是主席讲的，搞不清，怎么查呀？”于是，总后的“追查政治谣言”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回忆往事，张震自己也感到欣慰：“我们用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干部群众。”

　　1976年10月4日，张震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到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抢险救灾部队。5日下午，在返京的飞机上，陈锡联悄悄地告诉他，毛主席生前在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曾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想到，第二天即10月6日的晚上，中央政治局顺应人民的意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于逮捕“四人帮”之前陈锡联对自己讲的话，张震事后仔细回味，认为“不同寻常”：“后来，我没有再同锡联同志聊过此事，不知他当时是否知道中央高层决策的情况。但我联系当时的形势，觉得这三句话很有分量，锡联同志此时向我透露，也不同寻常。”

　　“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四人帮”垮台后，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张震和总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四人帮”横行时，对总后多方插手，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揭批“四人帮”斗争开始时，情况非常复杂：“一些有牵连的同志遮遮捂捂，不愿讲出真实情况；也有一些同志急于联系总后的实际，有的还进行人身攻击。”当时，张震高屋建瓴地指出，“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了种种谬论，只有从理论上划清界限，才能彻底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肃清其流毒。在此基础上，再联系总后的实际，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会比较顺利。

　　在总后党委会上，张震还多次讲过，清查工作必须把握两点：一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留隐患；二要掌握政策，与人为善，不留后遗症。张震把握政策公允，得到大家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得到了党委多数同志的支持。”

　　1977年3月5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张宗逊部长生病期间，由张震主持总后的工作。6月29日，还未复出的邓小平找张震谈话，主要是了解总后的情况。谈话间，他对总后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张震说：要用5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和邓小平一席长谈，让张震感到总后整顿的紧迫性。同年8月，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震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时，张震成为总后的核心领导成员，倍感压力：“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的担子重了，心里很是着急，下决心集中精力去抓揭批查工作，想尽快分清总后的路线是非，甩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同时全力抓好全军的后勤建设。因为当时叶帅讲过一句话，说总后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

　　对于总后的整顿如何开展，张震一度比较纠结，也遭到质疑：“我强烈地意识到，从总后的实际出发，不联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不彻底揭批林彪一伙对总后建设的破坏，就不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但是，这一想法对不对？我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中央的部署，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我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看法也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有人得知我有上述想法，说我是‘两箭齐发’，‘另搞一套’。”

　　经过反复考虑，张震决定给邓小平写信，汇报总后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1977年12月1日，他代表总后党委常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汇报总后揭批查运动的情况，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建议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对于这封信，邓小平很重视。12月2日上午，他就作了重要批示：“我已电话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他还将张震的信批转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阅（他们都圈阅同意）。为了不耽误工作，他还让秘书王瑞林打来电话，表示“先这样办”。

　　有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支持，更增添了张震做好工作的信心，他立即主持召开总后党委会，传达、学习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在他看来，“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批示，是把总后揭批‘四人帮’斗争引向深入的重要转折点。”

　　“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

　　那个时候，总后的领导班子不够健全。1977年夏天，邓小平曾同张震谈过加强总后领导班子，“说军委正在考虑政治委员的人选，其中一位是王平，想听听我的意见。”张震表示，服从军委的决定：“如果征求我的意见，王平同志能来更好一些。因为他政治上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作风民主，而且我俩共事多年，完全可以配合好。”（两人一起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张任院长，王任政治委员）

　　关于部长的人选，当时军委也在考虑。张震认为，庐山会议上受到牵连的洪学智，这时已经“解放”回京，是总后理想的部长。1977年8月下旬，他为此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经杨勇副总参谋长转呈。信中，他诚恳地表示：“洪学智同志到后勤工作是适宜的。他有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与以后后勤建设经验，建议军委予以考虑。”至于个人，他表示愿意“仍回武汉军区协助军区领导做部分军事工作”。在信中，他还对总后副职干部的调整提出了建议。后来，党中央和军委另有考虑：洪学智到国防工业办公室任主任。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平为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次年2月，中央军委又任命张震为总后的部长。在党内，王平任总后党委第一书记，张震为第二书记。

　　经过这次调整，总后领导班子的思想更加统一，领导力量明显加强。张震等决心要贯彻邓小平上述重要批示精神，在继续抓好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解决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遗留的问题，分清是非，团结同志，彻底摘掉总后“老大难”的帽子。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张震等先后召开了4次万人大会，广泛宣传要把林彪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要把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问题串在一起查。同时，他们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对那些与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干部，根据其问题大小、态度好坏，区别对待：有的停职审查；有的停止工作，交代问题；有的暂不参加党委领导。这样，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利于尽快把问题查清楚。

　　对于一些问题较多的单位，他们敢于扫除障碍，大胆解决问题。比如解放军总医院，由于它的特殊性，林彪、“四人帮”都曾竭力插手，成了“文革”中的“重灾区”，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他们派出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副政治委员，带领2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总医院，查清了个别人按照林彪一伙的旨意，利用医疗手段迫害高级干部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结果，总医院的揭批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快就改变了形势，工作面貌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揭批查运动中，张震等遇到的一个比较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处理总后领导班子内个别同志的问题。一方面，张震客观地指出：“这位同志在我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确有错误。”“当时，上面对他的问题看得比较重，说他的核心问题是一屁股坐在某人一边，并且不断催我们报材料。”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主张慎重行事：“根据掌握的情况，我认为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位同志的错误，既要严肃地进行批评、帮助，但又不能匆忙戴帽子、定调子，同时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干部。因而，我在总后工作期间，一直没有对他的问题作结论，经我审阅、上报的有关材料，也只是摆事实，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这样，上面曾严肃批评张震上送的材料：这是“披头散发”，看不出重点。可是，张震不为所动：“我总觉得，这样处理问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是对同志负责。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做对党的事业较为有利。”

　　由于“文革”中总后的情况比较复杂，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到的干部比较多，高达3000余人。对于这些干部的处理，张震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人，只要讲清了问题，吸取了教训，就及时予以解脱。到了运动后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只是极少数。另外，他们边清查、边调整，选拔了一批政治表现好、年富力强、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同志进入军、师两级领导班子。总后的揭批查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

　　“文革”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总后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有段时间，张震天天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的信件，天天都有来访的干部、群众。有时，他在大院里走着，突然就有人跪在面前，高声喊冤，申诉自己或亲人遭受迫害的情况。为了尽快为受迫害的同志平反，总后专门成立了甄别平反办公室，集中审理，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在总后党委领导下，总后所属单位分别给2754名干部、群众和113个假集团案平了反。

　　1978年11月22日，总后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与会人数达1.3万多人，大会由张震主持。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为李聚奎、洪学智、饶正锡、贺诚、汤平、彭嘉庆、李耀、李雪三、傅连璋等829人平反昭雪。遭受过迫害的同志悲喜交集、热泪盈眶，纷纷表示：是党给了自己第二次政治生命，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为后勤建设再立新功。

　　回顾总后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张震曾经说过：“事情过去20多年了，今天来看，这样处理问题比较稳妥，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同时，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端正了组织路线，激发了广大官兵献身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为我军后勤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总后搞揭批查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从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那么，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是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围绕这篇文章，党内出现了尖锐争论，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张震的关注：“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觉得它阐述的观点是对的。我认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不怕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和王平政委就此交换过看法，一致持赞成的态度，表示要出来讲话，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总后党委常委会议上，我们多次表明了这一立场。”

　　从当时总后机关、部队的思想状况看，有些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对实事求是地修正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观点，改正毛主席晚年所做的某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有些想不通，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于是，张震、王平在总后党委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针对干部队伍的上述思想状况，反复讲清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带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作风，做好工作。当时，这在全军大单位中是比较早的。因此，王平逝世后，在经军委审定的《王平同志生平》中，专门写上了这件事。在这件事上，张震同样也值得称道。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震被分在东北组。陈云也编在这个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12月4日的小组会上，张震再次谈了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认识：“我认为，我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对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要求他的每条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从来都是根据实际来决定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总是及时改变决心，修改计划，作出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决定。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发现自己的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时，也能够及时改变。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看到小组发言简报，邓小平称赞说：“张震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讨论”中，张震代表总后发出了正确的呼声，表明总后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

　　1980年1月，张震调任副总参谋长，一干就是5年；1985年4月，他受命创建国防大学，并当了7年校长；1992年10月，他又当选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当参谋、当助手”，又为人民军队拼搏了5年，并书写了个人军旅生涯的辉煌！

　　回顾自己军旅生涯的不断进步，张震这样说过：“在总后的近5年艰苦工作，使我应对、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为我进入战略决策层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