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捍卫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凝聚成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无敌气概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

　　■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到了一起。抗战胜利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世界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的成果。

　　■ 全体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阶层的利益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它唤醒了民族自觉，形成了全民族共御外敌的铜墙铁壁，矗起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

　　■ 与国民党军按套路打仗治军不同，我军是按目的作战建军，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拒绝一切机械呆板或花拳绣腿。训练实战着眼于对付什么对手、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着眼于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简单直接，却实用有效。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自由独立的正义战争，是铲除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的殊死较量。在这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对手最凶残、牺牲最惨重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实现了伟大的民族觉醒，迸发出空前的团结抗敌巨大能量，展现出气贯长虹的抗战精神，终结了百年来列强侵华的历史。抗日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华民族由灾难深重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经验

　　中国抗日战争历时14年，经历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局部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持续到1937年7月，不但是中国抗战的开端，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帷幕。全国抗战从1937年7月7日开始，到1945年9月3日结束，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开辟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受降日军128万人。中国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人员伤亡达3500万以上，按照1937年的比价，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超过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体现出四个鲜明特点：一是全民性。抗战期间，中国有4.74亿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下，曾经内战不休的各派系军队捐弃前嫌、相继出动，投入对日作战；曾经政见对立的各党派，结成抗战同盟。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二是艰苦性。日军暴行灭绝人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10年独立苦撑战局，此后也主要是靠自身力量抗衡强敌。特别是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孤悬敌后，仅得到下拨军费约3000万法币，靠自力更生顽强坚持。中国抗战成为二战中最艰苦卓绝的战争。三是长期性。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中，中国是战争时间持续最长的国家。这是由战争双方国力、军力对比所决定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已经高度工业化，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两国、两军对决，日本意在速战速决，中国则体大力虚，必须充分发挥地广人多的优势，通过长期的战争熬垮敌人。四是国际性。在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局部抗战是阻击法西斯扩张的前哨战。在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与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大陆较量的主要战场，中国军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体力量。苏联、美国等国家先后派出军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参加了中国抗战。中国的抗战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过程最为曲折、胜利最为艰难的战争，是以弱胜强的典范，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唤起民族觉醒，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捍卫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凝聚成誓死不做亡国奴的无敌气概和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奠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共产党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却实行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则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内容，并躬身实践，在敌后战场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构建起进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中华民族从没有像抗战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如此广泛。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将人民群众抗战的自觉能动有效转化为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战争伟力，是人民战争真正的领导者。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抗战胜利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1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改变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状况，建立各党派同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国共合作抗战，但国民党始终摆脱不了反共灭共的阶级局限和独裁专制的思维桎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即使有条件地开放党禁，但排斥异己、限制民主，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实现全民族抗战的过程步履艰难。共产党展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表现出一个成熟政党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率先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从而解开了国共磨擦的死结，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为了民族大义，共产党坚定地承担起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确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帜下解决与国民党的矛盾磨擦，使国共关系即便出现皖南事变的重大危机也没有破裂，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各种抗战进步力量团结的轴心。没有共产党的倡导维护，就无法解决全国抗战力量的凝聚组合问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就不会形成。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扮演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

　　确定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双方都提出并实施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但国民党的战略是“持久消耗”，把战争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强调“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层层布防，力保要地，把取胜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美英等大国参战。共产党的战略则是持久制胜，将抗战过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并提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勾画出清晰的路线图。共产党把持久制胜的基点坚定地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实行人民战争、形成犬牙交错的长期而广大的战争状态之上。特别是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强调采取“熬”的战略，以党的一元化领导整合各种力量，在根据地实行“十大政策”，以人民战争的整体战抗衡敌人的“总力战”，不断壮大自身、削弱敌人，“熬”出胜利的条件。持久战是中国抗战的制胜要髓。正因为国共双方都坚持了持久战的指导方略，中国抗战才能够持久取胜。也因为双方在持久战的理解和实施上差异很大，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才会局面迥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创造两个战场战略格局，能动把握战争主动权。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争与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和正规战争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是中国抗战的显著特征，是日军在中国陷入泥沼而无法获胜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民党军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全国抗战前期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企图贡献很大。但国民党军作战机械呆板，硬拼实力，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组织起战略反攻，始终无法扭转正面战场的被动态势。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是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麻雀满天飞”，“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迅猛实施战略扩张，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形成了中国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从而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迫使日军陷入顾此失彼、两面作战的境地。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最多将其在华兵力的75%（不含关东军部队）和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要战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结成反法西斯国际同盟，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援。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全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准确预测到，新的世界大战将把许多国家卷入进去，抗日战争将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积极发表宣言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积极争取外国援助，与同盟国家重新构建起相对平等的关系，为抗战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把中国和世界各国联系到了一起。抗战胜利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世界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战斗的成果。

　　二、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日本侵略和中国反侵略的斗争，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地位至关重要，作用举足轻重。

　　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战略先驱。法西斯侵略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中国燃起，绝非偶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力、军力增强，野心不断膨胀，逐步形成了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其侵略扩张企图可以概括为：首先征服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以中国为基地，与德、意结盟，或南进同美、英等决战，或北上进攻苏联，进而占领亚太、瓜分世界。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在全球侵略扩张行动的第一个节点，中国进行的局部抗战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实施正面阻击，使法西斯破坏和平、践踏正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在反法西斯事业中，中国人民成为无畏的先行者，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中国抗战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战略支柱。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后，侵略扩张节节升级。欧美强国采取绥靖政策，使法西斯侵略气焰日益嚣张。20多个欧亚非国家和地区先后沦陷，连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也很快败降。而中国人民展开了气势恢弘的全国抗战，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进行英勇抗击，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到1938年10月，中日双方投入作战的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40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较量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不仅顶住了日本法西斯的进攻，而且始终屹立不倒，成为抗击法西斯进攻的战略支柱，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一面旗帜，极大地坚定了世界人民的信心。

　　中国在战胜法西斯的进程中与同盟国家形成了战略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国成为抗击法西斯在亚洲大陆侵略的主要战场，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证了同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持久抗战，遏止了日本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军队能够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两线作战，全力迎战德国法西斯，并在打败德国后从容转兵东进，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中国的持久抗战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南洋的南进步伐，致使日军作战行动受到极大制约，被迫背着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从而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会师中东和西伯利亚、称霸全球的战略图谋，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使得美英军队能够在太平洋战场集中兵力，稳住战线，进而转入反攻。而日本尽管把海空力量主力和陆军部分精锐部队先后调往太平洋战场，但始终不敢削弱在华兵力，即使在战争末期美军向本土步步逼近时，依旧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此外，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的战略需求，中国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直接支援盟军作战。

　　中国是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的大后方地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建立了众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并设立了联合情报搜集和整理机构。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中国在其他方面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一是积极倡导和推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二是积极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众多的朝鲜革命者和爱国志士在中国加入抗日武装，韩国流亡政府也在中国得到支持，中国还坚持将战后朝鲜的自由和独立内容写进了《开罗宣言》。其他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也曾得到中国的支持。三是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民族自决等建议，最终被写入《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弘扬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四句话不但准确阐释了抗战历史的内涵，揭示了抗战胜利的原因，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抗战的基准，而且完整地体现出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是我们传承抗战血脉、继承抗战传统的要义所在。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深刻体会蕴含其中的历史内涵，领悟激荡其间的意志气魄，激扬精神斗志，激发奋进力量，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弘扬抗战精神，强化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抗战是血与火铸就的壮丽史诗，抗战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卢沟桥事变后，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电铭志：将“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应战之际，准备无尽量损失，准备无尽量惨痛。性命财产悉置度外，则损失惨痛，有何不了。”抗日成为区分是否爱国的根本标准。全体中国人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阶层的利益在抗日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它唤醒了民族自觉，形成了全民族共御外敌的铜墙铁壁，矗立起一座爱国主义的丰碑。今天，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中，所要面对的是另一种血与火的考验，同样需要找到能够动员汇聚全民族力量的责任担当点和利益契合点。民族复兴，就是这样一个点。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目标追求，以此不断强化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地域中华儿女对民族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责任，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巩固民族大团结，就会为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撑。

　　弘扬抗战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能够成就这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是因为党在抗战期间走向了成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领导能力、实践能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政党，不但能想清楚事情，而且能干成事情，是抗战精神的模范践行者。能否想清楚事情，形成符合国情、民情、党情、军情的指导理论，为事业描绘出战略规划图和发展路线图，是检验一个政党领导能力的首要标准。抗战时期，我们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持久战的战争指导方略，形成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不但统一了全党思想，领导了敌后抗战，而且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自己的领导能力。能否干成事情，有办法、有力量把宏伟蓝图变成辉煌的事业，是检验一个政党实践能力的基本标准。抗战时期，开辟一个根据地，就能巩固发展，革故鼎新，使之成为抗战的基地和社会发展示范“新区”，展现出坚定的路线方针执行力、高度的组织纪律约束力、务实的政策策略把握力和卓越的开拓发展创造力。能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依靠人民发展事业、成就事业，是检验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根本标准，也是一个政党力量兴衰消长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也想协调好与民众的关系，但它始终凌驾于人民之上，把人民作为攫取的资源。我们党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与人民患难与共、血肉相连，把人民视为父母靠山和力量源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持抗战，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壮大发展，完全地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今天，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任。弘扬抗战精神，党应该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楷模和先行者，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坚强柱石。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征程中，加强党的建设和强化群众路线，必将为我们的事业添注巨大能量。

　　弘扬抗战精神，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弘扬抗战精神，对于军队来说，就是要聚焦强军目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标准，承担起捍卫国家民族利益、有效履行使命的神圣职责。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从总体上讲是两个时代的军队在进行两个时代的战争。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635万吨，而中国只有55.6万吨。日本拥有完备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动员体系，军队装备在当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国差距巨大，军队的装备是“万国牌”，主战装备几乎全部靠进口。此外，国民党军内部关系紧张、作战思想呆板、训练质量不高、兵员素质不佳等，也是造成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军在抗战时期，卓越完成了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使命，是展现抗战精神的模范。我军战斗力的塑造，不但有顽强的战斗精神支撑，而且有先进的作战思想、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有效的治军方略保障。与国民党军按套路打仗治军不同，我军是按目的作战建军，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胜利，拒绝一切机械呆板或花拳绣腿。训练实战着眼于对付什么对手、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着眼于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简单直接，却实用有效。新形势下，我军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凝神聚力，以破釜沉舟的气魄，攻坚克难，全面推进军队改革，实现强军目标，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弘扬抗战精神，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弘扬抗战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主要包括五个内容：一是彻底打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铲除法西斯主义生长的土壤；二是惩办战争罪犯，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惩恶扬善的道义准则；三是将侵略者掠夺的土地和权益物归原主；四是明确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瓦解西方列强殖民体系；五是创建联合国，确立集体安全的机制。这些胜利成果，体现着人类对战争悲剧的反思和对和平正义的追求，保证了战后世界整体和平与不断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都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石，一砖一瓦都动摇不得。

　　重温历史，纪念抗战，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向世界宣示我们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决心，宣示我们决不容许历史被肆意颠倒、侵略扩张重现的意志；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在明辨是非曲直和深刻反思历史中，与各国形成发展共存之道，与更多的国家形成认识共同点和利益交集点，把握战略主动权。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