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开幕。6700平方米的展厅内，1170幅照片、2834件文物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追忆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蕴藏着伟大的民族力量。展览将抗战史浓缩为中国局部抗战、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日军暴行、东方主战场、得道多助、伟大胜利和铭记历史等8个部分。展览开幕以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观众38.3万余人次。

　　开栏语

　　搞一场阅兵，办一个展览，拍一部电影，出一本专著……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访谈，关注各种以纪念抗战为主题的展览和文艺作品，聚焦那些以传承抗战精神为己任的个人和团体，去看看那场结束于70年前的战争，在今人心里投下何种记忆，如何引发思考，又将怎样传递。

　　策展理念

　　展览最大特点是用史料说话

　　京华时报：您认为从形式上来说，在各种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和作品中，大型展览与其他形式的纪念，比如话剧、影视剧、书籍等相比，有何特点？优势何在？

　　李宗远：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社会各界推出很多纪念抗战胜利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展览是把文物、图片等真实的史料展示给观众，所有的照片、文物包括历史纪录片等都经过严格考证，给观众还原一段可触摸、能看到、能听到的历史。而话剧、电影、历史剧等都是艺术创作，经过加工，对历史的真实性或者说细节方面有可能用一些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但展览必须要忠实于历史，用史实来说话，因此有较强的震撼力。总之，展览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史料来说话，用史料印证历史。

　　京华时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从策划的角度跟以往有什么不同？有哪些新的理念？

　　李宗远：我们筹备这个展览非常艰苦，应该说这一次和抗战胜利60周年展有很大区别。首先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上来看待。过去我们展现的通常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奋起抗击。这次我们的视角有了很大改变，更能够凸显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次展览，我们突出三个新的观点：第一，中国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第二，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第三，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也是我们吸收最近十年来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

　　展品概况

　　文物数量是60周年展近3倍

　　京华时报：除了视野，本次展览还有哪些新特点？

　　李宗远：这次我们更多地把文物拿出来展示在观众面前，以史料来印证历史。开始我们希望展出3000件文物，因场地的原因，现在展出了2800多件，现在展出的文物只占我们馆藏文物的十分之一，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展览文物进行适量的调整、增加。这次的文物数量是60周年展览的近3倍，那次是900多件。上次展出的照片只有600多张，这次是1170张，翻了一倍。由于展品丰富，很多观众在展览开幕之后分几次来观展，一次看不完。

　　京华时报：展品数量翻番，布展难度是不是也大了很多？

　　李宗远：困难很多。比如大型文物的运输、入库就很困难。今年我们从四川征集到一个当时中国民众用来为盟军修建飞机场的石碾子，十多吨，运输非常困难，特别是进入宛平城的时候，折腾了大半夜。运进来之后，我们展厅地面的承受力不够，于是在展览当中就原样复制了一个。再比如今年上半年从东北征集到两门大炮，也是体量非常大，通过宛平城城门的时候，用吊车先吊到低矮的车上，然后再运进来。大型文物虽然运输困难，但很多观众看了以后说非常震撼，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

　　京华时报：在时间上有压力吗？

　　李宗远：时间上非常紧张。我们从去年9月开始筹备展览，筹备一个大型主题展非常复杂，基础设施的改造，展览大纲的确定，文物、版式、图片的确定，要层层把关，真正的布展时间也就一个多月，而且布展过程中还在不停修改。布展最紧张的时候我们24小时连轴转，开幕式之前我们全馆人员基本上就没有周六、日的休息，晚上12点下班很正常。

　　京华时报：布展过程虽然辛苦，展览面向社会推出以后引起很大反响，你们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

　　李宗远：确实是这样。社会各界观展之后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这次展览史料详实，能从小处看到大处。展览当中有一些文物虽然很小，但是能够看到背后大的历史。比如展品中有一张小小的钱粮券，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抚恤抗战烈士家属的。这个文物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为什么能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当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予所有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家属很优厚的待遇，尽管当时经济、物质条件并不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上战场。

　　布展思路

　　展览需要挖掘文物背后故事

　　京华时报：这次展览给观众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注意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使展览非常生动、吸引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注重故事的展陈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李宗远：我们过去就是简简单单地把文物拿到观众面前，没有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每一件文物都有感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改变了过去冷冰冰的展览方式，更好地服务观众。

　　我们在开始筹备展览的时候，就从展览大纲中遴选出100多个有故事的文物深入挖掘，最后形成56个故事。展览的八个部分中，每一个部分都有几个有亮点的故事。通过讲解员的讲解，让观众了解到有故事的文物背后更多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展览中有12封家书，包括赵一曼等烈士的家书。观众听了家书的故事，不仅仅能够直观感受到英雄人物的真实心情，还能了解家书怎么来的。再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们这次展示了20多个版本，抗战胜利60周年时展出了9个版本。如果只是简单陈列，观众只是简单看看。但是背景讲出来，意义就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这本书不仅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出版，在国统区也有出版，说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国统区正面战场的认可。还有英文版，上海租界的英文杂志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了。通过这样的讲解，观众就能够知道当时《论持久战》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文物征集

　　市场行为对文物征集有冲击

　　京华时报：展览面向公众开放以来，观众的参观热情非常高涨，您对这方面情况也是印象深刻吧？

　　李宗远：有很多观众看完展览之后非常激动，甚至无偿捐给我们文物。我接待过曾雍雅将军的亲属。抗日战争时期，曾将军先后参加了大龙华、冯家沟、黄土岭、蓟县、顺义、宝坻等地战斗和百团大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子女看了展览之后，到我们馆里来，主动把父亲在抗战时期用的藤条箱、手套等捐给我们，还有曾将军亲自撰写的他在抗战时期参加的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和战斗的经过。这样的热情很让我们感动。

　　从现在来看，抗战文物的征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说白了，市场行为冲击了我们的抗战文物征集工作。过去征集主要靠无偿捐赠，现在红色文物市场很火，有的文物价值非常高，他们能够主动无偿捐赠，会带动一批人，特别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家属把文物捐赠给我们，从而展示给更多人看。

　　京华时报：说到文物捐赠，展览开幕之后，抗战馆的工作人员也会上门去征收文物吗？

　　李宗远：是的。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我们会主动上门。有的捐赠者对于捐赠有一些要求，比如举行捐赠仪式，我们会上门去谈。

　　比如北京市政一公司职工赵陟昊，把他三叔赵振林的抗战阵亡将士通知书捐赠给了我们。赵振林是河北定县人，他是1941年11月入的伍，从耕作的田间就随部队走了。1942年8月12日在唐县岳烟战斗中牺牲，当时是二团一连战士，年仅23岁。这个通知书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写给赵振林的父亲赵老潘的。通知书上说：赵振林烈士参加抗战以来，英勇杀敌，迭著战功，实为民族英雄、军人模范。此次不幸在岳烟战斗中壮烈牺牲，本部深为哀悼，除妥为安葬，开会追悼，以慰英魂外，并造表抗战阵亡将士证明书呈报政府，请按照抗战阵亡将士抚恤条例酌情抚恤，本部谨向烈士家属吊唁慰问。

　　赵陟昊先生不忘烈士三叔的事迹，始终将这个通知书视为珍宝，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将证书捐赠给我们，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抗日战争中，一个个青年投身到抗击入侵者的行列中，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的精神。

　　未来计划

　　三维数字虚拟展下月将上线

　　京华时报：除了现场实物展览，未来利用新媒体宣传抗战精神方面将有哪些新的尝试？

　　李宗远：本次展览的中、日两种文字版式稿已经上到官网了，我们马上要上数字虚拟展览，就是三维立体的展览。观众通过网络可以详尽地看到每一件文物。这项工作花的时间比较长，一件文物光拍摄就要拍好多遍。三维数字虚拟展预计9月份上线。用手机看展览，我们也在开发。到目前为止，我们展览的网站点击率已经达到17万多次。

　　京华时报：今后一段时间，抗战馆还将开展哪些工作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弘扬抗战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李宗远：9月18日以及12月13日，我们都将举办专题展览。9月18日，我们将和黑龙江省党史研究室策划东北抗联展；12月13日将和吉林省档案馆共同举行侵华日军罪证展，主要是利用档案这样一个方式揭露日本的罪行。另外今年10月25日之前，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专题展览要对外开放。这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个展览，现在正在建设。

　　京华时报：通过这次展览的策划、布展，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心得体会？

　　李宗远：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得到一些启示，首先视野要宽阔，不能仅仅讲战争，要放在更大的视野之下看待中华民族这场伟大的民族抗战。第二个就是以史料来印证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有铁证来印证历史，来不得任何的虚假和马虎。每一张照片、每一件文物都要有严格的考证，否则容易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出错，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第三个就是要从参观者的角度来设计展览，我们现在也发现了，零散观众、家庭观众越来越多，这说明公众在节假日愿意走出家门到社会教育场所来接受社会教育，他们需要的肯定不是呆板的教育，这给我们提出了挑战。随着国家对抗战历史的高度重视，如何规划好抗战馆的发展我们也正在研究。

　　展览中的“中国故事”

　　走进抗战馆，很多前来观展的人都会被讲解员生动、详实的故事讲解吸引。秉承“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用故事讲述历史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众多中华儿女投身苏联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中。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

　　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德军的空战中屡建战功。

　　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先烈后代，年龄幼小，自告奋勇挖战壕，制造“莫洛托夫”燃烧瓶，生产军服和食品，伐木，挖土豆，在医院照料伤病员，许多人还每月都为前线战士献出430毫升鲜血。中国女记者胡济邦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为俄罗斯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中国人中，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

　　东史郎出版日记力证南京大屠杀

　　东史郎生于日本京都，25岁应召入伍，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还曾参加过天津、上海、徐州、武汉等地战斗和战役。

　　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东史郎幡然醒悟，站出来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和《手记》。同年12月，日本青木书店以东史郎日记为蓝本，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即著名的《东史郎日记》，这本书如实记录了东史郎在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间，随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入侵中国华中地区时的见闻，含有证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他以此书向中国人民谢罪，无情地揭露了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

　　日记出版后，东史郎面临着日本右翼的责问、恐吓和威胁，以及长达十几年的官司，他为维护历史真相和中日友好而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谅解，赢得了世界上主持正义与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重。

　　中国百姓营救美军飞行员遭报复

　　1942年4月18日，美国陆军航空队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领16架飞机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任务完成后，除了1架飞机降落在苏联境内，其余15架飞机降落在中国的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份，在此危急时刻，当地百姓齐心协力，成功协助64名美军飞行员脱险。

　　飞行队中的1号机、7号机、3号机分别落在昊天关、三门县海域和遂昌县，11号机在浙皖交界处山区坠毁。其中坠落在遂昌的3号机飞行员查尔斯欧·祖克被当地农民刘芳桥发现，身上受伤的他很难独立行走，刘芳桥不顾山路崎岖，道路艰险，扶一程背一程，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7点，走了30多里山路，将受伤飞行员送到安全地带。这仅仅是中国百姓营救盟军飞行员的一个例子。

　　中国百姓救助美军飞行员，却遭到侵华日军的疯狂报复。当年5月，日军对杜立特轰炸机队机组人员主要降落地点浙江、江西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使用了细菌武器。中国百姓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京华时报记者 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